文化

世俗的解放运动,为什么会招致带宗教性质的反扑?

曾梦龙 ·

在这本颇有新意的书中,迈克尔·沃尔泽提出了一种大胆的见解:由于民族解放运动醉心于世俗的抱负,忽视了传统的宗教和民族立场,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在解放斗争胜利数十年之后,这些强大的力量杀了回来,与解放运动纠缠。——伊恩·夏皮罗(耶鲁大学政治科学教授)

作者简介:

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当代美国最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荣休教授,曾在哈佛任教十年,担任过政治学学术杂志《异见》的共同主编,研究领域涵盖战争伦理、分配政治、政治义务、身份认同、政治哲学方法论、社会批评理论以及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等诸多方面,著有《正义诸领域》《论宽容》《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等。

译者简介:

赵宇哲 北京人,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律博士,北京工业大学法律系讲师。

书籍摘录:

前言

在本书中,我计划描述民族解放史中的一种反复出现,并且在我看来令人不安的模式。我将会讨论几个事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三个独立国家—— 1947 - 1948 年的印度和以色列,以及 1962 年的阿尔及利亚。我关注的是争取国家地位的世俗政治运动,以及大约二十五年之后,挑战这项成就的宗教运动。在第一章中,我会谈及这三场解放运动: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劳工犹太复国主义(Labor Zionism)和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简称FLN,以下简称“民解阵”),但我主要会讲“民解阵”。

我还会谈及古代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故事,因为我曾就此发表过一些文章,而这也是西方研究者在写到革命和民族解放时普遍参考的内容。如果这并非信史,那也算得上文学中最早有关一个民族从异族统治下获得解放的事例。在第二章中,我将通过自己最熟悉的事例——犹太复国主义及其创立的国家——来审视这种反复出现的模式。在第三章中,我将考察在观察这三个事例时的一种别样视角,一种主要得到马克思主义者支持的视角。在第四章中,我将提到另一种别样的视角,一种由印度的后殖民研究学者提出的视角。接下来,我将首先认真反思印度,然后反思以色列,以此来反思民族解放到底有没有前途。

我不会把自己将要描述的模式硬说成是普遍的,或在任何情况下都完全一样的。我遵循“在政治中每件事都与众不同”这句箴言,但是一些要素——事件、过程、运动和政权——与其他事类似,认真的比较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同异之处。我曾就自己的计划向朋友和同事们咨询,他们担心其间的差异很大,并让我注意那些与模式不符的例外。例如在印度,有人确切地告诉我,由于“民解阵”建立的国家具有威权主义的特征,阿尔及利亚是个例外——在本书中我接受了与之类似的立场。一些同事和本书最初的读者认为,因为犹太人的流亡,还有过去和现在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争斗,犹太复国主义是个例外。我准备讨论这些问题,但我的主要话题是民族解放本身,以及解放运动的内部关系。在本书中,读者们将会看到,贯穿于这三个事例中的相似之处非常明显。

我要重点强调一下:我的目标是理解,而非科学阐释。我决不认为由这三个事例所构成的模式表达了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万能法则,历史上和现在都有“法则”无法涵盖的事例。实际上,要是单独描述这三个事例,每个都能使我扼要的解释变得极为复杂。在介绍我的主要计划之后,我将说到一些使问题复杂化的情况。但我相信无论自己的解释多么简单,也对回答一个必要的问题有所帮助:民族解放到底怎么了?

至少在开始时,民族解放非常成功:三个民族确实从异族统治下得到了解放。然而与此同时,现存的国家并非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设想中的国家,而这些国家的道德/政治文化,亦即其内部生活,与发起这三场运动的人所盼望的完全不同。其中的一个差异是我分析的核心,我会不断回归其上:三场运动都是世俗的,而且旗帜鲜明地致力于一项世俗的事业,然而在这些运动所缔造的国家中,一种根植于原教旨主义宗教(这是一种不严格的说法)的政治非常得势。这三个不同的国家有着三种不同的宗教,但发展进程却惊人地相似:大概在独立之后二十到三十年,世俗国家受到了激进宗教运动的挑战。对解放的悖论而言,这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一个核心的特点。

伴随着不同的进程,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事例中。在 20 世纪中,世俗政治以两种截然不同的面目出现。第一种公然实行威权主义:俄罗斯的列宁(Lenin)和土耳其的阿塔图尔克(Atatürk)是最主要的代表;埃及的纳赛尔(Nasser)、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Baath Party)则是威权世俗主义后来的例子。阿尔及利亚“民解阵”也可以算在这里面,它在独立后立刻建立的国家里实行一党制,但就算这个政党,旋即为本应受其管控的军队所接管。但由于“民解阵”最初在形式上致力于民主,而且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士为此不懈努力,我选择将其与一贯更为民主的印度和以色列相提并论。我认为,民主和世俗化的结合对民族解放大业至关重要,它是将下文的这些运动称为“解放”运动的关键原因。更确切地说,这是我将它们与其他革命和民主主义运动区分开来的原因,尽管其他运动中后来有一些也受到了宗教的反革命挑战。

迈克尔·沃尔泽,来自:ias

本书中的三场民族解放运动都遭到宗教界(和后殖民时代的)批评者的抨击,他们攻击这些运动“西化”。这种指控确实成立。在一些很重要的方面,解放者效法欧洲的左翼政治。由于本人的政治观点也发端于此,所以我并不特别为这种批评所困扰。但它指向了民族解放悖论的另一面:解放斗士反抗帝国主义统治,而他们却和推行这种统治的人在同样的学校里上学,他们看待本民族的视角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谓的“东方主义”惊人地相近。这个词与“西化”一样含有贬义,不过“东方主义者”还有不少可取之处,当然他们也有一些不足。民族解放斗士与他们想要解放的民族之间的联系很成问题,这也是之后几章中我论证的核心所在。这就是我所要审视的“内部关系”,它非常有助于解释宗教的反革命。

我的第一个问题——民族解放到底怎么了?——将我们引向了另一个问题:世俗的民主左派到底怎么了?这才是更深层次的问题(也许我应称之为忧虑),它促使我写这本书。这个问题超越了我这里的三个事例,但我不想抽象地谈论这个问题。如果抽象的论证超过两三句话,我总会觉得难以为继。我想写得具体一些,印度、以色列和阿尔及利亚有效地展示出世俗左翼在政治霸权和文化重塑上面临的困境。可能还有其他生动的事例。

我甚至还可以在谈及美国时讨论这些困境,美国革命尽管不是民族解放斗争,但它生动地展示出致力于世俗化(与半民主)的信念。怀疑重要的世俗左翼力量是否曾存在于我国的读者,应该读一些我国的早期历史。最初的定居者和政治奠基者摆脱了——更准确地说是逐渐开始摆脱——旧世界的宗教势力。在我看来,他们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世俗国家。在简短的后记中,我会解释为什么代表着 20 世纪事例的悖论没有出现在 18 世纪的美国。这里的论证支持美国例外论,但我对此论证设有重要的限制条件。无论 18 世纪的美国人多么例外,我们现在可不那么例外了。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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