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白修德（1915—1986），本名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Harold White），美国记者。 1915 年生于波士顿，童年坎坷，以卖报为生；后入哈佛大学读书，师从汉学家费正清，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文化；毕业后任《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采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新闻报道，写出《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回国后连续进行了四届美国总统选举的报道，写出《美国总统的诞生》（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其中 1960 年跟踪记录约翰•肯尼迪参选直至获胜的报道使他获得了 1962 年普利策奖。 1986 年因癌症逝世于纽约。

书籍摘录：

观察者（节选）

时至今日，想起当初那个羽翼刚刚丰满就离开波士顿的哈佛毕业生，讲故事的人自己都忍不住要发笑。他就像要举起望远镜看东西，却因拿反了方向，什么都看不清一样。如今回忆起来，讲故事的人所见到的自己，就是一个戴着眼镜的愣头儿青，拿着一个手提箱，带着一台二手打字机，就打算去环游世界，还准备在环游世界后回到美国当个历史学教授—典型的年轻观察者。

这个年轻的观察者多年前就养成了记笔记和写日记的习惯，这个强迫症似的习惯还将继续保持下去；从波士顿到中国，他一头扎入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边走，一边快速记录着自己的所见所闻，而回顾他当时的日记也成了重构这段旅程的唯一方式。

观察者是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中长大的：犹太传统，和促使他踏上旅途的新英格兰高校传统。

在他 1938 年动身离开波士顿时，犹太传统还是他的第一条件反射。在此之前，他从未在自己知情的情况下，吃过龙虾、蛤蜊、猪肉、火腿等明显不符合犹太教饮食清规的食物。在与自己导师共进早餐时，他会悄悄将培根挪到蛋边上，藏到烤面包下。在宗教上，他是极端拘谨的犹太教徒，恪守着古老的社会传统。无论是他，还是在哈佛的其他犹太朋友，毕业前都未与女性有过性关系。在古老的犹太教传统中，婚前性行为是严令禁止的；亲吻已是婚前的最大尺度，超过即是犯戒。

他也是个波士顿人。波士顿就业指导中心 贝克法官基金会（ Judge Baker Foundation）曾对他母亲说过，她儿子聪慧伶俐，天资聪颖，未来最适合做电气工程师。自那时起，源自波士顿的善意就开始动摇他祖传血脉的根基。因为波士顿的善意，他得到了伯勒斯报童助学金，得到了哈佛的各种奖学金，并最终得到了谢尔顿旅行奖学金。如果创立这些机构的人，以及立遗嘱给予这些遗赠物的人，本就想要吸引有前途的年轻人为这个国家服务的话，观察者就是他们最成功的作品，经过他们的培养，观察者最终选择了有别于自己祖辈的道路。

在这段马不停蹄的旅途中，他的日记内容短短几周就发生了重大改变。起初，他的日记记录的都是个人琐事，内容基本只围绕这三个主题。首先是钱—客车车费、出租车消费、服务员小费、因酒店账单引发的争执。然后是性—他对性产生了丰富的幻想，一路上不断遇到陌生的人，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性幻想。最后是政治—一页又一页，这位业余的政治记者试图将在哈佛历史课上所学的东西套用到自己旅途的所见中。但在 1938 年秋至 1939 年冬期间所观察到的一切，当时的他并不理解，一切是他后来才想明白的。

他游历欧洲期间的日记都非常简短，对加深理解几乎毫无帮助。他亲眼所见的欧洲与他在报纸、教科书中读到的一模一样。刚刚发生的慕尼黑危机已火速终结，但1938 年10 月的伦敦仍在派发防毒面具，海德公园内还残留着新挖的防空战壕。巴黎美得一如布林顿教授描绘的那般；离开巴黎后，他去了自己祖先生活过的那片土地—巴勒斯坦。

当时，在那片还没有成为以色列的土地上，生活着大概 45 万犹太人。在那里，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关系紧张，剑拔弩张。他的哈佛友人 伊曼纽尔·拉贝斯（ Emmanuel Labes）是阿乌卡社团的一员，拉贝斯曾经是哈佛管弦乐队里才华横溢的年轻小提琴手，比他早一年来到巴勒斯坦。那一年的所见震惊了拉贝斯，令他做出了一生的抉择。他在一处定居点住了下来，以种植柑橘为生，丰收时节，他会将柑橘装箱，用马车运走；农活让他小提琴家的双手结满了厚茧，田地里的工作耗尽了他的精力，也让他瘦成了皮包骨头。但拉贝斯真正想要的是建立一个以色列，并正为此学习着使用枪支。

生活在巴勒斯坦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处于过度劳累和过度紧张的状态中，他们挥舞工具，在布满嶙峋乱石的干燥土地上劈砍，开辟能够耕种的田地。他们吃的是去壳谷粒和粗磨面包，学的是蔬菜水果的种植方法，但所有人都秉持着同一个信念，是这个信念将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随时可以为了这个信念而战。第一批抵达者率先占据了基布兹外围的山顶，经验告诉他们，必须先占据高地，正如哈里斯上校在指导自己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学员时所教的那样。有一天，年轻的政治观察者到乡间散步，走了4英里远，在返回定居点的路上，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愤怒；当地人因他的出现而焦虑，这是他们向他发出的警告。他们可能误以为他是阿拉伯人，手无寸铁的犹太人如果一个人上街，一旦遇到阿拉伯人，是会被对方杀掉的。对于这个仇恨的旋涡，英国人选择漠然旁观，英国在这里驻扎了 16000 人的卫戍部队，其中，虽然排犹的是极少数，但亲阿拉伯的是绝大多数。阿拉伯人的滥杀令他们烦恼，但让他们更烦恼的还是聚居在他们帝国这个沉寂角落的不安定因子—犹太人。一位年轻的英国官员直接对这位哈佛观察者说道：“你们这些犹太人就是该死的麻烦。”

在这位观察者看来，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已足够写成一篇可用好几周的报道了—至少在寄到温希普先生手里时，还有新闻价值，能让他考虑把这篇报道印刷到《波士顿环球报》上。事实证明，温希普后来确实买下了白修德的这篇报道，这也是他第一篇有自己署名的登报文章，只是当时的他并不知道。数月之后，他到了香港，这才收到了《波士顿环球报》寄来的剪报和一张 8 美元的支票。 8 美元对当时的他来说很重要，但那个剪报的意义更大。有了这个剪报，他就算有了凭证，在上海时，就能声称自己是《波士顿环球报》的远东通讯记者，剪报的这一作用是温希普没有料到的。

接着，白修德在巴勒斯坦搭上了挪威人（Norwegian）船运公司的货轮“塔恩”（Tarn）号，开始了前往亚洲的旅途。这艘货轮不是直达亚洲的，中途停靠多次，其间的每一段航程都以生动的例子证明了老师曾在课堂中讲述过的所有关于西方帝国主义的知识。从地图上看，这艘货轮停靠的每一个点，都是大英帝国领土的地标。当时的大英帝国正是殖民地最广的全盛时期，不过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苏丹港。亚丁。科伦坡。新加坡。在某个地方，也许是在殖民地行政部门，一定有人对殖民地港口进行了模块化设计；这些港口都有着简单但统一的混凝土码头，通往码头区的单线铁路线，以及码头区内负责装卸货物的起重机。

不过，这些码头还是带有各自所在地区的特色的：苏丹的货物是运到非洲，亚丁的货物是运到阿拉伯，锡兰的货物是运给泰米尔人，码头上一起卸货的泰米尔人背上都披散着黑色的长发。锡兰的货物是茶。夜晚的客运码头上，闪烁的蓝色霓虹灯广告牌上写着“锡兰好茶”。新加坡的货物是运到中国。这艘货轮沿途停靠的每一个地方，都属英国管辖。在新加坡时，观察者去了一家邮局，他老老实实地排队寄信，没有注意到自己与中国人、马来人、印度人排在一列。突然，一位白人女士将他从队列中拉了出来，严厉地说：“白人直接到队列前面去。”那种感觉就像他过去在美国南部，被抓住坐到了公交车后面一样。这艘货轮所停靠的每一个港口，都围绕在亚洲边缘，在这些地方，白人可以理所当然、昂首阔步地插队到最前面，面对这些，“本地人”选择屈服。

当时被帝国主义控制的上海是东方的巴黎，一如教科书中的预测。观察者把上海作为大本营，待了好几个月，并轮番使用自己哈佛谢尔顿奖学金获得者与《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的身份。其间，他还去过天津和北京；去过日军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都在下午举行，每次军方发言人都会声称在中国的战争已经结束，帝国军队正在肃清残敌。观察者不择手段、厚颜无耻地博得了日军发言人的好感，并成功说服他，给身为《波士顿环球报》特派记者的自己发放了进入中国东北的通行证。在以上海为大本营进行观察活动的头几个月里，他并不是一直留在上海的，他经常搭乘各种陆上交通工具往返于上海和其他地方之间。

上海是可以找到工作的地方。30 年代，许多美国记者都厌倦了在美国的报道工作，他们被口口相传的巴黎故事或上海故事所吸引。在这两个城市，英语报社会雇用不知名且居无定所的新闻人，比如 艾瑞克·赛佛瑞德（ Eric Sevareid）或埃德加·斯诺。因此，许许多多经验丰富的美国记者都进了上海唯一的三家英语报社，赚取微薄的辛苦钱。

观察者有时会漫无目的地四处走走看看；有时会宅在自己位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招待所的房间内，咚咚咚地埋首打字；有时会硬挤进并不欢迎他的办公室，寻求记者、作者、文书、勤杂员的工作。不过，在位于中国边缘的上海待了两个月后，他就知道，回波士顿当教授已经不是他想要的了，他想要留在中国。这是一座充斥着怪物与传教士，光与笑，恶棍与花园的城市，他或走，或搭乘公交，或者奢侈一把，坐坐黄包车，在城内四处游走，四处观察，发现了它的某些独一无二之处。在这个被白人统治的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绝望之深，是会令波士顿穷孩子都觉得匪夷所思的，而其上层阶级寻欢之堕落，则是会令波士顿精英阶层都觉不可思议的。

1843 年，英国在上海建立了通商口岸。1939 年，上海在名义上已经成为中国的最大城市，但实际上连城市都算不上。300 万中国人生活在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的管辖之下，说白了，就是生活在英、美、日领事当局的管辖之下。邻近的法租界则由傲慢的法国人独立管辖。生活在上海的中国人根本没有人权，他们的法律、法庭、警察都是远隔重洋的异国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上海是个开放的城市—卡巴莱歌舞表演、鸦片烟馆、妓院、血巷、码头区、流氓，什么都有。观察者去过妓院，但从未碰过女人。夜里，他会和其他无业的新闻记者喝酒。这座城市带有伤痛，他强烈感受到了这股针刺般的痛楚；因此，在 1972 年以前，留在观察者记忆中的上海都是带有痛楚的罪恶之城。后来，观察者陪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访华，再度来到这座城市，这时的他才意识到，旧上海的魅力并非源自它灰褐色的建筑，著名外滩的庞大建筑群以及空中轮廓线，而是源自那消失已久的骄奢淫逸与无言悲伤的鲜明对比。

观察者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第一次想要停止观察的那一天。那一天他都在参观上海工厂。当时根本没人关心中国工人，尤其是中国的富人们；作为城市最高统治者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因为自身道德上的某种本能驱使，还是让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出台了一套名义上的工厂检验系统。丹麦人克里斯·波耶森（ Chris Bojessen）是一个年轻的检验员，他痛恨自己的工作，这份工作丝毫调动不起他的热情。波耶森希望获得别人的关注，因此亲自带这个年轻的政治观察者走了一遍他一天的工作流程，希望白修德可以就此写一篇报道。

他们一起参观工厂，在一家玻璃热水瓶工厂中，他发现工人都是10岁、11 岁的小男孩；他们穿着木底鞋，沉重的步子踩在破碎的玻璃瓶上，这些玻璃碎片会被他们倒进大缸中，融化再利用。接着，他们去了一家纺织厂，波耶森用足尖指了指水道旁的工厂垃圾堆，里面丢着捆竹席，竹席中裹的是一个小女孩的尸体，女孩生前在这里做工；每晚都会有两三捆这样的竹席，被一起丢到垃圾堆里。下一站是一家缫丝厂，厂内温度非常高，做工的都是六七岁的小女孩，她们的任务就是整日站在水缸边，缸内是蒸汽腾腾的开水，用来分解蚕茧的；她们必须把蚕茧上脱离下的丝线从水中捞出，挂到小钩上。这份工作很简单，任何孩子都能做，但是，当波耶森带观察者经过这条生产线，并将小女工的手从水缸中缓缓拉出时，观察者才发现，她们的每一只手，手掌连接手指的关节都在腐烂中。她们的皮肤上满是水泡，皮开肉绽，湿疹处已经化脓。波耶森说，这些孩子是从农村买来的，都活不久；她们的结局会像纺织厂里的小女工一样，被裹在竹席中，像垃圾一样运走。观察者认为这件事足以写一篇报道，但写好后并没人买账，就连《波士顿环球报》都拒绝采用他的这篇报道。

这时的观察者动摇了，不想再当一个四处游走的观察者，根据其日记记载，此刻的他决定要以革命者、游击队队员、鼓动者或其他随便什么身份，亲自投身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去。在上海的短短几个月中，他见到的最激进的团体是由一群 托洛茨基主义者（Trotskyite）组成的，成员都是白人，异乡来的漂泊者；他几乎是刚加入就被他们踢了出来；这个团体中最令观察者钦佩的那人告诉他：“怀特，别装了，你就是个该死的社会主义者。”

此路不通，他又换了一条—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事件无疑是日本对中国人民，对蒋介石国民政府发动的战争。蒋介石政府所在地位于中国内陆，深藏在群山峡谷之后，与上海一西一东，相距甚远。这场战争与西班牙反佛朗哥叛乱之战一样，都属于反法西斯阵线的组成部分。观察者与蒋介石政府代表取得了联系，主动提出要帮助蒋介石政府。但他身上的钱所剩无几，无法在上海久留。按照原计划他应该返回波士顿，但他想要先看看中国腹地是怎样的情况。

观察者买了从上海到河内的英国客轮船票。他计划从河内搭乘法国铁路公司的火车前往昆明；到昆明后，也许能找到去山城重庆的办法。重庆正是蒋介石的藏身之地。到重庆后，他无法久留，必须赶在谢尔顿旅行奖学金花光前，尽快返回波士顿。

他买了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的二等舱船票离开上海，同船的有一些英国未授衔官员的妻子们，她们乘船从大英帝国的一个边远基地，沿着帝国领土的边缘，前往另一个边远基地。船上没有三等舱：只有苦力舱，所谓的苦力舱就是睡甲板。但他很开心能住在二等舱，与那些朴实无华的富态英国妇人成为旅伴。他喜欢她们的原因很简单，她们恨希特勒。其中一位军人之妻说：“他就是个政治激进分子。”她的政治主张不明确，但对自己的国家百分之百忠诚。她们热爱英国。“我们热爱自己的国王和王后，热爱我们国家的王室。”另一人解释道，仿佛在坚称自己对上帝虔诚的宗教信仰一样。坚定的妇人，有着不可动摇的忠诚，加深了观察者对英国的喜爱，这份喜爱持续了很多年，直到有一天，英国亲自终结了它。是这些单纯妇人的丈夫成就了英国的伟大，但此时的英国人却开始瞧不起这些女性，在观察者看来，这样的英国已经不再伟大了。

题图为白修德，来自：alchet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