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布隆伯格出了新书,讲述了他治理纽约环境的体会
为了满足世界日益扩大的能源需求,科学界、商界及政府需要共同努力。《城市的品格》这本书展示出迈克尔·布隆伯格对这种合作的必要性有着独到的体会。——比尔·盖茨
作者简介:
迈克尔·布隆伯格:彭博有限合伙企业创始人、慈善家、联合国城市与气候变化问题特使、三度出任纽约市长。
布隆伯格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哈佛商学院,他于 1981 年创立了彭博资讯公司,专门为金融服务业提供实时数据和分析。今天,彭博有限合伙企业已经成长为一家跨国公司,在全球 73 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员工超过 19000 人。
布隆伯格在 2001 年“911”恐怖袭击发生不到两个月后当选纽约市长。在他的领导下, 纽约市迅速进行重建并焕发了勃勃生机。他领导的市政府将纽约的高中毕业率提高了 40% ,犯罪率降低了 1/3 ,使纽约市的碳排放减少了近 20% ,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了 3 年。
卡尔·波普:领导环保运动多年,曾经担任塞拉俱乐部执行主任与主席。如今他是 Inside Straight Strategies 公司的首席顾问,关注领域为可持续性与经济发展间的联系。同时他担任布隆伯格的资深气候顾问。他是蓝绿联盟(BlueGreen Alliance)以及美国选举(America Votes)的创始人,并且在加州环保选民联盟(California League of Conservation Voters)与国家清洁空气联盟(National Clean Air Coalition)的董事会担任董事。他曾出版过3本著作,并定期为《彭博视点》与《赫芬顿邮报》撰稿。
书籍摘录:
第二章:“纽约规划”(节选)
要办事,找市长。
加拿大蒙特利尔市长丹尼斯·科戴尔
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环保主义者。我不穿勃肯鞋,不吃格兰诺拉麦片,没有拥抱大树的习惯,不会在推土机前躺倒,不反对转基因,也不会因为濒危的斑点猫头鹰而失眠。我无意禁止压裂技术 (只要操作安全就行),不会阻止 Keystone 输油管线项目 (就算没有这个项目,石油也会从其他渠道运来),而且我支持核能。我的职业生涯基本都在与金融打交道,我们公司开发的技术正被全球的交易员、金融家和高管(至少是有眼光的那些人)广泛使用。我这样的人怎么成了反对气候变化的斗士?
答案很简单:拯救生命,改善生活。
2001 年,我当选纽约市长。当时还没人专注于环保这项事业。恐怖分子两个月前摧毁了世贸中心,整个城市仍处在悲痛中。许多人猜测企业和民众将纷纷逃离,这座城市的犯罪率会重新高企。重振纽约的士气与经济,让悲观者的言论不攻自破,是我当时最重要的任务。
我理解大家为什么担忧纽约会重新面临混乱与衰退。我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 1966 年搬到纽约,当时纽约正陷入混乱的漩涡:犯罪与毒品泛滥,到处都是废弃建筑,基础设施不堪重负,街道脏乱,地铁上满是涂鸦,大批制造业工人失业,种族冲突恶化,空气污染严重。时任市长约翰·林赛喜欢开玩笑:“看不见的空气,不是值得信任的空气。”那时中产阶级的梦想就是逃离混乱,迁往郊区。许多人确实这么做了。
上世纪 70 年代,纽约人口减少了 10% 。这不是纽约独有的现象,全美许多城市都经历了工作岗位与人才的大失血。城市的工厂纷纷关停,留下恶化的环境,土壤和水都受到了严重污染。当时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拯救城市,而是城市值不值得被拯救。许多人都说不值得。
但世纪之交的到来,掀起了新一波的城市复兴。纽约等城市开始令年轻人神往——大城市对每代年轻人都有着同样的吸引力:文化、社区、餐饮和工作机会,这些都在步行或公共交通可达的范围内触手可及。城市前所未有地成为了创新、多元化与发现探索的中心。这也是为什么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半数的人生活在城市里。预计到 2050 年,全球 3/4 的人口都将居住在城市。人们用脚投票,城市的受欢迎度遥遥领先。
城市化有诸多好处,但我直到成为市长才意识到它至关重要的一个好处:城市才是拯救地球的关键。
这个关键事实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城市与自然看似水火不容。但实际上,个人为遏制气候变化做贡献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居住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为什么?因为大多数城市居民的公寓面积都低于美国住宅的平均面积,城市住宅供暖制冷的能耗也更低。城市居民更少开车,因为他们可以选择走路、骑车或者搭乘公共交通出行。因此,纽约居民的人均碳足迹只有美国平均水平的 1/3 。
但人口密度不是我做上述论断的唯一原因,另外 3 个原因也很重要:
首先,亚特兰大市长卡西姆·里德曾经说过:“城市处在气候变化的前线——改变来自城市。”从排放和环境破坏的角度来说,确实如此。气候变化的主要问题都源自城市,城市排放了全球约 70% 的温室气体,光从数字上看,城市居民就比农村居民背负了更大的全球变暖责任,而他们付出的代价也更大。向空气中喷吐有毒物质的发电厂或许建在城外,但用电的却是城市居民,因此城市的用电量决定了发电厂的排放量。
排放也给城市带来了更大的风险(我会在之后详述),因为多数城市都建在沿海地区,海平面上升或者风暴升级会让这些城市不堪一击。作为气候变化的主要推动者,城市必须带头遏制这一变化。同时,作为气候变化最有可能的受害者,城市也有最充分的动机。
其次,几乎所有市长都比国家层面的立法者少一些意识形态考量,多一些务实。因为市长是民众福祉最直接的责任人。他们需要解决问题,提供基础性的公共服务。如果肮脏空气引发儿童哮喘,民众会呼吁市长采取行动,而不是去找他们的女众议员或参议员。只要市长能提升社区的生活质量,大家不会关心这位市长到底属于哪个党派。纽约前市长菲奥雷洛·亨利·拉瓜迪亚说过:“清理街道这种事情没有什么共和党、民主党之分。”
其三,市长都知道遏制气候变化能促进经济增长。各国政府一直认为遏制气候变化是有成本的,那就是会导致经济放缓,不同之处只在于某些国家的立法者乐意付出这个成本,其他则不然。而市长们则有着不同的角度,因为他们承担的责任不同。国会议员们要花很多时间争论,如何对各州及城市上缴给联邦政府的资金进行再分配。而市长们要对收支精打细算,考虑如何提供服务,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那么他们自然会问:做什么投资可以更好地吸引人才和企业?提供什么服务才能使我们在留住创业者、大学毕业生和民众上保持优势?
市长们之所以更重视气候变化,一个原因是城市发展模式的进化。过去,城市经济发展依赖于留住各种企业,并通过刺激措施吸引新企业进驻。但在21世纪,企业流动性更强,全球联系更紧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全新且更为高效的城市发展模式:城市应该首要关注如何吸引人。这就触发了城市之间的竞争——哪座城市的学校最好、街道最安全、公园最大、公共交通最发达、空气最清洁?如果你的孩子因为城市空气差患了哮喘,成为医院的常客,而周边的城市有更清洁的空气,你或许就会打电话给市长:“再不解决这个问题,你将失去我的选票。”
我常说纽约出现了一种现象:人才吸引资本比资本吸引人才的效果要好得多。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都是如此。人们想要更健康、更宜居的社区环境,人往何处去,企业投资就会紧随而至。
2015 年,当北京市宣布将关停城区内最后四座大型燃煤发电厂时,我并不感到惊讶:肮脏的空气是一座城市商业环境的沉重负债。北京这些发电厂带来的边际经济效益,早已为它们的净成本所抵消:城市居民健康状况恶化,外商投资因此流失等等。肮脏的空气使北京难以吸引专业人才,以及需要人才的企业。
在北京之前,早有城市为了经济或公众健康开始减排。本世纪城市治理的巨变之一,在于市长们开始认识到,要吸引私有机构投资就要先保护公众健康,而遏制气候变化又是公众健康的前提。为什么?因为空气污染威胁公众健康,而最大的空气污染源恰恰也是造成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的最大来源。
世界医学会前会长德纳·汉森,将气候变化称为“全球健康的重大挑战,它或将超越已知的主要疾病,成为 21 世纪最大的致死和致病因素”。他表示:“世界人口的健康必须成为气候变化讨论的核心话题,而非可有可无的事后考量。”他说得太对了。越来越多的市长,无论党派,都正将它列为工作计划的核心。
我担任市长时,把气候与健康、经济联系起来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们进行了一项审慎的研究,它源于一个数字: 100 万。 2005 年,纽约城市规划部门的人口专家预测,到 2030 年,纽约市人口会在 2000 年的基础上增加 100 万——把亚特兰大和迈阿密的居民都迁往纽约,也达不到这么大的增量。纽约人口已破新高,人群已经太过密集,我们的大部分基础设施已是一个世纪前的老古董了。我们要如何应对这新增的 100 万人口?
不要误会。这是个甜蜜的负担——每位市长都求之不得。城市不是静态的,不扩张就会走向衰亡。纽约从“9·11事件”中恢复的速度与势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我们不断创造就业,吸引企业与人才。纽约增加 100 万人口也将有利于整个地球,因为他们如果不去纽约,就会住更大的房子,更频繁地开车。但人口增长确实会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我们不难设想最糟糕的局面:漫长的交通堵塞,拥挤不堪的公交和火车,停车场排起长龙,电网超负荷运转,供排水系统不堪重负。
这些挑战的背后,是日益迫切的全球变暖威胁。
站在时报广场的中央,你很容易忘记纽约是沿海城市,有长达 520 英里的海岸线。除了布朗克斯区外,其他区不是海岛,就是海岛的一部分,就连布朗克斯区也是三面环水。整座城市依海港而建,也就是说,纽约不仅要接纳额外的 100 万人口,还需要应对可能更为猛烈的风暴与洪水,这都源于极地冰层的融化与海平面上升。因此,当国会还在无休止地争论全球变暖是否科学,并忽视城市的基础设施需求时,我们已经开始重新设想 21 世纪的纽约蓝图。
题图来自: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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