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Fredrik Logevall）：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劳伦斯·D.贝尔弗教授(the Laurence D.Belfer Professor)，同时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和历史系任职。他有 9 部作品，本书获普利策图书奖。弗雷德里克的随笔和评论文章经常被刊登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以及《政治家》《每日野兽》《外交事务》上。他出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曾是美国对外关系历史学家协会主席，以及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及美国历史学家协会成员。弗雷德里克现住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

译者简介：

詹涓，武汉大学传播学硕士毕业后任职多家媒体，负责编译及审校工作。业余主要从事二战和战后历史著作翻译。

书籍摘录：

序幕  一个在巴黎的越南人（节选）

一

1919 年 6 月，各国领袖齐聚巴黎，要在“一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后重建和平。此时，一位来自越南的年轻人意欲向他们呈递一份题为“越南人民之诉求”的请愿书。他特别希望能接触到伍德罗·威尔逊，这位美国总统此次站在了巴黎的舞台中央，而且他的“十四点和平原则”貌似是在呼吁各国人民都能享有民族自决权。请愿书这样写道：“所有被统治的民族都心怀希望，渴望通过一场文明对抗野蛮的斗争，迎来一个公正与正义的新时代。”随后，请愿书向统治越南的法国提出了八项主张，其中包括越南可以选举代表参加法国议会，越南人民享有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越南人可以自由移民和出国旅游，以及建立法制取代政令。这封请愿书的署名为“阮爱国，代表全越南爱国人士”。

为了争取到更大机会赢得威尔逊的垂青，阮爱国为了这个场合特地租了件晨礼服，但他最终也没能靠近美国总统或者其他任何一位主要领导人半步。这位年轻人身材瘦弱，长着一双锐利的黑眼睛，他那并不起眼的身影被淹没在一群来自亚洲和非洲，同样也渴望见到美国总统的民族主义代表中。威尔逊也许一直都没看到过这份请愿书，他自然也没有做出回复。在一战期间，威尔逊建立了自己广泛而普适性的原则框架，但很显然，在谈及民族自决时，他主要考虑的是欧洲——尤其是由战败的德国和奥匈帝国所组成的中央同盟国统治着的那些国家。如果说他即便没有明确排除非欧洲国家拥有的自治权，那么他也没有指望在这样一场和会中解决殖民主义问题——那些在战争中自行涌现的问题除外。威尔逊显然相信，殖民地的人民或许可以实现独立，但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在没有得到“文明”政权监护的情况下实现，这些政权可以让殖民地国家为自治做好准备。

有一个组织倒确实注意到了阮爱国的诉求，那就是法国的秘密警察部门安全总局（Sureté Générale）。他们很快开始盯梢，查抄他写的信件和文章，并向河内的殖民地管理署索要他的资料。这个神秘的煽动者是何许人也？他的名字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印度支那人前往法国的入境记录中？到了那年秋天，一幅画卷才慢慢成形。他出生于多山的义安（Nghe An）省，那里位于越南中北部，拥有狭长的海岸线，不过他显然在外国生活了好几年，多数时候住在伦敦。在巴黎的各个不同的越南人团体中，他交游甚广——当中既有知识分子，也有工人和曾应征入伍的军人——而且看来在这群人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他还与那些前来巴黎向列强游说民族独立的爱尔兰人和朝鲜民族主义者保持着联系。为了谋生，他做过照片修图师，但凡交给他的兼职新闻撰稿的活儿他都会做。安全总局的官员不知道他的确切年龄，但估计他约莫 30 岁。自 1920 年年初起，他们就开始盯上了他在戈布兰街 6 号楼的公寓——地处一个安静、周围全是住宅楼的死胡同，位于巴黎西南的第 13 区。

几乎没人知道，这个行踪飘忽、身无分文的文人日后将成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家之一，而且将比在 1919 年对他不屑一顾的政客要人们更加著名。他将领导着自己的人民抗击两个——而不是一个——西方强国，先是法国，接着是美国，这场斗争持续了三十年，导致上百万人丧生。他的名字后来也不再是阮爱国（热爱祖国），而是胡志明（志在启明）。

二

胡志明了解的仅仅是那个受到法国统治的越南，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1919 年时，他仍是个年轻人。相比荷兰在东印度，或者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法国在地球的这一边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帝国主义者，它在胡志明出生的几年前才刚刚获得了对越南完全的殖民统治。法国人最初涉足越南要早得多——早在 17 世纪中叶，巴黎就已经在越南建立传教和贸易组织——但直到 1850 年，法国才以保护越南天主教徒为名开始征服该国。到 1884 年，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殖民统治，且很快又将邻近的柬埔寨和老挝据为己有，这便是印度支那下属的各国。

被派往殖民地服役的年轻法国人要经历一次漫长的旅程。全程约为 13700 公里，而且到达那里也许要花上数周时间，沿路在像塞得港、亚丁和新加坡这样的地方歇脚。在最终来到越南（按法国人的说法，这里叫安南）的时候，一些人很快便适应了，而一些人则没有，但无论如何，都有很大一部分人被眼前无与伦比的生物多样性惊得目瞪口呆。哪怕只涉足这个国家的一小部分土地，对他们来说也足够新奇了——广袤的三角洲、被侵蚀的石灰岩山顶之奇景、海岸森林的沙丘地貌、斑驳的森林以及如同热带草原般的原野。很多人在家书中生动地讲述了这里的动植物，以及生平从未见过的无数物种。不少人说起了这片土地纯粹的色彩——它的稻田、草地、棕榈树、生着绿色椭圆形叶子的橡胶树、远处山间的松林——无一不是绿意盎然，一眼望不到边。他们也写到了这里的气候带来的挑战：在台风季节雨下个没完没了（在后来的战争中这也给他们造成了巨大影响），而在旱季里又酷热难当。

从一开始，驱动法国殖民政策的动力便是利益的诱惑。商业利益相关者和政府官员寻求通过开发越南的自然资源，为宗主国法国所生产的商品打开新的市场，实现经济收益。就这一方面而言，越南在理论上提供了进军庞大的中国市场的入口，拥有特殊的吸引力。

然而，殖民地的作用不仅仅是抵御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变迁，还是奠定军事实力、显赫地位和国家安全的潜在资源。人们辩称，东南亚的殖民主义事业将增强法国的实力，提高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声望。它还能防止劲敌——尤其是英国——来这个区域搅和。交趾支那特使团在1857年指出：“此次远征的政治意义源于驱使西方国家进入远东的环境力量。当英国、荷兰、西班牙，甚至俄国都已经在该区域站稳脚跟时，难道我们还要两手空空？”由于此时英国已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支配地位，法国的领导人将注意力转到了南边，他们看中了南海边的越南海岸。用 1865 年马赛商会（Marseille Chamber of Commerce）的话来说，目标是“令西贡成为法国的新加坡”。

不过，在面对法国本土民众时，官员们又换了一套说辞。他们声称法国从事的是一项高尚的“教化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是向亚洲和非洲的“原始人”传播现代文明的光辉，正如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他 1899 年写成的著名诗作中所说的那样，这恰恰是“白人的负担”。在更早时，这种观点往往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将上帝的训诫带给异教徒——但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法国殖民主义的教化使命被用更世俗的语言来表达：商业的发展将使得亚洲社会融入全球市场，这不仅会引领亚洲在经济上取得发展，还能催生一个建立在民选政府、法治和个人自由基础上的现代社会。

然而，敏锐的观察者们很快就会发现，在这些目标之间存在着矛盾。“教化使命”这个用作宣传的目标，与为了宗主国的利益开发殖民地经济资源的实际目标之间，是存在冲突的。这就导致殖民地政府永远不愿意扶持开发印度支那本土的制造业和商业部门，因为这可能会跟从法国进口的制造类商品发生正面竞争。也因此，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工业化进程始终未能出现。而且巴黎方面也不可能真心倡导在印度支那建立民主体制，因为说到底这样的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希望宣布独立。在印度支那，首先出现的民选政治实体是大城市的市政局和地区一级的委员会，但这些组织缺乏实质上的决策权，而且主要由欧洲人以及愿意在殖民主义体系内运作的当地士绅组成。在印度，当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Congress Party）应运而生，民族主义者可以部分地通过宪法主张独立时，印度支那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胡志明和他的同人只能被迫走上革命之路。

与此同时，有关教化使命的信息仍不断受到宣扬，甚至连一些殖民地官员在私下里都会热切地谈论它，他们相信自己真的给印度支那人民带来了现代化和文明，尽管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另外一回事。法国殖民政策核心的这种歧义一直没能根除；最终，是它导致整个事业彻底崩盘。

还有一个问题对未来同样有着不祥的预兆，那就是越南被分割成了三个单独的区域：位于南部的正式殖民地交趾支那（南圻）；位于中部的“保护国”安南（中圻）；以及位于北部的东京（北圻）。这样的分隔导致行政安排上出现了混乱，不过事实上它倒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复杂，因为安南和北圻实质上同样是殖民地。从1887年起，巴黎任命了一位“法属印度支那联盟”（French Indochinese Union）总督，他在位于河内的总督府中统治着越南的这三个区域以及老挝和柬埔寨，成为当地唯一的统治者。

不过，越南这三个区域的发展程度并不一致，部分原因在于其地形特点。面积约为 12.7 万平方英里（约合 329 万平方公里，大致是加利福尼亚州面积的四分之三，或者比日本略小）的越南，形状像个外形圆润的沙漏，这令法国的管理者大为苦恼；更要命的是，越南两个人口最稠密的三角洲分别位于南北两端，中间隔了大约 1100 公里，由一片狭长的、最窄处仅有 48 公里宽的区域相连。自然资源贫瘠的安南和北圻几乎没有吸引到法国的直接经济渗透，从一开始就处在殖民体系的外围。相比之下，交趾支那经受了密集的经济开发和文化转型。号称拥有热带气候和肥沃土壤的交趾支那成为法国资本主义在越南的主要根据地，也是移居越南的法国公民最常见的落脚地。很多人在富饶的湄公河三角洲落脚，湍流不息的湄公河奔流到此汇入海时，冲刷出了一片细长的平原，三角洲就是在这片冲积平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趾支那的首府和商业中心西贡渐渐有了“远东明珠”和“东方巴黎”的美名。

在早期，印度支那总督将大量精力用于开发经济，运用了各类直接和间接的赋税政策来筹集建设资金。这些赋税给当地以农民为主的民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导致怨声载道，但它确实带来可观的成绩：建成了一条公路和一片铁路网；开发了橡胶种植园（其中很多沿柬埔寨边界分布）和矿场；建成的灌溉系统极大地增加了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可耕种的稻田的面积；抗击了疟疾疫情；修建了医院和学校；在河内创办了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和一所大学。

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越南就涌现出了一个以西贡为中心的富足的中产阶层，其财富建立在经商和出租田地上。这部分人对法国的文化和体制渐生好感，他们开始学着跟法国垦殖者，也即所谓的“colons”吃同样的食物，穿同样的衣服。（有时候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并不仅仅是崇拜之情：他们希望这样一来，就能在文化层面上跟法国垦殖者平起平坐。）但他们常常遭到法国垦殖者的鄙视，而且他们之中很多人痛恨在经济上由欧洲人独揽大局、在政治上本土民众缺乏真正自主权的现状。虽然如此，但当这些越南人鼓吹增加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利益时，他们通常只能在法国殖民制度的框架内这样做。

其他人则没有受到这样的限制。从 20 世纪的头十年开始，殖民制度就受到了第一代民族主义者的挑战，而他们恰恰是部分地受到了法国强加的教育体制的启发，因为当局希望用法国的学说和模式取代儒家思想。其中一些学说起码对殖民事业是没什么好处的。伏尔泰对暴政的谴责，卢梭对人民主权思想的热情拥抱，以及维克多·雨果对自由的倡导和对工人起义的坚决捍卫，使得一些越南人对知识充满了渴求。在法兰西帝国的其他地方也处处可见这样的一类人：亲法反帝国主义者。这些早期民族主义者还深受 1904 ~ 1905 年日俄战争日本胜利的鼓舞，这场胜利决定性地证明了亚洲人也能战胜欧洲强国。

到了 1907 年，警觉的殖民地军事官员开始上报说，在本土军队中出现了“革命和颠覆理论”，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流亡领袖——其中有不少暂居日本——开始向祖国源源不断地输送反法小册子和诗歌。与此同时，在殖民地的监狱里，肮脏的环境和人满为患的牢房也令民族主义者的怒意更甚。法国当局一度镇压住了越南的骚乱，而且在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们相当笃定，在印度支那只留下了 2500 名来自欧洲的军事人员。

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这场带有重要殖民主义因素的国际角力将成为遍及亚洲和非洲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催化剂。数十万中国人、越南人、印度人和非洲人在西方前线作战，光是在法国前线就有大约 20 万人在浴血奋战。新一代越南人期盼能从这场巨大的牺牲中得到一些回报，而在听到感伤的帝国主义赞美不同肤色和信仰的人共同参与战争，目的是为了挽救“不朽的法兰西”时，他们根本没有被打动。这批越南人尤其希望靠法国当局在印度支那实施改良主义政策，大力加强当地自治。此外，他们也受到了在这场国际战争中涌现出的几种强大势力的鼓舞：威尔逊主义，它许诺的是民族自决权；初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它支持和引导了遍及全球的共产主义者，倡导反帝国主义理念；以及孙中山在中国创建的国民党，它鼓吹的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原文如此）这三重信息。

题图来自：goodfreepho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