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施韦泽,为巴赫写了本传记
这是一本经典名著——两位伟人,一位是音乐家,另一位是哲学家和宗教学家,他们代表了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人文传统,而后者研究前者,其心得远远超过一般水平。译者也是学问渊博的年轻学者,精通音乐和文学,相得益彰。此书值得精读。——李欧梵(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作者简介:
阿尔伯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德裔法籍哲学家、神学家、音乐学家、医生、人道主义者。他是一位了不起的通才,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思想。 1913 年赴非洲,从事医疗援助工作,直到去世。 1952 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书籍摘录:
自序(节选)
施韦泽(A. Schweitzer)
初识巴赫的众赞歌前奏曲时,我 10 岁。在许多个礼拜六晚上,阿尔萨斯地区米尔豪森(Mülhausen)史蒂芬教堂的管风琴师欧根·明希把我带到他为礼拜天的礼拜做准备的管风琴旁,在这里,我深受撼动,聆听着庄严而古老(可惜时下已被翻修过)的瓦尔克(Walcker)乐器奏出的神秘之音,它们消匿沉寂在幽暗的教堂里。
在我写作有关众赞歌前奏曲章节的过程中,这些最初艺术印象的回忆,始终充盈心间。有些语句浑然自现,仿佛这些思绪和话语无须经我之手,便自成一章。于是我意识到,原来自己只是在重复记忆中的表达和图像,正是透过这些记忆,我的管风琴启蒙老师令我得窥巴赫的堂奥。
我的感激之情已无法对他言说。他英年早逝,离绝于他的家人、朋友和祖国。
13 年以来,我有幸作为管风琴师,在圣·威廉教堂的巴赫演出中效力于明希先生的胞弟——斯特拉斯堡的恩斯特·明希(Ernst Münch)教授。在他的指挥下,我为那 60 首康塔塔伴奏。本书中论及声乐部分的章节,得益于与他的合作,他大概是目前在世的最为卓越的巴赫指挥家。我深知,本书所表达的认识和经验,来自于我们在美好而神圣的难忘时光里共同的探索和实践。而这些认识和经验,又会在合唱和管弦乐队的热忱和奉献、在礼拜听众的疑神静听中,不断新生。
本书无意于史学研究,而是期待成为一部审美实践性的作品。我对一切历史问题的表述——一如现今或未来每个书写巴赫的人——都基于施皮塔(Spitta)的卓越成果,这一点毋庸讳言。写作本书的每一页,我都感觉自己是他的学生。
我的书写旨在促使音乐爱好者独立地去思考巴赫艺术作品的本质和精神,以及演奏它们的最佳方式。而我首要关注的,则是尽量平实与畅晓地书写,以使非专业人士也能走近巴赫。
第九章 相貌、天性和品格(节选)
在面对生活的烦恼和灵魂的困顿时,巴赫总显得不近情理。他易怒、固执,总以为他是对的,这种性情着实难以掩盖和得到宽恕。但至少我们可以辩解说,原本他也是个随和的人,不爱与人斤斤计较。但只要他怒气一来,无论多琐碎的事他都会小题大做。
巴赫就是这样,总是疑心周围的人要占他便宜。在相安无事的时候,巴赫却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所有证据皆表明,在日常生活中,他不但非常和蔼、谦卑,还特别正直,不能容忍任何不公。巴赫的公正无私有口皆碑。在别人请他去解决与管风琴相关的事务时,他的性格更是表露无疑。处理这类问题时,他务实严谨,没有任何瑕疵能逃过他锐利的目光。无论是为挑选管风琴师的考试当评委,还是去验收新落成的管风琴,巴赫都一丝不苟,实事求是。正如福克尔说,因为这样的性格,巴赫从未在这些交往中收获友谊,还难免与人结下梁子。
比如说, 1729 年,年轻的沙伊贝(Scheibe)和戈尔纳等人一起竞争圣托马斯的管风琴师职位,他并未因他父亲是这座管风琴的修建者以及巴赫的老友而占到一丝便宜。巴赫最终选择了戈尔纳——尽管两人之前有过多次不快,尽管巴赫也觉得这个家伙过分高傲。沙伊贝一辈子对这两个人恨之入骨。在 1737 年汉堡的《音乐批评》中有一篇非常有趣的巴赫评论文章,记载了沙伊贝的愤恨。此文刺痛了巴赫,但他和老沙伊贝的交情并没有受到影响;在文章发表后,他仍旧坚持己见,欣然表示自己并没有挑错人。
巴赫不仅公正,还十分仁慈。如果他在验收管风琴时得知,修建管风琴所得到的报酬远远不及工匠所付出的辛劳——从事这种工作一般都利润微薄,有时甚至入不敷出——他会毫不犹豫地帮他们向教会提请加薪,而且他的请求一般都会得到应允。时至今日,我们的管风琴验收者们仍保留着巴赫留下的光荣传统,他们设法游说教会和信众,说明多付些钱的必要性,只有这样工匠们才能过活,这项伟大的艺术才得以葆有生机;同时,也不能总让工匠接受一个最低的价格。
只要巴赫能够胜任的宗教仪式,他从不拒绝。当他的学生要找乐职时,他也事必躬亲。他从不介意用极其谦卑的赋辞向教会当局写信,帮助他的学生们。
除了无处不在的善心,巴赫的中肯朴实亦值得赞赏。当面对那些傲慢的上级时,巴赫不免会冒犯他们,因为他不会让对方得到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他的谦卑并非伪善,并不会刻意夸夸其谈,把话说得天花乱坠,也不会把上级捧到天上。他的谦卑是中肯、理智和有益的,这归因于他对别人有着客观清醒的判断。即便是写信给国王们,他也保持应有的尊严。在写给他的领主的请愿信中,尽管不乏那个时代特有的谦敬文辞,但在这些客套话背后,他坚毅的自尊清晰可见。从字里行间我们便可感受到:“鄙人约·塞·巴赫,仍有向君主请求此事的权利。”在与《音乐的奉献》一同呈送腓特烈大帝的文件中,又是另一番腔调。尽管巴赫在信中对最尊贵的王权表现出应有的虔敬,却是用与国王平起平坐的姿态行文。除了一些必要的恳挚言辞,信中是这样写的:“巴赫以为,若是他能出版一部以陛下创作的旋律为主题的作品,将会为大王的名声添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近乎苛刻地审查学生们的作品,但也尽可能地给予必要的褒奖。他从不对别的音乐家提任何意见,尽管在艺术上少有人比他更成功;他也极其不愿意聆听别人的意见。福克尔说,他从不主动提及他与路易·马尔尚(Louis Marchand)在音乐上的较量,不过那场胜利的细节却是众所周知。马尔尚(1669—1732)是居住在凡尔赛的宫廷御用管风琴师,同时也挂名在巴黎的几所教堂任管风琴师。 1717 年,因不满他的主子而移居德国。在德累斯顿的宫廷里,他优雅的演奏风格博得君主的好感,后者许诺聘用他。宫廷乐队的指挥瓦鲁米埃(Volumier)提出让这个法国人与巴赫比试艺术。
据福克尔说,国王亲自下诏传唤巴赫入宫,诏书中清楚表明请他到德累斯顿的目的。在此之前,巴赫曾到过宫里,他极有可能听过这个艺术家的演奏,并从中借鉴其技巧。正是在那个时候,巴赫在德累斯顿的音乐家朋友——他们并不喜欢这个不可一世,贪慕虚荣的马尔尚——把这个家伙说成是对巴赫构成威胁的对手。巴赫于是写信给马尔尚,说他已经准备好了,弹奏的曲目任其挑选,同样,马尔尚也要弹奏巴赫为他挑选的曲目。看热闹的人总不怕事大,比试的地点定在公使弗莱明伯爵的府邸。比试的评委、受邀的观众和巴赫本人都如期而至,只有马尔尚未到。大伙派人去找他,才发现此人已在当天早上仓促逃离。因此,巴赫只能独自“比试”,这使他得到大伙一致的赞誉。奇怪的是巴赫这一回并没有收到任何宫廷赠予的奖品或奖金。福克尔断言,国王确实计划奖赏巴赫 100 块路易金币,但巴赫并未收到,估计是宫廷的办事员中饱私囊。
每当有人问到巴赫如何经营他的艺术使其日臻完美时,巴赫总回答说:“我总不懈努力,只争朝夕;任何人能够如我这般用功,也必能做到。”
在和那些妄自菲薄的音乐家较劲时,巴赫也尽可能保持温婉友善,从不表现得自己棋高一着。 1730 年的一天,布伦瑞克的管风琴师胡勒布施(Heinrich Lorenz Hurlebusch)拜访巴赫,他并非前来聆听巴赫,而是请巴赫听他弹奏古钢琴(Clavichord)。据福克尔说,巴赫盛情款待了他,尽管他弹得稀松平常,巴赫还是耐心地听完他的演奏。当他离开时,他送了一套自己的奏鸣曲集给巴赫几个年龄稍大的儿子,还语重心长地劝谕他们要用功研习(要知道这些孩子学的完全是另外一套东西!);巴赫只是笑笑,对客人表现出应有的大度。
福克尔特别描述了巴赫如何的谦逊有礼,他是从巴赫的孩子们那里得到这些细节的。他们认为福克尔有必要对父亲的品格特质多加强调。正如他们的父亲生前也不断与流言抗争那样,他们希望击碎那些流言蜚语,还父亲一个清白(démenti)。与此同时,福克尔也表示那些关于巴赫的传说经常口径不一,彼此矛盾;据说巴赫有时喜欢乔装成一名潦倒的乡村教师,跑到教堂里去请求管风琴师让他弹上一曲,得意地等待着信众们惊讶的欢呼,或者听管风琴师惊恐地叫道“如果这个不是巴赫,那我一定是见鬼了。”
与其说巴赫为人谦逊友善,不如说这只是那个时代艺术家交往的基本风尚。我们可以在一份题献给巴赫的作品中找到例证。佐尔格(Georg Andreas Sorge),“罗伊斯伯爵和鲁本斯泰因的御用管风琴师和当地的市镇管风琴师”,执意要把自己一些不成熟的古钢琴和管风琴作品献给“一切古钢琴和管风琴演奏者之王”,尽管他并不是巴赫的学生。在献辞中,他热情赞誉巴赫“和蔼友善的可敬品格、真挚朴实的邻人之爱与无上崇高的音乐禀赋完美结合,相得益彰”。
从巴赫对亨德尔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他总不惜一切代价去追寻喜欢的东西,且无半点功利之心。他终究没能和这位与他同时代的大师碰上一面,这并非他的错。当时在英国的亨德尔曾三次回到自己的老家——哈勒。第一次是 1719 年,当时巴赫已到科腾,离哈勒只有区区 4 英里。巴赫当即动身前去拜访这位著名的大音乐家,当他赶到哈勒时亨德尔已经离开。当亨德尔 1729 年第二次到巴赫的老家哈勒时,那时巴赫在莱比锡,还碰巧身体不适。他派长子威廉送去诚挚的邀请函,想将亨德尔请到莱比锡。后者为不能成行而惋惜。当亨德尔第三次来到哈勒时,巴赫已离开人世,一辈子未能结识亨德尔,这令巴赫十分懊恼。他如此渴望结识亨德尔,当然不是为了和他一较高下。在德国这种较量时常发生,因为人们总愿意比较两个艺术家孰高孰低,非得分出胜负。
尽管大家都认为巴赫应该在管风琴上更胜一筹,但巴赫的意愿并不是通过和他较量来获得名气,而是真心想向他学习。在巴赫心目中亨德尔的地位有多高?——他曾在妻子的协助下手抄了一份亨德尔的受难曲,可想而知,他一定演出过。那些巴赫亲手搜集的,来自其他音乐家的作品抄本,就是巴赫虚心向学的最好证明。很长一段时间里,巴赫把自己看作是别的音乐家的学生,他弄到手的抄本分别来自帕莱斯特里那(Palestrina),菲斯科巴尔迪(Frescobaldi),洛蒂(Lotti),卡尔达拉(Caldara),路德维希·巴赫以及伯恩哈德·巴赫(Ludwig and Bernhard Bach),泰勒曼(Telemann),凯泽(Keiser),格林尼(Grigny),迪厄帕(Dieupart)等等,不胜枚举。有时我们不禁心生疑问,一个对艺术如此苛刻的人,何以能够耐得住性子,不断地抄写翻印别人的作品?他竟然能把泰勒曼的全部康塔塔都复制下来,这实在难以理喻。不过,这些人都是公认的大师:巴赫尊敬他们,希望将他们的作品发扬光大。
试问当今有哪位作曲家,能够不胜烦扰,完整抄下《马太受难曲》,仅为了滋养后人,造福子孙?
题图为阿尔伯特·施韦泽,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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