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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全球化?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想探讨这个问题
彼得·辛格也许是在世的最具争议的哲学家,也肯定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纽约客》
作者简介: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澳大利亚、美国哲学家, 1946 年生于墨尔本,被誉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毕业于剑桥大学哲学系,曾任国际伦理学学会主席,是世界动物保护运动的倡导者。现任普林斯顿大学生命伦理学教授和墨尔本大学荣誉教授。其代表著作《动物解放》自 1975 年出版以来,被翻译成 20 多种文字,在几十个国家发行,英文版再版多达 26 次。
书籍摘录:
该优先考虑我们的同胞吗?
请考虑全球化的两个层面:第一,生活在阿富汗、伊拉克或也门的人,有能力将死亡和恐惧突如其来地带往纽约、伦敦、马德里、巴黎和悉尼;第二,发电厂、汽车甚至还有牛群排放的温室气 体。前者留下了令人难以磨灭的图景,全世界的人都能通过电视屏 幕看到;后者导致地球气候产生了变化,但只有通过科学手段才能检测。然而,两者却共同揭示了我们现在已经身处同一个世界,而且汽车排放带来的那些十分不明显的变化,正在杀死更多的人,其 数量远远多于恐怖分子明目张胆杀的人。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虽然科学家们收集到越来越多的证据, 证明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会危及数亿甚至数十亿人的生命,但各国 领导人却一直难以达成一致的方案,实现充分减排,避免这种严重的气候风险演变成毁灭性的气候灾难——虽然这样一份协议明显符合全世界的整体利益。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的阐述中看到的,就连 2015 年达成的《巴黎协定》(Paris Climate Agreement)也仅仅是杯水车薪。
从小布什身上我们能再好不过地看出,人们是多么缺乏必要的全球视角。在造成气候变化的问题上,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的排 放量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但作为该国总统,小布什却声称,“我们绝不会做任何伤害我国经济的事,因为美国人民才是重中之重。”
这一说法绝不唐突,而是表达了众多政治领袖眼中天经地义的伦理观点。小布什的父亲,即老布什总统,也曾在 1992 年召开于里约热内卢的地球高峰会议(Earth Summit)上说过大致相同的话。当时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要求老布什将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资源过度消耗问题——列入议程,但老布什却说,“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容置喙。”意思就是说,这种生活方式容不得讨论,即便这种生活方式长此以往将会导致数百万人因日益难测的天气状况而死亡;即便长此以往,随着海平面上升和区域性洪涝,将会有数千万人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地。
但是,将美国人的利益摆在首位的,绝非只有这两届布什政府。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讨论是否应当干涉波斯尼亚,阻止塞尔维亚人针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种族清洗”行动时,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时任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曾正面引用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言论,声称全部巴尔干人民都不如他一个士兵的骨头重要。不过,俾斯麦说这句话的目的,绝不是要去干涉巴尔干,阻止反人类的罪行。作为德意志帝国的宰相,俾斯麦认定他的国家应当遵从国家自身的利益。把此人的言论当作反对人道主义干涉的论据,就等于要回归 19 世纪的强权政治,而无视这种政治模式曾在 20 世纪上半叶引发的血腥战争,也忽略了 20 世纪下半叶的人们为了奠定和平、遏止反人类罪行而做出的种种努力。
在科索沃,尽管克林顿政府所奉行的“美国人生命绝对优先” 的政策并不妨碍保护科索沃人的干涉行动,但是干涉行动仅仅限制在采用空袭手段上。这一战略相当成功:北约(NATO)的部队没有任何人员伤亡,仅有约 300 名科索沃人、 209 名塞尔维亚人和 3 名中国人遇难。 2014 年至今,在所谓的 “伊斯兰国”(ISIS)威胁要踏平伊拉克后,贝拉克·奥巴马总统也采用了类似“仅限空袭”的战略来应对。该战略同样避免了美国人的伤亡,但是正如伊万·伊兰德(Ivan Eland)指出的那样,“如果美国仅仅采取空袭战术,那么 ISIS 就会躲藏到城市里去。美国如果想将这个组织从角落中赶出来,消灭其爪牙,就只能被迫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
在评论美国靠空袭保护科索沃人民的问题时,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写道:“如果一个道德准则允许 100 万无辜异族平民沦为赤贫,理由只是你不愿意自己的哪怕一个职业军人去冒任何生命危险,那么这种道德准则就是邪恶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派出“地面部队”就总是对的: 2003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就曾引发了地区性的混乱, ISIS 由此而崛起。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者的估计,以战前状况测算,此次行动还导致了 65.4 万多名伊拉克人死于非命。无论如何,加顿艾什的评论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伦理问题:一国的政治领导人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将自身角 色定位为仅限于促进本国公民的利益,而又应在多大程度上关心全世界所有人的福祉?
关于这点,正如加顿艾什所指出的一个强有力的伦理主张那样:领导人将本国公民的利益置于绝对优先地位,是一种错误的行为。某个无辜人类的生命价值,并不会因其国籍而有所区别。然而,也许有人会说,“人人有权接受平等考量”这一抽象的伦理观念,并不足以规定政治领导人的义务。正如我们的观念中,父母应当优先考虑其子女而非陌生人的利益一样,任何人如果做到了美国总统的职位,他就成了一个特定角色:有义务保障和促进美国人的利益。 其他国家有自己的领导人,因而也应该为了他们各自同胞的利益而承担类似的角色。世上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而且只要情形一直如此,就必须有主权国家,因此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也必须优先考虑本国公民的利益。除非大部分选民突然变成了某种前所未见的利他 主义者,否则西方民主制度将会无法正常运转。美国选民不会选择 一个在他们自身的利益与伊拉克人或阿富汗人的利益之间不分轻重的总统。政治领导人都会认为,他们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优先考虑本国公民的利益,并且在上述论证中,他们这么做是正当合理的。
恐怖主义怎样弱化国家主权?
2001 年针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恐怖袭击的后果则以一种迥然不同的方式凸显出我们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对国家主权的理解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在一百多年前的 1914 年夏天,也有一场恐怖主义行动震惊了世界:一名来自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在萨拉热窝刺杀了奥地利皇储弗朗茨·费迪南大公及其妻子。暴行发生后,奥匈帝国立即向塞尔维亚发出了最后通牒,并举证说明这名刺客接受了“黑手社”(Black Hand)提供的训练和武装,而黑手社乃是由塞尔维亚军情首脑所领导的一个秘密组织。黑手社得到了塞尔维亚政府人员的纵容、支持,后者为刺杀计 划的 7 名嫌疑人安排了进入波斯尼亚的安全入境通道。因此,奥匈帝国在最后通牒中要求塞尔维亚人将嫌疑人员绳之以法,并要求允许奥匈帝国的官员查阅相关文件,以确保能够彻底追责。
尽管有清晰的证据表明——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证据极为确凿——有塞尔维亚官员卷入了这桩罪行,但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提 出的最后通牒却遭到了俄、法、英和美等国的广泛谴责。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称其为“我所见过的一个国家向另外一个独立国家发出的最可怕的文件”。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关于“一战”的官方历史文献则少了一些外交措辞,批判这一通牒为“一份恶毒的文件,纯属无端的指控和专横的要求”。许多研究“一战”起源的历史学家都曾指责过奥匈帝国的这份通牒,认为它提出的要求超过了一个主权国家能向另一个主权 国家要求的合理限度。他们甚至还补充说,在塞尔维亚虽非全部但 至少部分接受了奥匈帝国的诸多要求之后,奥匈帝国依然拒绝谈判,这进一步证明了,奥匈帝国及其背后支持者德国只是想要一个发动对塞尔维亚战争的借口。所以,它们必须为发动战争并导致 900 万人死亡一事承担应有的罪责。
现在,请回想 2001 年由当时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Al-Qaeda)策划的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对此事件的回应。
相比 1914 年针对塞尔维亚的那些要求,布什政府 2001 年向阿富汗政府提出的要求并不逊色。(主要区别在于,奥匈帝国坚决要求镇压心怀敌意的民族主义宣传,因为当时言论自由还不是当时的工人的人权。不过,由于美国本国宪法对言论自由提供了强力保护,所以,美国很 难要求塔利班去做这种在美国国内违宪之事。)然而,美国的这些要 求不但没有被指责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而且得到许多国家的一致赞同,认为它们正当合理、无可非议。 2001 年 9 月 11 日之后,小布什总统在各种演讲和新闻发布会上宣称,他不会区分恐怖主义者和庇护恐怖主义者的政权。没有任何一个大使、外交部长或驻联合国代表对这一说法进行谴责,批判其为针对其他主权国家的“恶毒” 主张或“专横”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 2001 年 9 月 28 日的决议,清晰无误地认可了小布什的这一主张。
看起来,各国领导人默认了这样一种观点:一个国家对任何其他国家都负有一种责任—— 必须镇压本国境内的某些活动,以免他们在别国境内制造恐怖主义袭击,如果此国不这么做,那么对其发动战争将是合理的。这可以 表明当今世界在通往全球共同体的道路上到底走了多远。当初波斯 尼亚的塞尔维亚阴谋分子要接近他们的行刺目标,只需悄悄越过塞 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边境,而如今的恐怖主义却不再是地方性乃至 区域性的了。驾驶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基地”组织恐怖分子跨越的距离要远得多(大多数都是沙特阿拉伯人),而 ISIS 则一直在互联网上兜售恐怖主义,并煽动其追随者在自己居住的国家内部发动袭击。同样, 2015 年发生的叙利亚内战,也已经成为整个欧洲的问题,因为难民进入希腊后继续向欧洲其他地区进发。
就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前,联合国的一个专门小组曾在报告中指出,即便世上的富人对于穷人没有任何利他主义的关怀,出于自利,他们也应该帮助后者:
在地球村内,他人的贫困很快就会变成我们自己的问题:产品缺 少市场、非法移民、污染、传染性疾病、缺乏安全保障、狂热主义、恐怖主义。
因此,恐怖主义、大规模跨国迁徙和互联网三者相互结合, 已经以一种全新而又令人恐惧的方式将我们的世界变成了一个一体化的共同体。对我们构成潜在威胁的活动,不仅来自我们的邻居,也可能来自世界上那些极为偏远的国家里的偏僻无比的山沟住民,因此,后者也应成为我们的关注对象。我们需要将刑法的边界延伸到那里,需要拥有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且不必对整个国家发动战争的手段。为此,我们需要一个可靠的全球性刑事司法体制,令正义不必沦为国家之间意见不合的牺牲品。我们还需要一种意识——尽管要形成这种意识更是难上加难——即我们确实属于一个共同体,我们这群人不但应该承认“不能彼此杀害”这一禁令的效力,而且也应该承认“应当彼此帮助”这一义务的约束力。这也许仍然无法阻止狂热分子实施自杀行动,但将有助于孤立他们、减少他们所能获得的支持。就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之后仅仅两周,美国国会的保守派议员就放弃了对于支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 5.82 亿美元会费的反对意见,这并非偶然。很明显,当美国想要吁请全世界帮其消灭恐怖主义时,再也无法延续那个骇人的 9 月清晨来临之前的老办法,再也不能继续蔑视全球共同体的规则。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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