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7 月，《大明宫词》剧本再版，封面整面印上了当年的剧照，是 17 年前的周迅和归亚蕾。

2000 年初，《大明宫词》还没播出，编辑刘稚就争取到要出版《大明宫词》的剧本。因为它的台词很不一样，有莎士比亚的味道。

这种认识存在误解。郑重说：“很多人说这个台词是莎士比亚的，其实不是。莎士比亚的原文用词是很简单的，只是翻译过来后有了另一种文体。”

郑重是《大明宫词》的编剧。他和王要一起写出了《大明宫词》，之后还有《橘子红了》和《恋爱中的宝贝》。

刘稚回忆，当初这两人就是“小孩子”。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作者都是很老的，但第一次见他们，两个长头发，穿得特潮，既漂亮又有才华，看起来就跟希腊神话里神的儿子一样。

最早是郑重跟李少红推荐自己的电影剧本《龙蚊》。因为那时的中国电影在特技上根本无法完成它。这事就搁置了。

后来，李少红又说给他看一个东西，《大明宫词》的原剧本，是由《蓝色妖姬》的编剧桂雨清写的。郑重看了觉得这是个机会。本来是改写原剧本，但最后写出来的《大明宫词》完全不是原来那个样子。

郑重跟李少红说他能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李少红不相信，说你写不了，你根本就不知道一个四十集的电视剧意味着什么。郑重还是说：“我能写。”

李少红就让他坐那儿写他怎么构想这部剧。过了两小时，郑重给出了大纲。之后再做修改，后来《大明宫词》的整个结构——太平公主和她的三任丈夫的爱情——就是在那一天定下来的。

那个大纲的思路受了翻译文学的启发，就是那些年从国外翻译过来的名篇名著。郑重觉得西方文学的方式很适合写宫廷。自然地，也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历史的方式。

郑重找到了王要，当时还有一个人， 3 个年轻人一起来写这个剧。刘稚说，因为害怕他们贪玩，李少红中间一段时间还把他们弄到大理，试图让他们封闭工作。就在这个期间，第三个人退出，只剩下了郑重和王要。

他们要写一个诗剧，需要直抒胸臆地造句子。在戏剧构作上是很简单，但台词上则要求文学性。郑重说这也是为什么只有王要能和他一起做这个的原因。

写《大明宫词》的时候，电视里正在重播《我爱我家》和《编辑部的故事》，那是由王朔参与编剧的两部剧，90 年代末，作家王朔正凭着自己的作品影响着语言，当时有评论说王朔以笔创造了最具现代性和最富生机的现代汉语。

但郑重和王要说，“我们绝对不要这种语言。我们有一种虚荣。当时说王朔有一种语言上的革新，我们也要有。”

关于语言和戏的气质，郑重、王要和李少红有过非常严肃的讨论。

“我们要的是那种小布尔乔亚式地、优美地说话。中国人也要有光荣劲儿、直率的说话习惯，要有深思熟虚、要特别的言之有物。”

“言之有物就是对话要传达一种清晰的情感，我爱你，我讨厌你，我厌恶你……要有清晰的指向。而不是像另外一种语言，通过玩笑的方式把真实的动机藏在后面。那是一种策略，一种中国文学具有的策略。”

一旦言之有物，就会有光荣的概念。因为这样你就不会躲躲闪闪，你就会诚实，坚持自我。就像《大明宫词》里的那些人物。你可以错，但是你不隐瞒。

在新版剧本的封底，郑重写了一段话。

“我怀揣着寻找美的坚定信念，战战兢兢地开启历史庞大厚重的封盖。”“冒着被‘父亲’指责为杜撰的危险，我急切地用想象力装点着那些遥远的生命，热情地同我大唐的祖先一道生活。”“最终，我兴奋地发现，他们至今都没有中止典雅而优美的生活。”

Q：好奇心日报

郑重：《大明宫词》、《橘子红了》、《恋爱中的宝贝》编剧，《气喘吁吁》导演

王要：《大明宫词》、《橘子红了》、《恋爱中的宝贝》、《疯狂的赛车》、《美丽新世界》编剧

Q：《橘子红了》也延续了《大明宫词》那种表达愿望吗?

郑重：《橘子红了》接近于通俗文学的写作。因为它近了，历史近了以后你不可能再让人那样说话。但是它依然在言之有物、表达一种清晰的心理状态。还有他（王要）说的，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直率地说出来。这一点上是延续的。

Q：《恋爱中的宝贝》呢，也是延续了这个？

郑重：《恋爱中的宝贝》台词就更少了，我觉得它的延续是一种诗性的延续，讲述事情的诗性。刻画人物的时候进入到人物的心灵里的习惯，我觉得是这一点上的延续。

Q：是你们的这种尝试，以及这种尝试的成功激励了李少红连续拍了三个这样的作品吗？

郑重：整个事情对于我们所有人都是激励。我们写，她拍，就是一个组合。有这么一个组合成立，她就会乘胜追击。

Q：为什么后来就没有了呢?

郑重：喔。《宝贝儿》（《恋爱中的宝贝》）完了之后，就是……美学上差异就比较大了嘛，呈现跟剧本差异也很大。我们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描述，她是一个魔幻更多一点的描述。后来作为我来讲，就特别简单，我愿意去做自己的事。

王要：我们是组合。一旦独立就是我们单独独立，少红自己独立。当时他也要做导演，我也想重新写小说，就没有合作下去。当时也是阴差阳错地做了电视剧，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

Q：《大明宫词》是有革新的，但后来这种革新在行业里面好像也没有延续下来？

郑重：后来市场情况就变了，各方面原因吧。后来我就不想写。老说、老说，我就强迫自己不写台词。

王要：电影的风格和电视剧不一样。电视剧没有台词就不成立。还有像郑重说的那样，它已经市场化了，它过于考量观众的心理。还有呢，创作是特别个人化的，你想写也不一定能写出那种东西。

郑重：我觉得人不应该逃在文字里，那不是一个好事。（你指的是你自己吗？）不是说我，我不想启发观众逃到文学里去。

后来我对文学这种夸夸其谈有点厌恶。好多现实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但文学太多了，没有实质，哪儿哪儿都是文学。最简单的事情都处理不好，最简单的问题都没有去关注，最简单的道德没有人去说明。都是沉到文学里去幻想，沉到词里，词什么都不是。

所以我就想去拍、想去写对人有实质的启发和关注的东西。或者后来我就觉得有太多的文艺的青年，为什么就不能去做一些实质的事情。

你作品的目的是在什么方向上？我觉得我有了新的想法。

Q：《大明宫词》、《橘子红了》、《恋爱中的宝贝》给人的感觉都很自由。

郑重：你能感觉到自由，那就是说明我们很自由。（跟《唐璜》的关系呢？你们以前提到过这个小说。）“直抒胸臆”不就是一种自由吗。不以自己的身份为耻，所以里面的男宠，如果开始你就写他是世间最脏的尘土，那怎么办呢？！他不顾忌这个，他会把自己的世界观讲出来，这就是自由。

Q：有一个可能是很个人的感受，小时候看《大明宫词》和《橘子红了》，感觉它很吸引人，但有的地方很吓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恐怖的元素在？

王要：这个就要问你自己了。你现在看还觉得恐怖吗？（它）有一些恐怖色彩，有一些精神上的悬疑性。其实那个是很小的一部分。另外，这种宫廷剧确实也有很多死亡元素在里面。

郑重：我觉得这个是最早的商业性。包括它的呈现，也包括写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些段落就是当时直觉上觉得它很好看。

Q：你们为什么能不断地在这么富有风格的作品中合作下去？

郑重：首先，我们能够在一块儿就说明我们一块儿分享了很多的个性。

王要：这个其实很简单，这个行业编剧合作很多。基本上你看电视剧都是三个到四个编剧。

我们这个语言比较特别，但是还能合作。有两点原因。

第一点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从文学青年开始，在精神发育上很长一段时间是相伴的。然后呢，语言风格很近，喜欢阅读的作品都差不多。至于说作品，从梗概到分集大纲，我们就很统一了。之后，郑重属于技术部门的总工程师吧，再分配任务。写完之后，郑重和少红再给大家意见，再修改。

现在这个行业也是这么运作。那个时候他刚从美国回来，我们都不跟父母住，就合住在一起，所以不像现在的编剧合作是你写几集，他写几集。而是变成了他写几场，我写几场，融合在一块儿，写完之后再互相交流。

但我们不是同性恋啊，再确认一下。刚开始出道的时候，他们都以为我们是同性恋。

Q：在资料上看你们后来做的作品，为什么都对喜剧感兴趣了呢？

王要：不是，他对喜剧感兴趣。我是人家找我写，我没办法。你（郑重）是做了一个《气喘吁吁》，我是做了一个《落叶归根》、一个《疯狂的赛车》。郑重是有一段时间在研究喜剧的创作方式和表达方式。

郑重：我喜欢喜感。最早在《大明宫词》、《橘子红了》里面都很多喜感的东西。到现在我也坚持喜剧感是一个世界观，也可以说是一种喜欢。

关键是从我个人自己看自己，过一段严肃的生活以后，我回过头去看就会觉得这种生活挺逗的。这是一种很好玩的现象。其实《气喘吁吁》我就是想要描述这种现象。

Q：就是说包括《气喘吁吁》，这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为什么你愿意用这种方式去理解世界？

郑重：就是这种方式又不牺牲真理，同时还能够很轻松。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如果很轻松却牺牲真理，我觉得就有点问题。二者缺一不可。或者做得好的话，也能够启发别人，也加入你这个（认识的阵营），这么看也行。

Q：近来有什么拓展了你的知识结构？

郑重：这个涉及到我最近做的事情，我会想的是文明冲突的本质，进化的本质是什么？落实到人身上是什么表现。之前我一直在捉摸一个科幻的题材，这样才能让我很好地选择情节。

传统的哲学、心理学理解上的人，和现在的人的定义有什么区别？现在有一种学说，就是很简单地把人定义为生化的产物。他涉及脑神经的工作方式、意识的形成、意识的出口和入口。包括什么是真实？各种学说，没有一家是真理，但是当今世界上时髦的学问。

王要：我最近一直在看凯文·凯利的书，关于失控。我们其实好久没见了，但是不谋而合。

因为编剧就是研究人的科学嘛。以前就是通过传统的精神学家、心理学家，从弗洛伊德、到拉康、到亚瑟·阿伦，现在随着科学发达，通过脑化学、脑科学，感知系统重新认识人，因为我们也存在于一个比特的时代，人的系统和生物系统、社会系统怎么重合在一起？研究这个世界，应不应该站在一个新的不能说是哲学角度吧，就是方法论的角度去认识这个生态系统。

还有呢，就是重读经典，重读一些社会科学的书。因为我们国家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变革，重新认识它。从社会学角度、从政治学角度，关于走哪条路，会发生什么。过去不关注经济学的著作，现在也看。

Q：你希望了解比较多的一件事或者东西是什么？

郑重：希望了解我自己，而且这条路没完没了。我自己就是人的标本，我得想办法把我自己跟自己分开。

王要：这个是阶段性的，这个阶段更想认识中国。对于影视文学、纯文学从业者来说都是，了解环境和自己是两个最基础的东西。

Q：有没有佩服的人？

郑重：那我每天都有这种时候，这个人还行，这个人挺逗的，唤起我建设性的情感。

王要：国安主帅施密特。真的，我现在是施密特的脑残粉。

其实前一段时间，我比较敬佩熊培云，他是非常理性、冷静的个人主义者，一直在坚持跟整个社会交流。我觉得他算是一个启蒙主义者吧。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下，相对理性，他不是一个意识很强的人，既非左，也不右。

Q：你最近一次发现你对世界的误解是什么？

郑重：不知道，误解是一个心理现象，我今天坚信的结论，明儿就变了。今天见王要之前，我想他应该是什么样的，结果见到他发现不是，这个就是误解。误解是一个持续的现象，它等着事实来澄清。

王要：这个跟关注的问题有关系，我以为我们已经很 21 世纪了，很多中国公民，包括很多城市居民有专制思维的残余。我以为我们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网络发展的时代，但是我发现很多城市，包括中国，它的自我意识、权力意识这个方面很传统，这种传统是有奴性的。

Q：最近一次让你感到恐惧的是什么？

郑重：有没有能力能做成我想干的事？还有对于人际关系的恐惧，对于自己想法的恐惧。（事情）是不是会像自己信的那样？想要把手头的事情做完，有没有这个意志？这些……

王要：跟（前面）那个问题一样。

Q：近来有什么特别值得分享的东西？

郑重：最想把女儿的性格分享给大家，没法讲，看到就知道。我特别想分享，我觉得越多人知道越好。

王要：分享谈不上，只能说我喜欢的书啊什么的给大家推荐一下。我前段时间正好无意之间看了一个电影，叫做《路边野餐》，我非常喜欢，我认为是超越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所有（中国）艺术片导演。

Q：你对现在这个社会有什么忠告或者特别担忧的事情。

郑重：我想了很久不知道要怎么说了，我现在就是自己，我就是把自己照顾好。

王要：我觉得中国人，精神发病率越来越高，这是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的，就是要注意精神卫生。我遇到很多，服毒的、骚扰我的邻居的。按说，一个社会来说，精神医生有一定比例的，按原理来说是不够的，也是极不合格的。

像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拿着执照的精神病医生写的《拯救乳房》，毕淑敏写的，她要治病能把人给治疯了。那个小说我认为是极其恶劣。往上一个问题的话，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愤怒。我很少攻击同行，但是这个我要攻击，因为她要害人。

图片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