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殷允芃：美国爱荷华大学新闻硕士、麦格塞塞新闻奖得主，著有《中国人的光辉及其他》《等待英雄》《点灯的人》《敬天爱人》《素直的心》等，现任《天下》杂志群创办人、董事长兼总编集长。

尹萍：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硕士，著有《堤河邑冒险学校》《海洋台湾》《出走纽西兰》等，译有《乐在工作》《偶然生为亚裔人》等。

周慧菁：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译有《10个与孩子的重要对话》，现为《天下》杂志编辑顾问。

李瑟：美国德州理工大学大众传播学硕士，著有《制度追赶成长》《女中医才知道的青春秘方》等，现为《康健》杂志总编辑。

林昭武：台大经济研究所硕士，编写过《走上现代化之路：王作荣的建国蓝图》，曾任《天下》杂志资深编辑。

书籍摘录：

台湾开港：商品经济的第一次风光

曾经，樟脑、茶、糖、珊瑚组成最早的“台湾第一”队伍，随着淡水、安平、高雄相继开港，台湾成为国际经济体系的一环。

在古老的中国外患频仍之际，康熙、雍正、乾隆与嘉庆朝移民的后代子孙，在台湾各地继续默默开垦，往山中、往溪边，或往无人知晓的番地。

移垦先民的冒险、勇敢、刻苦，不仅为后代台湾人留下一页值得记载的历史，也赢得外国旅行者的赞扬。

蛮荒变乐土

随着淡水开港， 19 世纪 70 年代抵达淡水传道的马偕博士，在日记中如此描绘当时的农民： 

台湾的农夫，实在是汉人社会中最好的一种人，他们大多是勤勉、诚实而有道德的，很少做非礼悖谬的行为。
他们是以大自然最严格的模式铸成的，多有英雄气概。尘世的财货，他们拥有得很少。他们终日用斧头在山林中工作，夜间则燃烧柴木，炊烟常常飘在他们简陋的屋上。
他们战胜了困难，使那蛮荒偏僻的地方变成美丽安适的乐土。他们所做的事情，不仅开发森林，也开辟道路，建筑房屋，把荒凉的沼泽变成金色的良田。

研究台湾社会的陈其南教授指出，经过一百多年的开垦，到 19 世纪 60 年代，台湾早期以聚落为主的移垦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以城镇为主，具备宗族组织的农业社会形态。

为了方便管理，清廷继续在台湾增设官厅组织，到 19 世纪 60 年代，台湾已经拥有三府、三厅、十一县，大都以汉人聚集的城镇为主。

这些城镇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特色。后来驻打狗（高雄）海关的英国副领事郇和如此描述当时几个主要厅县的风貌：

凤山县（包括现在高雄及屏东一带）拥有大量未开发土地，盛产竹、水果，土地的水质极好，汉人利用水道运送货物，宽阔大路则大多以牛车为主要交通工具。出了凤山县治理区，是后来移民与台湾少数民族的混住区，这一带移民大都是从广东来的游民，喜好打斗、诉讼，生活游移，没有目标。
嘉义县，原来叫诸罗县，土地肥沃，稻种播下去后，不需太多照顾，就会自然成熟。这里的住民也喜爱打斗，常常为了一句话起冲突，也可以为了一句话和好，讲义气。民情喜欢夸耀服饰，互争艳丽。结婚时，他们会慎重考虑对方的嫁妆、聘金，这是一个很坏的风俗，流传至今。他们好的一面是，极为好客，陌生旅客来到这里，随意敲门都会受到热情款待。
台湾县（现在台南一带），土地无限，但是经过长期开垦，土质已经露出贫瘠迹象，一年只能收成一次，这里的人民极喜欢衣着和装饰。男性主持外面农事，女性大部分时间都在刺绣。

这些气质特征，有些流传至今，例如好客、热情、讲义气，在今天台湾还常常能感受到。而浮华、夸耀、好斗却也成为抹不掉的恶习。

1840 年到 1860 年，台湾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默默完成了向农业社会的转型。但在同一时期，历史的浪潮又开始拍打这个在成长过程中刚刚站稳脚跟的岛屿。

台湾开埠后的繁荣

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后，有着丰富资源与良好战略及贸易位置的台湾，成为欧美列强想在中国沿海建立根据地的下一个目标。

1848 年，英国海军提督亲自来台调查基隆煤矿。

1853 年，美国驻华公使帕克力劝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占据台湾的东部或南部，以利美国商人的海航。第一任美国驻日公使哈里斯更是多方搜集材料，写了一篇有关台湾的报告，对于台湾的历史、现状、资源等都一一述及，并递送给美国国务卿，主张必须取得台湾。碰巧美国发生南北战争，这件事就被搁置下来了。

1858 年至 1860 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清廷被迫又签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列强希望台湾开港通商的愿望终于达成。长江沿岸及台湾各港口开设商埠，九龙半岛的一部分割让给英国，甚至连鸦片输入也正式予以认可。而俄国又以调停人身份向清廷索取酬劳，不费一兵一弹，就割走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

1860 年，对台湾而言是个分水岭。这一年，台湾的淡水及安平因《天津条约》而首次开放中外贸易，鸡笼、打狗（高雄）也陆续开放。

《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对整个中国来说代表着一种耻辱，但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对台湾却是一个有利的机会。

19 世纪 60 年代的世界局势比 19 世纪初更加剧烈多变。美国发生南北内战；普鲁士帝国在俾斯麦“铁血政策”的领导下，国力蒸蒸日上；意大利在争取独立统一；“国家主义”在西方世界风起云涌，欧洲各国为争取霸权积极向外扩张。当时欧洲流行一句有名的口号：“远东的事务在欧洲决定。”

除政治势力加速变化外，西方世界在产业革命长达一个世纪的探索后，到 19 世纪 60 年代时又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1825 年，英国人史蒂芬逊把瓦特的蒸汽机应用到运输，制造出人类最早的蒸汽火车。 19 世纪中叶，一小时可以行驶相当于从台北到新竹距离的快速铁路网已经遍布全欧洲。而这时候牛车仍是台湾的主要交通工具，台北人要走好几天才能到新竹。

铁路对西方国家最大的影响是，把欧洲各主要地点的距离缩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把一个政府所能治理的地区扩大了十倍。

代表人类交通进步的另一项新突破是电信。它于 1835 年登场，至 1851 年时，英法之间已经铺设了全世界最早的海底电缆。

西方人的交通、电信、信息流通对国力消长的决定性影响力在 19 世纪中期已初见端倪。

因为开港而被纳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台湾，这时无疑有了很好的机会赶上世界文明革命的列车。

由于欧洲及美国对天然资源的大量需求，安平及高雄开港后，台湾的茶、糖和樟脑，立刻成为贸易输出的主要物品。据估计，自 1865 年到日本据台前的三十年间，台湾因为净输出累积的财富已达到一千四百多万海关两，三十年间出口总值也增加了七倍。自 19 世纪 70 年代起，台湾每年对外贸易都出现大量顺差。当时中国大陆每年平均对外贸易只增长 3.4％ ，而台湾的对外贸易平均每年的增长率高达 6.5％ ，远远超前。

“这是台湾经济史上的第一次繁荣。”专门研究台湾经济发展史的已故东京经济大学刘进庆教授如此归纳台湾近百年经济发展的历史。

而促成这次繁荣的原因，除了国际市场需求外，出生于台湾新竹的刘进庆认为，主要是因台湾人民渡海而来，“商业目的很强，使得台湾的商品经济特质非常强”。

大陆的农业基本上是自给自足，但台湾农业与大陆不同的一点是，农民种米、糖的目的，是为了向大陆输出，以进口民生必需的日用品。这种经济形态不仅使得台湾农业一开始就有很强的商业贸易特质，而且也间接提高了台湾农业的水平。刘进庆引用日本的资料指出，日本人刚占领台湾时，曾很惊讶地发现，台湾的农业水平竟然与当时的日本相差不多。

从重商主义立场分析，如果外贸大量顺差是一个国家经济繁荣及近代化的标志之一的话，那么在 19 世纪后半个世纪中，台湾似乎最有机会成为东亚地区最快实现现代化的地区之一。

大稻埕：19世纪台湾经济发展的代表

如果要寻找 19 世纪台湾历史的发展轨迹，大稻埕（今天台北车站西北方，靠近淡水河一带，迪化街就在其中）无疑是个典型的代表。

大稻埕，沿着淡水河水门往市中心走，四周的建筑处处呈现文化的多样性。以洗石子为建材的巴洛克式洋房，从屋顶高耸突出的山墙一眼可辨，简单的几何图形的壁柱栏杆，辉映着 19 世纪欧洲现代主义的理性精神，偶尔穿插其间的闽南式矮房，红瓦覆盖着斜屋顶，屋檐下设有亭仔脚，红砖及土埆壁的建材醒目可见。

与上海或日本的横滨、长崎一样，这些混杂着本土风格及西方特色的建筑，背后都承载着一个东方城市面对近代西方冲击的曲折历史。

大稻埕原是平埔族的居住地，在清代中期以前，只有少数汉人和平埔族在此耕种。由于有大片晒稻谷用的空地（稻埕），因此得名。

1853 年，艋舺（今万华）一带的“行郊”发生械斗。行郊当时是台湾商人组织的名称，相当于各种商会的前身。来往于台海之间进行贸易的商人，为了互相照应、提供讯息或融通资金而组成各种不同的“行郊”。有的以行业为主，如糖郊、盐郊，也有的以地区为主的，如厦郊、泉郊等。

艋舺的这次械斗发生在同安人所组成的“下郊”与三邑人所组成的“顶郊”之间。结果下郊同安人战败，先奔往北方大龙峒，但不被当地同安移民接纳，于是再转到大稻埕，沿着淡水河建店造屋，形成街市。由于大稻埕临淡水河，交通极为便利，很快就吸引了各地的郊商到大稻埕聚集。

在 1860 年以前，大稻埕崛起的轨迹，在台湾历史中是不足为奇的。

一个宽阔可以泊船的河港，拥有相当数量人口的腹地，勤奋的移民，加上为了共同贸易利益或因为相同族群而组成的各种商郊，大稻埕就像台湾其他的港口城镇一样，在短短十几年内，崛起为台湾与大陆市场贸易圈中的一分子。

这些著名的港口城镇，除了著名的“一府二鹿三艋舺（台南、鹿港、万华）”外，还包括乌石、梧栖、东港、基隆、打狗（高雄）等，固定向大陆输出米、糖和少许茶叶，输入日用品及手工艺品。

1860 年，淡水开港，大稻埕一百多年来依附大陆市场的传统贸易形态有了巨大变化。

1861 年就任第一任英国驻台副领事的郇和，在淡水领事馆观察到，许多福州和厦门的商人从台湾北部艋舺一带输入茶叶，再将台茶与闽南地区质量较高的茶叶混合之后，转卖到大陆内陆各省，赚取中间利润。就任副领事以前，曾在台湾做过两次自然生态调查的郇和，在当年的领事报告中对台茶做了介绍，并将台湾的茶叶寄给英国的茶评家鉴定。

这份报告并没有引起英国官方太大注意，三年后却刺激了另一位在英国宝顺洋行工作的约翰·多德。 1865 年多德来台北收购樟脑及贩卖鸦片，发现北部山地适合种茶，便开始发展台湾的茶叶。

被称为台湾茶叶“开发者”的多德，对台湾制茶业最大的影响是输入了第一套近代商业社会的产销模式。他先从福建安溪运来最好的茶苗，分发给淡水附近的农民，为了控制茶叶来源，他又通过洋行大量提供贷款给茶农。

1867 年，他大胆雇用了两艘帆船，载着贴有“台湾茶”招牌的茶叶直航纽约，出乎意料地赢得了很好的声誉。这是台湾茶第一次外销美国。

多德的成功故事，吸引了大批外商来大稻埕设立茶叶洋行。到1872年，大稻埕已经有五家专营茶叶的外商洋行。

善于经商的闽南人也相继渡海到大稻埕，到 1876 年，华人也在大稻埕开了近三十家商行。

茶业兴盛，大稻埕出现难得的景观，1878年淡水海关的贸易报告书上如此形容：

在大稻埕附近眼力所及的山上，大约十五年前连一株茶树的影子都难以见到，现在几乎每一片山坡都覆盖着茶树的绿叶，甚至连番界边缘的内山，在新开垦的山地上也可以见到小小的、一丛丛的茶园。

许多焙茶厂在大稻埕纷纷成立，一时间大稻埕变成类似现在的加工区。据估计，当时每天到大稻埕采茶、拣茶的茶叶工人达到一万人以上，许多人就蹲在迪化街一带的亭仔脚拣茶叶。

台茶步入出口迅速成长的时期。到 1878 年，茶叶已占台湾北部出口总值的 90％ 。

除了茶以外，樟脑与糖的输出也同时激增，台湾成为世界主要的樟脑与糖的产地之一。据估计，在人造樟脑出现以前，台湾出产的樟脑占世界樟脑总产量的 70% - 80％ ，是最早的台湾世界第一。当时，台湾的另一项世界第一是澎湖海域的珊瑚场。其中的一种“莫莫”珊瑚，据估计也占到世界总量的 90％ 。

可惜的是，台湾人并不知道珍惜，经过几十年掠夺式的开发后，这些原始的“台湾第一”好景不长，都已消失。

当时一位曾来台湾探访的法国作家于雅乐就曾撰文批评中国人只忙着采伐樟树，却懒得种植树苗：“总有一天，生产会不可避免地枯竭下去。不幸的是，中国人从来不想到将来，他们只享受目前，再没有别的什么。他们仅在砍去樟树的地区种着蓝草或茶树，原因是这些植物可以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利益。”

大片美丽的樟树林在台湾已近绝迹，如今只在台北敦化南北路、中山北路的行道树梢，看见翠绿、纤细、秀丽的树叶随风摇曳，依稀唤起一些昔日台湾之美的记忆，却无法令人想象当初第一个“台湾第一”的盛况。

由于贸易快速增长， 19 世纪后半期，大稻埕成为台湾北部最重要的都市，但贫富差距极为悬殊的现象在大稻埕到处可见。

钱财流入外国人和富商手中，许多基层劳工的生活，并没有因茶业兴盛而得到改善。

后来，日本占据台湾时代，台湾民间广为流传的劫富济贫的“义贼”廖添丁，就是出没在大稻埕一带。

以记载当时台湾社会现象的《福尔摩沙的过去与现在》一书而成名的美国记者礼密臣，这样描述他看到的大稻埕基层劳工的生活景象：

数以百计衣衫褴褛、双脚赤裸、贫困不堪的茶贩，年复一年地挑着他们的茶叶来大稻埕售卖，但是他们得到的银子，在回家之后一转眼就不知去向了。他们的住屋和以前一样破烂陈旧，他们使用的农具和以前一样极为简陋，就连屋里跑出来向行人吠叫的狗，也同以前一样饿瘪着肚子……

王永庆是台湾光复以来最大的企业集团的掌门人，他的祖先，就是世居新店直潭的茶商。清道光年间，王永庆的高祖母携子媳从福建泉州来到直潭经营茶业，世代都与直潭其他居民一般过着赤贫的日子。每年只有春天到秋天半年时间可做生意。

王永庆的祖父王添泉告诫子孙：“经年拔草、雨水冲刷土地，茶山总有一天会变成废山，希望你们日后不要再靠茶为生。”王氏家族日后迁移各地，但在直潭的一条小路旁，仍有一栋三合院式的砖房，保留为家祠。

题图为电影《艋舺》剧照，来自：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