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福尔克尔·魏德曼（Volker Weidermann)，德国著名文学批评家、传记作家。 1969 年 11 月 6 日出生在达姆施塔特(Darmstadt)，曾在海德堡和柏林研读政治学与德国文学。现居柏林，是文学编辑并担任《法兰克福日报·周日特刊》（Frankfurter Allgemeinen Sonntagszeitung）副刊主编。 2006 年出版《光年，1945年至今的德国文学史》引起轰动，激起各界热烈评论。 2009 年因《焚书之书》获的“图霍尔斯基-文学传媒奖”（瑞典笔会文学奖）。

书籍摘录：

前言

这些人到底是谁？这些到底是什么奇特却默默无闻的名字？汉斯·左策韦（Hans Sochaczewer）、奥托·林克（Otto Linck）、赫尔曼·埃西希（Hermann Essig）、玛丽亚·莱特纳（Maria Leitner）、阿尔弗雷德·席罗考尔（Alfred Schirokauer）、恩斯特·约翰森（Ernst Johannsen）、阿尔贝特·霍托普（Albert Hotopp）、鲁道夫·盖斯特（Rudolf Geist）、亚历克斯·韦丁（Alex Wedding），还有更多更多的名字吗？今天，他们都被遗忘了。他们每个人都写过书，这些书让 75 年前纳粹掌权者和他们的拥护者如此惊惧，非得把这些书从图书馆、书店以及古书店通通揪出来并当众烧掉才安心。这些人的名字必须从历史书里抹去、从国家的记忆里抹去，他们的书最好无声无息消失——永远消失。

这个计划几乎得逞。直到德国在战后终于想起它流落在外、著作被焚烧的作者，时间却已经过了好久。记者于尔根·泽尔克（Jikgen Serke）在 1976 年专访了几位幸存者，并发表了一部《焚烧的诗人》（Die verbrannten Dichter，1977），成为这些人物的特写。当时，这本书不仅获得极大的回响，同时，在焚书 45 年之后，德国必须承认，当时纳粹致命性的政策居然直到现在仍有巨大影响。而且，一些著作被焚的诗人作家仍然藏匿地苟延活着，在被遗忘的阴影下残喘，没有人对这些人或这些文学感兴趣，这个事实对德国造成的震撼真可谓不小。泽尔克的书虽然搜罗了一些作品与作家，例如女作家科伊恩（Irmgard Keun），唤起了人们与读者的回忆，但是，泽尔克所挑选出来的，只是所有牺牲者中很小的部分，大多数受害的文人仍笼罩在阴影中。

这本书则不再只是浮光掠影。我毫无遗漏地追踪了被登录在首批文学作品黑名单上的所有作家，而哪本书该被丢入火堆，所依据的就是这份名单。榜上有名的包括94位以德语写作的作家、 37 名以外语写作的作家。并不是所有这些生命从出生到离开人世都能被完整地重组建构，也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能被重新找到。庆幸的是，留下的缺漏很少，在史料记载与各式追踪资料里，几乎没有一个是完全没有留下痕迹的，而只出现名字的谜团也不多。但是在这本书中，所描述的生平经常以“不知所终”或“正确死亡日期不详”作为结尾，实在是因为在那样的时代，人们经常无故便不知去向，既没有先兆，最后的痕迹也无从查起。本书的重点放在德国作者身上。对这些作家而言，作品被挑出来烧毁一事，严重威胁到他们的存在。对他们来说，这代表他们所有的一切。他们大部分因此失去了读者、家园，甚至生命。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常常在阅读时情不自禁，沉浸在他们的生命故事里，忘情于他们的书写。这些书很大一部分真的不复存在于图书馆，如果不是借由在网络上搜寻与订阅的可能性，以及位于柏林杜德街（Dudensttasse）上的托德（Tode）古书店里无尽的宝藏，这本书根本无法以现有的规模出版。有一段时间，邮差几乎每天早上都来按门铃，为我送来被遗忘的、稀有的、图书馆里找不到的书。这里的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英雄典范，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以及一次反抗的证明。每一本都是幸存者，原本已经应该被销毁，却仍顽强存在着。

我一读再读，无法释卷。这里面有太多事物等着我去发现。有太多作者的名字我不曾相识，而他们写的书，我正握在手中，看得津津有味。当然其中有些书并不那么有趣，也有写得不怎么好的、媚俗的，或者立意虽好却碍于文笔表达不出的。事实上，不是每一本在这场历史大火中被焚毁的书都是大师之作。有几个作者如果不是因为 1933 年这场火刑，今天恐怕早就被淘汰遗忘。即便如此，他们的生平与所写的书我同样感到兴趣非凡。“所有著作被第三帝国焚毁的作家，我都致以无限敬意”，自身也是作品被焚毁的作家之一的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在 1935 年写道：“即便事发之前我不认识这些名字，但是这场大火照亮、荣耀了他们，拉近了我与他们的距离。”

这就是本书写作的目的。让被遗忘的从遗忘中走出来，把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著作呈现给今日的读者—你们。把焚书之人的胜利转成溃退惨败，重新光耀当时被焚烧的书籍，重写当时多数文人悲惨的生命—他们面临公义道德的勇敢抉择与他们的流亡生活。这些生命在五月的那个夜晚所受的伤，是一个永远无法被疗愈的伤口。

本书的寄意所在，并不是文学作品理论分析，而是读后感言，尝试将这些被焚之书完整而忠实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这本书描述的事件都是戏剧性的。一些重量级人物，如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或者是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描述他们的章节常常比名气较小的作者来得短，原因是这本书主要介绍的，是不为人所熟知的人、事。各个作家所占篇幅页数的多寡，代表的不是他们的意义或重要性，而是我阅读后，从作者生平与著作中所整理出来新的、我个人觉得值得一提的细节的累积。

对我而言，写这本书的工作带给我新的视野，教我如何去看待这个国家似乎已经结束了的时代与书写。我希望，这个新视野在以下章节的字里行间仍能被发现。

04 流亡者不识妥协之道（节选）

恩斯特·格雷舍

他自己早就描写过这一切。这一切，也就是为什么他们憎恨其它人没有像恨他那么深的理由。恩斯特·格雷舍(Ernst Glaeser, 1902-1963)在他造成轰动的小说《年次：1902》(Jahrgang 1902,1928)里，把这一切写成像自传和这一代的纪录一般， 海明威称这本书“他妈的好”，而且直到今天它仍被看成是理智的、不过份感伤的时代之书，非常值得一读。他自己以及和他一样在 1902 年诞生的这些人，被他描写成是失去方向、失落的一代，没有依靠和榜样，生存在两代中间的夹缝里，战争开始时是 12 岁，结束时 16 岁。“我们埋怨我们的青春，因为它阻止我们成就英雄事业。”格雷舍如此写道。

他们的父亲们，刚刚还是小公务员，小小的社群组长，突然间变成英雄。孩子们欢欣鼓舞，热衷模仿前线：“我们手牵着手歌唱。我们称呼自己为‘德国弟兄’。我们发誓永远效忠对方。”什么可能性都有，什么都美好无限，在这样的青春中。只是不能上战场，他们不被允许上战场。忽然之间一切都不同了。一切都失去了，一切都被毁灭。他们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只知道，他们被欺骗了：“很快的，我们发觉，别人说的话，不再是他们心里所想。”情绪，原本是内心深处的表达，现在要遵从每日一令：“之前我们必须欢呼，现在我们必须哀愁。”信仰，格雷舍写道，信仰已经离他而去，不只是他，还有其它与他同年纪的男人：“战争属于大人。我们孤单的在其间迂回。我们什么都不相信，但是我们什么都得做。”

格雷舍的书中最出色的是，令人信服的将极端的立场、埋怨的牢骚以及个人的自怜描绘成一个世代的现象。唯独有时候，在很少的一些地方，在最孤独、最真切的可能里，他说的是自己：“每个人都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他们为什么受苦。而我不知道。”

如果这是一部作品的话，很伟大。是真实生活的话，就可笑复可怜，卡在明确的丧失立场与信仰之中。因为格雷舍生活在一个需要作出决定的时代，一个与政治抗争的时代。他和朋友热心投入政治，又被政治残酷的驱赶。在卡尔可夫革命作家大会上，在共产党忠魂维斯克伯夫被诬蔑反叛时，必须为自己辩护的大会上，格雷舍被誉为正义斗士。一年后，他和维斯克伯夫共同合作，出版了这部之前提过，报导幸福的苏联人民的宣传书《没有失业者的城市》。两年后，他的书全部被投入火炬。活该，我们可能会如此认为，因为格雷舍被视为左派。他流亡逃入捷克，然后去瑞士，但是在那里，独自一人，他开始反省。

而且思乡的愁绪来袭。疑问也接踵而至，真的那么糟糕吗？旧的祖国？格雷舍纡尊降贵，首度再越过边界，为了参加“奥地利并入德国” 的投票。如果他欲投“反对”票，就不会越过边界。他到处询问，是不是有可能被好好引荐，重返“帝国”，昔日焚毁他的书的那一个国度。接着，他进入一个“社会主义再教育营”或者也称“练习营”。格雷舍一定是个表现良好的学生，因此第三帝国重新接纳了他。而流亡在外的人则憎恨他：一个“文学战犯”，贝歇（Johannes R. Becher)如此称呼他。

褚格麦雅（CarlZuckmayer)在他为美国情治机关所写的精神分析报告中，自己对分析的对象同情不已，却语气强硬的写道：“格雷舍又是一个必须涉及‘相信’议题的例子，他投靠纳粹的过程完全是这个模式的过程，只能被认为是巴结、自欺欺人和有意识的投机。”由褚格麦雅所找到的这个来自莱因海森（Rheinhessen)的南海森人，原籍达姆城（Darmstadt）附近果思革饶（Groβ-Gerau）的格雷舍，是机会主义者的最佳例证，格雷舍曾写道：“这里说的是某种特定的使用——或者不使用——家乡的方言，制造内心的不安、不真实、引导错觉和戴假面具。”

还有：“他在重新回归之前，就已经在假装是感伤的流亡人士，但是没有人比差点死在流亡时期的他，更仇恨流亡。”克劳斯•曼和艾丽卡·曼(Klaus und Erika Mann)在他们的流亡者画像之书《逃亡》(Escape to life,1939)中，也如此描写格雷舍没有当时流亡者所组同乡会同仇敌忾的心。我这么详细的引述文献，是因为一如其它流亡者所判断，格雷舍这个人和他的个案清楚呈现了几乎是所有流亡者的生活状况，危险、辛苦、失去生存的意义，并且面临威胁。

从这个人的例子可以看到，如此想法的人，可以这么容易就改变立场：“流亡生涯不是一个倶乐部，不像拥有倶乐部会员资格般代表什么身分地位。流亡是一种生命义务和命运，是一项任务，而且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这些流亡者是一群特别的人。他们中间不需要一个惺惺作态、狡诈、多愁善感，但同时不忘向对手抛媚眼的人。这样的人会被排挤出他们的圏子。这种人，如果他还找得到地方求饶，我们也不屑用指尖碰一碰他。”

格雷舍确实是他那一个世代典型的化身，就像他在自己的小说中所描写的一样。自然而然，如果格雷舍在战后，成为第一个向德国人民演说民主生活该如何，民主人的行为该如何的人，也不是令人惊讶的事。他又再一次前进、传道、指导方向、要求别人，自己像个全知者般宣称：“就是今天这个日子，我们要向德国人民呼吁：不要顺从!要起来反对所有的愚蠢、所有的僵化，反对谣言以及摇摆不定的态度，反对告密，反对官僚，反对奴性，反对机会主义，反对不合理，反对暴力——起来反对吧！”这就是 1947 年的格雷舍，然而没有人再听从他。这个人， 1902 年的代表，最终只是一个悲剧的、滑稽的人物。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