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诺奖得主莫迪亚诺的新书,依然是在用回忆对抗遗忘
莫迪亚诺运用回忆的艺术,唤起最难以捉摸的人类命运,揭示德战时期的人间世象。——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
作者简介: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是当今仍活跃于法国文坛并深受读者喜爱的著名作家。 1968 年,莫迪亚诺发表处女作《星形广场》,离奇荒诞的内容和新颖独特的文笔,使他一跃而成为法国文坛一颗熠熠闪光的新星。 1978 年的《暗店街》获龚古尔文学奖。 2010 年的《地平线》获得了西蒙娜和奇诺·德尔杜卡基金会之世界奖,米兰·昆德拉、略萨、博尔赫斯等人也曾获此奖。 2014 年。莫迪亚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评论称,莫迪亚诺是这个时代的普鲁斯特,他在用写作和“遗忘”进行着悲壮的斗争。
书籍摘录:
我是在十九岁时认识弗朗西斯·冉森的,那是一九六四年春天,我今天想说的是我对他了解得并不多的一些情况。
当时是清晨,在唐费尔 —罗什罗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里。我跟同龄的一位女友在一起,冉森坐在我们对面的一张餐桌旁。他面带微笑看着我们。然后,他从旁边一只包里拿出一台禄来福来相机,相机放在仿皮漆布面料的软垫长椅上。
我几乎没有发现他曾把镜头对准我们,因为他动作十分迅速,又显得漫不经心。他使用禄来福来相机,但我无法确定冉森使用什么相纸和如何冲洗,使他的每张照片都拍得十分清晰。
我们相遇的那天早晨,我想起曾彬彬有礼地问他哪种相机最好。他耸了耸肩,对我说了实话:他最喜欢用黑色塑料做的相机,就是能在玩具店买到的那种,你按下相机的按钮会喷出水来。
他请我们喝了杯咖啡,请我们再次当模特儿让他拍照,但这次在街上拍。一家美国杂志向他约稿,需要给一篇报道巴黎青年的文章配些照片,于是,他就选择我们俩来拍照:这样更加方便,拍起来也更快,即使美国杂志对照片不满意也毫无关系。他不想再做这种有报酬的工作。我们走出咖啡馆,在阳光下行走,我听到他用略带口音的法语说:“狗样的春天。”
这种想法,他想必常常说出,是在这个季节。他让我们坐在一张长凳上,然后让我们站在一堵墙前,这堵墙处于唐费尔—罗什罗大街一排树木的树荫之下。我保存了他当时拍的一张照片。我和女友坐在长凳上。我感到这不是我们,而是另外两人,这是因为时光已经流逝,或是因为冉森在镜头里看到的形象,我们当时即使站在一面镜子前也无法看到:那是两个迷失在巴黎的无名少年。
我们把他送到他的摄影室,就在附近的弗鲁瓦德沃街。我感到他独处时有点害怕。
摄影室位于一幢房屋的底楼,可从临街的一扇门进入。这是一间宽敞的房间,里面有小楼梯通往中二楼。中二楼只放着一张床。房间里的家具只有一张灰色长沙发,还有两把颜色相同的扶手椅。在砖砌的壁炉旁边,叠放着三只栗色手提皮箱。四壁空无一物。只有两张照片。大照片上有个女子,名叫科莱特·洛朗,我是后来知道的。另一张照片上有两个男子,其中一个是冉森,比现在要年轻,他们并排坐在废墟中间一只底部破碎的浴缸上。我虽然腼腆,还是禁不住请冉森加以说明。他回答说,当时他和朋友罗伯特·卡帕一起在柏林,时间是一九四五年八月。
那次相遇之前,我并不知道冉森这个姓。但我知道罗伯特·卡帕是谁,因为我看到过他拍的西班牙内战的照片,读到过报道他在印度支那去世的文章。
好几年过去了。但流逝的岁月远未使卡帕和冉森的形象变得模糊,反而使其变得更加清晰:这形象在我记忆之中要比那年春天的景象清晰得多。
在照片上,冉森看起来像是卡帕的一种化身,或者不如说是受卡帕保护的弟弟。卡帕棕发,眼睛黑色,嘴角叼着香烟,显出大胆和生活的乐趣,相反,冉森金发,身体瘦弱,眼睛明亮,目光腼腆、忧郁,似乎有点局促不安。卡帕把手臂搭在冉森的肩上,并非只是友好的表示。他就像是冉森的支柱。
我们在扶手椅上坐下,冉森想请我们喝威士忌。他走到房间里面,打开一扇门,里面是以前的厨房,现被他改成暗室。然后,他回到我们跟前:
“非常抱歉,威士忌已经喝完。”
他坐着有点不大自然,跷着二郎腿,坐在长沙发边上,仿佛是来做客的。我和女友没有打破沉默。房间有白色墙壁,十分明亮。两把扶手椅和长沙发相距过远,给人以空旷的感觉。你可能会产生一种想法,认为冉森已不住在此处。三只手提箱的皮面反射出阳光,使人感到主人马上就要动身。
“如果你们感兴趣,”他说,“照片冲洗出来后,我就给你们看。”
我在香烟盒上记下他的电话号码。另外,这电话号码在电话簿里能查到,他对我们指出。冉森,弗鲁瓦德沃街九号,电话:Danton 75—21。
应该相信,我们的记忆过程有时跟宝丽来 过程相同。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几乎从未想到过冉森。我们当时相遇的时间短暂。他于一九六四年六月离开法国,而我写这几行文字是在一九九二年。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对他的回忆仍处于冬眠状态,而他却突然在一九九二年初春再次现身。这是否是因为我找到了我和女友的照片,反面盖有蓝色字母图章:冉森所拍,禁止翻印?或者只是因为这两年的春天何其相似?
今天空气清爽,天文台的花园里树枝上的新芽已经爆开,一九九二年四月如同叠印那样,跟一九六二年四月重合在一起,也跟将会来到的其他四月重合起来。对冉森的回忆在下午伴随着我,并将永远伴随着我:冉森将会是我差点没能认识的人。
谁会知道呢?另一个人而不是我会写一本关于他的书,并用将要找到的照片作为插图。有出版社要出一套袖珍本黑封面丛书,著名摄影家专题的。他为什么不能列入这套丛书?他列入这套丛书当之无愧。现在,如果这些书页能使他摆脱被遗忘的状况,我将会非常高兴,对这种遗忘他负有责任,他是故意要让人遗忘。
我感到必须在此记下我收集到的有关他生平的几点情况:他一九二○年生于安特卫普,他对父亲几乎没有印象。他母亲和他是意大利国籍。他在布鲁塞尔就学几年,然后离开比利时,于一九三八年来到巴黎。他在那里为好几位摄影家当助手,后来认识了罗伯特·卡帕。卡帕于一九三九年把他带到巴塞罗那和菲格拉斯,从那里他们跟随西班牙难民逃往法国边境。同年七月,他跟卡帕一起参加环法自行车赛。法国宣战之后,卡帕建议他去美国,并取得两人的签证。冉森在最后一刻决定留在法国。德国占领时期的前两年,他在巴黎度过。依靠一位意大利记者的推荐,他为《时代画报》摄影部工作。但他仍然在一次突然逮捕时受到质询,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而被关在德朗西 集中营。他在那里一直被关到意大利驻法领事成功解救所有意大利侨民。然后,他逃往上萨瓦省,在那里等到战争结束。回到巴黎后,他找到卡帕,陪他去了柏林。其后几年,他为玛格南摄影通讯社 工作。卡帕和科莱特·洛朗——就是我在冉森摄影室的墙上看到的照片上的那位女友——这两人死后,他越来越内向。
我说出这些细节就感到局促不安,我可以想象,冉森要是看到这些事已写成白纸黑字,会有多么尴尬。他这个人话不多。他为了使别人把他忘记,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甚至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去了墨西哥,而且音讯全无。他常常对我说:
“我到了那里之后,就给您寄一张明信片,把我的地址告诉您。”我等他寄来明信片,但一直没有等到。我不相信他的地址有朝一日会落笔成书。如果有这种事,我就会收到从库埃纳瓦卡或其他地方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只写这两个字:保密。
没有,我什么也没有收到。我只要看看他的一张照片,就能知道他在艺术和生活中拥有的品质,这种品质十分珍贵,但很难获得,那就是保持沉默。一天下午,我去看他,他把女友和我坐在长凳上拍的照片给了我。他问我以后打算做什么事,我回答他说:
“写作。”
这种工作在他看来无疑是“化圆为方”,这是他使用的术语。确实,人们用词语写作,而他寻求的却是沉默。但词语呢?在他看来应该是有趣的事,那就是能用词语来创造沉默。他哈哈大笑:
“好吧,您就试图去做这件事吧?我就指望您了。尤其是希望您不会因此而睡不着觉……”
他对我说,在所有印刷符号中,他最喜欢省略号。
我对他提出问题,问他将近二十五年来拍了哪些照片。
他对我指了指叠在一起的三只手提皮箱。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里面……您要是感兴趣……”
他站起身来,用漫不经心的手势打开上面那只手提箱。手提箱装得满满的,有几张照片掉了出来。他甚至连捡也没去捡。他在箱子里翻寻,另外几张照片也掉了出来,散落在地上。他最终找到一本摄影画册,递给了我。
“拿着……我拍这些照片时,年龄跟您相差无几……这想必是唯一存世的一本……我送给您……”这是《白雪和太阳》,由鸽舍出版社于一九四六年在瑞士日内瓦出版。
题图为电影《敦刻尔克》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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