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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自由民主社会,军人和国家应该处于一种什么关系?
“美国军政关系那些最突出的历史事实,从某种程度上表明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保守主义宪法结合了起来,在政治权力与军事职业主义之间塑造了一种逆向关系。”
作者简介:
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 :美国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 16 岁入耶鲁大学,两年半即提前毕业,加入美军参加二战。战争结束后,先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 23 岁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同窗。 1957 年,亨廷顿出版个人第一本专著《军人与国家》,此书观点激怒了自由主义的政治学界,因而与布热津斯基一同离开哈佛入职哥伦比亚大学。 1962 年,哈佛大学聘请亨廷顿为终身教授,直至荣休,培养了包括弗朗西斯·福山、扎卡里亚在内的一批著名政治学者。曾任约翰逊、卡特政府顾问,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累计出版著作 17 部,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被译为 39 种文字,被译为中文的代表作还有《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我们是谁 :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失衡的承诺》《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被誉为“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知识界的巨匠之一”。
译者简介:
李晟: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书籍摘录:
第六章 意识形态的常态:自由主义社会对抗军事职业主义(节选)
美国军政关系的历史常态
自由主义始终是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但与此同时,美国宪法从根本上而言是保守主义的,制宪者害怕政治集权,并将权力在大量不同的政府部门当中分散配置。但是,美国军政关系那些最突出的历史事实,从某种程度上表明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保守主义宪法结合了起来,在政治权力与军事职业主义之间塑造了一种逆向关系。自合众国诞生以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自由主义与宪法始终是美国军政关系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这两者的结合,导致了美国军官集团的职业化进程被延误到欧洲各国都已完成之后。同样因为这两者的结合,导致客观文官控制实质上完全建立在将军队彻底与政治隔离的基础之上。
自由主义在美国的盛行
1784 年 6 月 1 日,美国陆军仅仅有七百人,在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少将的指挥之下。六个月前,独立战争刚刚结束,盖伊·卡尔顿(Guy Carleton)爵士北美英军总司令,撤走英军与效忠英王的居民后任英属北美总督。——译者注已经从纽约撤离,华盛顿也已经与他的战友们在弗朗西斯酒店(Fraunces’ Tavern)设宴告别。
这七百人此时是美国仅有的常备军事力量,大陆军最后剩下的一支小部队。 1784 年 6 月 2 日,大陆会议同意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的意见,认为“和平时期的常备军同共和政府的原则不一致,对自由人民的自由构成了威胁,并且通常会转为建立专制的毁灭性机器”,从而对这支仅剩的部队下达了遣散命令:
兹决定,指挥军官及其部属解散美军现役部队,除 25 名负责防卫皮特堡(Fort Pitt)仓库、 55 名负责防卫西点仓库以及其他军械库的士兵及与之相适应比例的军官之外,其余连以上的军官不再保留现役……将正规军削减为 80 人的警卫之后,国会要求各州提供 700 名民兵用于西部边界防御。
时间迅速到了 131 年之后, 1915 年秋天,代理陆军部长亨利·布雷肯里奇(Henry Breckinridge)被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召见。他发现总统“愤怒地颤抖且脸色苍白”,手里拿着一份《巴尔的摩太阳报》。总统指着报纸上一篇关于总参谋部正在准备对德作战可能性的计划,质问布雷肯里奇是否属实,他只能回答说不知道。总统随即要求他进行调查,如果调查属实的话,总参谋部所有军官以及他本人都必须被解职。
这些事件共同说明了美国政治思维中的两个基本特点。其一,自由主义在从独立战争到 20 世纪上半叶的时段内主导着美国。其二,自由主义不理解军事制度和军事职能,并且对其带有敌意。
自由主义在美国的盛行,及其本质上的稳定,同欧洲意识形态的多样化与变动不居形成了鲜明对比。法国人对于贵族保守主义(aristocratic conservatism)、革命民主主义(revolutionary democracy)、军事独裁主义(Bonapartism)、教权主义(clericalism)、君主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都有直接的感受。
而美国人只知道自由主义。今天英国人的政治观点,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托利党(Tory),都从根本上不同于 18 世纪末的普通英国人。但伍德罗·威尔逊的政治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讲与埃尔布里奇·格里是一致的。自由主义在美国始终不变,千篇一律并且风行全国。
美洲殖民者从英国的洛克传统中继承了他们的自由主义理念。但是,自由主义在美国的统治地位并非来自于继承,而是来自于经济扩张与国际上的孤立。稳定的经济增长淡化了阶级冲突。因为蛋糕一直越做越大,也就很少有为了争夺蛋糕而引发的冲突。没有新兴的群体曾发展出一套激进的意识形态来挑战现行秩序:因为很快就会被现行秩序所同化。同样,也没有任何既有的群体(除了两个例外)曾经发展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来保护其利益免于激进派攻击。那些新兴的浪潮,总是还没有造成威胁就已经消失。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都成为多余。无论是新兴的还是既有的群体,都坚持自由主义。由于缺乏欧洲式的封建制度、阶级结构与无产阶级,美国的政治斗争局限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即分享基本价值观的利益集团之间因有限的目标而进行口舌之争。
除了很少数的例外,美国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争论都是两种或多种自由主义内部的争论。 19 世纪的美国孤立于世界政治之外,也强化了自由主义在美国的主导地位。国家安全是一个简单的给定事实——这是政治分析的起点——有意识地采取政策才能达成的目标。要形成一种哲学来解释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并且建议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所应采取的适当行动,有什么必要呢?不仅美国社会中的每一个群体正常情况下都能感觉到自己在经济上的安全,美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正常情况下也能感觉到自己政治上的安全。由于缺乏阶级冲突,美国人对于权力在国内政治中的角色认识迟钝。同样,美国人对于力量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也认识不足,因为缺乏外部威胁。
美国无处不在的自由主义教条,一直被从托克维尔到缪达尔(Myrdal)的外国观察家所批评。自由主义在美国社会弥漫,并且在美国人当中创造出一种统一的信念,这种信念的统一性让那些极权主义的独裁者羡慕。即使是那些本身看起来最为反自由主义的机构,都深受这种影响。组织化的宗教通常是保守的力量。但是在美国,新教徒竟然被自由主义的形象重新塑造,甚至连天主教徒也深受自由主义环境的影响。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与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之间的分化,距离有一个多世纪。虽然对宗教的征服可能是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最重大的胜利,但在政治领域最重要胜利则是商业界对自由主义的完全接受。美国商业界的意识形态——启蒙运动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化的基督教、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传统的经济个人主义的奇怪混合体——的核心是自由主义。同美国社会中的其他群体一样,商业界也从来没有感受到发展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激励。他们与教会、大学、其他职业以及工人运动一样,坚持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与进步主义这些自由主义信条。
在美国历史上,只有两个重要的群体没有被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左右。两者都是真正的保守派,并且都出现于南北战争之前。在大约 1789 到 1812 年间,联邦党人在新英格兰与大西洋沿岸的商业与制造业中形成了其利益根基。来自国内外的挑战形成了他们的保守主义。在国内,他们相信自己属于“富有并且出身良好”的一方,而更激进的联邦党人则对由城市中的无产阶级与边疆穷乡僻壤的农夫所发动的法国模式的社会革命心怀恐惧。在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的最初 12 年,当欧洲的利益扩张威胁着这个新生的国度时,也是联邦党人在承担引导美国外交政策的责任。美国被法国、英国与西班牙的领土所包围,而英国的舰队更是可以封锁美国。联邦党人因此理所当然对国家安全忧心忡忡。联邦党人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反映在汉密尔顿与约翰·亚当斯的著作中,也体现在华盛顿的大将风范中,还体现在约翰·马歇尔的司法政治家才华中。
但是,当 1800 年杰斐逊革命(Jeffersonian Revolution)虚惊一场之后,联邦党人保守主义的国内渊源就逐渐消失了。保守主义在持续淡化:街头没有暴民,没有对私人财产的征收,也没有断头台出现。阶级差距不仅没有强化,反而逐渐模糊起来,最终在“幸福时代”(the Era of Good Feeling)消融。约翰·昆西·亚当斯作为联邦党人完美无缺的传承者,被杰斐逊派选为总统,从而实现了国父们的就职宣言:“我们都是联邦主义者;我们都是共和主义者。”在对外关系方面,《根特条约》(Treaty of Ghent)标志着欧洲势力撤离美国,从而开启了美国为期 80 年的光荣孤立时代。既然国内与国外的威胁都已消除,保守的联邦主义也就随之消逝了。
自由主义统治之下的第二个例外是在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ante-bellum South)。南方保守主义的起源主要在于国内因素。在自由主义社会中,南方的社会制度可谓反自由主义的孤岛。就像之前的联邦党人一样,南方人为了自保,以其具有创造性与原生性的政治思考发展出了保守主义。吊诡的是,美国这块自由主义的大陆,却从未诞生一位杰出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在国内与国外都缺乏挑战,这也就使得美国自由主义处于缺乏竞争的境地;自由主义作者们满足于重复那些 18 世纪的教条。
而保守主义则被迫要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社会中论证自己的正当性,这就发展出其政治理论——于老南方时代(Old South)形成的著名保守主义论述体现在乔治·菲茨休(George Fitzhugh)和约翰·C 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的著作当中。不过,不同于联邦党人,南方的保守主义者对国内威胁的恐惧是有充足依据的。在美国历史上,奴隶主是唯一一个被迫放弃了自己财产的重要社会群体。南北战争最终决定了南方保守主义者的命运。1865年之后,自由主义在美国的统治毫无任何挑战。世纪之交的新汉密尔顿主义者,如西奥多·罗斯福、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都是半保守主义者,面向军事事务的美国自由主义进路是敌对的、稳定的并且占据支配地位的;联邦党人与南方的保守主义进路则是同情、建设性而遭受挫折的。
并非巧合的是,两位对于军事政策有着最深刻洞察力、对军事职能有最深入理解的政治家都属于保守派: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与约翰·C 卡尔霍恩。他们不仅在关于军事政策的观点上,也在关于军事事务的兴趣上,都站在与自由派政治家针锋相对的立场上。一百五十多年以来,美国自由派从未产生一位在军事事务的能力与兴趣上都能够相提并论的政府领袖。但是,汉密尔顿与卡尔霍恩都被美国智识与政治发展的主流所孤立。他们的军事政策,就像他们的政治哲学一样,从未在美国人民中流行起来。自由主义的浩荡大潮将他们冲进了历史声名狼藉的角落中。
题图为电影《血战钢锯岭》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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