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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本反思互联网对普通人影响的书,讲的是缺失的终结

曾梦龙 · ·

“我们要带着什么东西走向未来?我们不思后果就抛弃了的东西当中,有哪些是很有价值的?”

作者简介:

迈克尔·哈里斯,《赫芬顿邮报》和《环球邮报》的特约编辑,目前住在多伦多。 2014 年凭借《缺失的终结》赢得了总督文学奖非虚构文学奖。

书籍摘录:

我们无从知晓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机这件事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它所带来的改变既彻底又全面,竟然成了我们观看世界的一个屏幕。印刷物所带来的利益是巨大的,对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但我们却忘了:从埃及人用纸莎草书写,到活字印刷,再到如今的推特,每一次通信技术上的革命,既把人拉向某些新的事物,也把人从某些事物那里推开。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看懂媒体》(Understanding Media)一书中说道:“新媒体永远不是旧媒体的延伸,它也不会让旧媒体获得片刻的安宁。”成功的新媒体会不断地去征服旧媒体。“在旧媒体找到新的形式和位置之前,新媒体会不断地压迫旧媒体。”于是,报刊社被解散,众多作家、编辑失业,他们不得不在他们所处的世界各地的咖啡厅里写博客、搞八卦。这样的情况不只是带来就业方面的伤害,而且具有更深层的创伤的症状。

为了理解我们目前所面对的独特困境,并理解要如何赢回我们最佳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在我们生活的每一角落都刨根问底找出答案。但我们在每一个地方需要提出的问题,必须是简洁而又急迫的:

我们要带着什么东西走向未来?

我们不思后果就抛弃了的东西当中,有哪些是很有价值的?

来自:亚马逊

当我坐在温哥华杂志社小小的浅褐色办公桌前,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清楚得让我感觉很痛心。我所抛弃的东西,就是“缺失”。当无数急待处理的电子信息狂风暴雨般涌上我的电脑屏幕,我迫切需要找一个避风港、一个避难所。这样的工作模式让我厌恶。我想要一个长长的原木桌子,上面空空的,我要好好做些事情。我想要到林子里去走走,不要遇上什么人。我想要从那些如偏头疼发作般即时沟通的压力中解放出来,不要再有永不停止的短信和提示,不要再有那些通信体验对我的主宰。

我抛弃了的是我原有的宁静的生活。而现在,我想要把它找回来。

如果你是 1985 年之前出生的,那么你就应该知道,“前互”和“后互”两种时代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你正行进在从“前互”时代往“后互”时代朝圣般前进的路上。(如果你是 1985 年后出生的,那么你就太小,记不得“前互”时代的成年人是怎样生活的。)我们这些被夹在中间的这一代人,一脚还在数字池塘的岸边,另一脚已经踏入池塘;我们还在适应水土,却已经历各种奇怪的感受。我们是“数字移民”。像其他种类的移民一样,我们猛地发现,新世界并非对我们总是那么的欢迎。“数字移民”这个词,其实本身就不完美:似乎这样的移民可以经常升级为公民或者可以免于起诉的追究。对于我和我的同龄人来说,我们可能更喜欢年少轻狂时的家园,那里可以有个临时的栖身之所。

聪明人或许可以看出,我们目前的处境其实是个巨大的礼物。如果我们是历史上最后一批还能够知晓“前互”时代生活的人,那么我们也将是最后一批还能够讲述“前互”和“后互”两个时代语言的人。我们是唯一能够流利掌握这两种语言的翻译员。我们的孩子只能看到网络世界的样子,就如我们只能看到 15 世纪后古登堡时代的世界的样子(或者说,我们的先辈从口述历史过渡到书面文化之后的样子)。有些发明远非无足轻重的小东西,它们融入并成为我们生活的重要部分。但又有谁注意到空气的存在呢?

我采访过著名的文化历史专家—— 65 岁的阿尔贝托·曼瓜尔(Alberto Manguel)。他一直躲避数字文化的打扰。他写了《阅读的历史》(A History of Reading)这本书。我特别想从他口中了解,他对向数字文字进化的看法。“我只能说说我的个人观点。”他说。

对我而言,这样的经验绝对肤浅。换言之,数字文字对我来说,没有实质可言。它似乎寻求某种迫切感和速度感。而我在阅读时,绝对不追求这些东西。
来自:亚马逊

曼瓜尔在使用数字设备来写作时,会遇到这样的困难。在使用电脑的时候,他经常感觉到“设备的存在。它总想更新,或者需要动这儿动那儿的”,而笔杆子,则是他思想与身体相对中立的延伸。更有甚者,电脑上的文字看上去好像随时都是已经完成的作品,并且修改的过程完全不可见。“这样就看不到文字的过程了。”曼瓜尔说,“当今人们写下的文字,似乎只是给当今的读者看的。这些文字没有过程。这是它悲剧的一面。我们已经把我们书籍本身的精彩自传给消灭了。”但是,跟许多同龄人一样,他也很快地意识到,他的这种态度只是怀旧而已。这种不安的情怀,下一代人将再无问津者。

但是,这种情怀的终结,并不代表这种情怀的价值也随之消失。很多聪明人对新通信方法的泛滥所采取的态度,会让未来的几代人跌破眼镜。让·科克托(Jean Cocteau)认为,收音机是“愚蠢的水龙头”,不断侵蚀人们的思想。他在 1951 年的日记中写道:“真不知道,这个国家的精英是如何抵制收音机的。没想到,根本没抵制。”格劳乔·马克思(Groucho Marx)说,他觉得电视还算有些教育的作用,因为“每次有人打开电视,我就到另外一个房间去看书”。对于毕加索来说,电脑简直是无用之物,因为“它们只能给你答案”。这些人的抱怨虽然在形式上是过时了点,在今天看来甚至有些幼稚,但我不觉得这些观点就无效了。对于我们这些被数字生活摧残的人来说,这些抱怨的老式语言本身就是个证明,我们还懂得一些不同的表达方法,这是今后时代的人完全不懂的方法。

如果对“在线”和“线下”之间的不同,我们能够保持我们的认知,我们可以选择欣赏这两种世界,并在它们之间游刃有余,也不会出现西西弗斯石头效应那样,白天把石头推上山顶,晚上石头又滚下来。

技术发达了,给我们生活带来不少方便,节省了很多时间。跟我们赤裸着身体的遥远先祖相比,我们还是从技术那里获益良多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得更好。不管是发明了工具,还是发明了避孕套,还是建造了价值 1.5 亿美元的国际空间站,这些都是人们思想的延伸,缩短了问题(动物不想被吃)和解决方法(用大棒子敲死它们)之间的距离。我们拿起工具的冲动是好的,并且也是很自然的(请允许我用个比较有争议的字眼)。这个冲动之举是那么的自然,如果有人胆敢质疑,是否所有的技术发展都会带来光明幸福的未来,那么这样的人就会被公认为是阻碍技术进步的卢德派分子。如果有人在鸡尾酒会以外的场合声讨某种技术主宰了我们的社会,这样的人会立刻被贴上“道德恐慌”的标签,这种标签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的上纲上线。吾等不可恐慌。

迈克尔·哈里斯,来自:twitter

但技术本身无道德可言。它们并无善恶之分,只有危险与被爱。对于这种危险,一千年来我们对它热爱有加,而我们也完全忘记了,人类关系的目的应该在有效通信之外,还可以有些其他的升华。(如果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被灭绝,那绝不是因为缺少了通信技术,而可能是缺少了某种细微的突破。)但是我们对高科技通信技术——更普及、分享得更多的技术——总是注入了超越我们承受范围的热情。

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对网络活动有多么的依恋和贪婪。 2012 年之前,每年我们会让谷歌帮我们寻找超过 1 万亿的东西(用146种语言提问)。我们还发送 1440 亿封电子邮件——每天!在 2013 年,我们每天在脸书上点赞 45 亿次(尽管脸书不提供“点衰”的功能)。同一年,我们每分钟在 YouTube 上传了 100 小时的视频。每一秒钟,我们上传 637 张照片到 Instagram 。换句话说,我们每天日常生活中的电子信息,已经大到一个程度,它已经不只是生活的附属品了。

网络数字技术拉近了整个世界,其速度令人发指:过去十年,互联网的使用增加了 566% 。根据目前最精确的估计,全世界 40% 的人都在上网。社交媒体把我们调教出统一的行为——全世界的网民有 50% 的人通过脸书和亲朋好友联系,在美国人数是 59% (大学生人群中有 93% )。

我们在这些通信设备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生活中其他的“可支配”时间上挤出来。我们每次关注手机或平板电脑——查电子邮件或是浏览 YouTube 视频网站,其实都是在消耗我们的“可支配”时间,这都是短暂的时间侵占。在 2012 年,美国人每个月总共花了 5200 亿分钟上网。这个数据比 2011 年多了 1000 亿分钟。

这样的变化不只是量上的猛增。和书写、钟表以及印刷媒体一样,互联网及其亲密小伙伴对一切事物都在质上进行了无差别的改变。它们不只是让我们的体验更丰富,而且已经成了我们体验的一部分。牛津大学突触药理学的苏珊·格林菲尔德(Susan Greenfield)教授最近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

汽车和飞机能让你走得更快更远。我所担心的是,目前,技术已经从途径变成了目的。互联网本身似乎已经成了一个目的。
来自:亚马逊

那么,我们该如何描述这个目的呢?我们如此有创意,这个目的来自一个深深的欲望,经过百转千回的努力,要将世界掌握在我们的手中。人们对磁力有了了解,因而发明了指南针,更远的大航行成为可能。詹姆士·瓦特在 1765 年发明了现代蒸汽机,消除了距离的影响。电报、跨大西洋海底电缆以及电话的发明,让亲朋好友不论多远都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或者获悉新闻。 19 世纪末,电影的发明,让千万张炫丽的图片投放到大屏幕上,慰藉着黑暗中的无数观众。

而我们,把世界的一切都塞进我们的小小生活里。因此,我们是要付出代价的。

维克多·雨果写了《巴黎圣母院》(所描写的是 1482 年的故事,当时印刷业在路易十一时期的法国渐渐成形)。书中,圣母院的副主教克劳德·弗罗洛看着他的第一本印刷出来的书,对其印刷质量赞叹不已。他站在圣母院附近,抬头看着大教堂,说道:“此必灭彼。”书怎么会毁掉教堂?这里用的是比喻手法:印刷术(民主的火车头,马丁·路德的助力)将毁掉天主教会。

另外,印刷的书籍确实能比宏伟的千年建筑(如巴黎圣母院)更快速地传达意思,虽然巴黎圣母院号称为“人类伟大的篇章”。印刷的书籍所扰乱的不只是信息自上而下的传递,还推翻了书籍为神圣之物、并非普罗大众所能触及这样的观点。当然,维克多·雨果的书是 1831 年出版的,他以此时间上的优势,赋予了克劳德·弗罗洛这样的高瞻远瞩,说出一个生活在 15 世纪的巴黎公民无法具有的远见。

如今,我们生活在巨变的旋涡之中,我们变得盲目无知。因此,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古登堡刹那,局部细节还很不清楚。但是有一些是清楚的:每一种新技术在改善我们生活的某一部分的同时,也把我们从其他事物那里拉走。我们比较容易记住一些我们能够很高兴避免的某些遭遇(如暴死、黑死病等),对于那些我们想要保留的东西(如乡村生活、无所事事的早晨等)就不太容易记住。对于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古登堡刹那,我想得越多,就越迷惑:从哪些事物那里被拉走?

互联网才仅仅流行了二十几年,但我们对它的认知,绝对无法像维克多·雨果对弗罗洛时代的认知。对于生活在 2350 年的作家来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标志非常明显(或者说已经淡化,因为历史学家的权威已经减退),网络移民的后果毫无疑问会产生我们无法预见的副作用。诚然,我们如今漂浮在我们自己所创造的爆炸物的废墟当中,我们还无法列举互联网已经染指的所有事物。当我站在时报广场,把眼光从 iPad 的亮光中移开,抬头看到纽约时报大厦(这几年裁员了几百人),我可以这么说:“此必灭彼。”虽然今后可能会有自信满满的历史学家,他们或许能够描述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变革,但我们这些现在正活着的 人——我们这些夹在“前互”与“后互”时代中间的人——比未来的历史学家多了那么一点点优势:我们还体验过“前互”时代是什么滋味。


题图来自: freegreat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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