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劳伦斯·莱特（Lawrence Wright），《纽约客》特约撰稿人，出版过一部小说《上帝的最爱》，以及六部非虚构类著作，包括《在新世界》（In the New World）、《圣徒和罪人》（Saints and Sinners）、《记住撒旦》（Remembering Satan）、《巨塔》（The Looming Tower）和《走向清醒》（Going Clear）。他于 2007 年获普利策奖。

书籍摘录：

前言（节选）

一天深夜，在大提顿国家公园，杰克逊湖边一个古朴的房屋中，吉米·卡特总统正在休假，他抽空翻开了中央情报局为他编制的一本厚厚的情报档案。前一天， 1978 年 8 月 29 日，他过得非常愉快，他在斯内克河上钓鱼，骑马漫步公园，还和女儿艾米一起采摘了黑果，并做成了餐后甜点。这是他从华盛顿的嘈杂以及日益不受欢迎的总统任期中的一次短暂逃离。这本档案中有两位政治领袖的个人档案，一位是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另一位是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这两个人不久之后就要飞赴美国，希望在中东缔造看起来不大可能实现的和平。这个历史性博弈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卡特与这两个人之间以及这两个人之间如何互动。

卡特总统是在外交政策上没有什么经验的情况下就任总统的。他在南方乡间长大，只担任了一届佐治亚州州长。在戴通纳赛车比赛场坐在一个阿拉伯人边上之前，他从来没有见过阿拉伯人。孩童时代他唯一知道的犹太人是路易斯·布朗斯坦，此人是查塔努加市的一个保险推销员，也是卡特的姑父。姑父路易喜欢职业摔跤，他能够用一只手做引体向上，这让年轻的卡特觉得非常惊奇。离卡特老家平原市（Plains）不远的佐治亚州阿梅里克斯市（Americus），有几个犹太商人，卡特经常认为他们是“高贵的”人，这部分是因为他读到的《圣经》的缘故，因为《圣经》告诉他，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直到后来成为佐治亚州的州长并移居亚特兰大，他才逐步了解到，在南部城市地区，有一种隐隐的、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在这种反犹主义的影响下，犹太人根本进不了乡村俱乐部和政府机关。

1973 年，他担任州长的时候，卡特和妻子罗莎琳，到圣地做了一次朝圣。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借给他们一辆梅赛德斯旅行车并配了一名司机，他们借此机会穿越了这个面积不到佐治亚州八分之一的迷你国家。罗莎琳为圣地被商业化而伤感，卡特则告诉妻子，这正和当年基督在圣殿掀翻那些钱商的桌子的情景一模一样。他们来到以色列占领的西岸，在那里，他们得到特别的准许，在基督受洗的约旦河中洗濯自己的身体。这条河比佐治亚南部的那种小溪大不了多少，但它正好与卡特的想象契合。从孩提时代起他就研读《圣经》，他对古巴勒斯坦的地理比对美国地理更为熟悉。他可以在自己的想象中，在基督出生前的两千年，追随亚伯拉罕的脚步，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吾珥市，来到干枯而又岩石丛生的迦南地带。漫步于基督曾经走过的道路，在空空如也的神龛中驻足，走在约旦河中，这一切让卡特总统充满敬畏，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充满全身。

很少人知道他正秘密地计划竞选总统。实际上，在佐治亚州之外也很少人听说过他。但熟悉以色列和这个国家的问题，对于任何一个有抱负的全国性政治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卡特访问了 1967 年六日战争以来以色列占领地区的多个定居点。以色列那个时候还沉浸在自己对四个阿拉伯国家取得闪电般的胜利的喜悦之中，这种胜利使得它完全控制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埃及的整个西奈半岛、加沙地带、约旦西岸，以及最重要的——耶路撒冷古城。战争结束后通过的联合国第 242 号决议，规定了结束冲突的行动指南，包括结束交战状态，承认该地区国家的主权地位，尊重当地居民不受武力威胁地居住在安全的、获得认可的边界内的权利。这份决议还要求以色列从其在战争中占领的土地上撤出，但以色列的领导层对于撤出其占领的 28000 平方英里的土地根本不上心，这些土地让整个国家变成原来的三倍大。如何处理在该地区居住的 150 万名阿拉伯人，这一问题很少被考虑，尽管他们对这个犹太国家构成了一个潜在的、致命的人口威胁。当时，以色列只有 238.5 万名犹太人， 10 万名基督徒，以及没有逃亡到其他地方的 29 万名阿拉伯穆斯林。

梅纳赫姆·贝京当时是新组成的少数派联盟利库德（Likud）的首脑，他特别强烈地主张应该极力保留战争的成果，特别是西岸地区，他用《圣经》上的名字来称呼西岸地区：朱迪亚和撒玛利亚。贝京所设想的是一个广袤的以色列国家，他甚至不承认约旦王国的存在。他认为应该征服约旦，使约旦成为一个纯粹的犹太国家的一部分，他从来没有完全放弃过这个梦想。许多以色列人认为他是一个怪人，一个法西斯主义者，甚至是不光彩的地下恐怖主义活动令人尴尬的遗孽，玷污了这个国家为了争取独立而进行的光荣斗争。“贝京是一个典型的希特勒主义者，”以色列令人尊敬的创立者以及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lion）这样描述自己政治生涯的终身对手，“为了占领整个以色列地区，他可以杀害所有阿拉伯人。”著名的美籍犹太人，包括汉娜·阿伦特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都认为贝京是一个恐怖主义头目。“老师们都因为反对他们而受到责打，成年人则因为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们成为他们的同伙而被射杀，”他们在 1948 年这样写信给《纽约时报》，当时是贝京第一次到美国访问：“通过暴徒式的手段、殴打、砸碎窗玻璃以及广泛的抢劫，恐怖主义者震慑普通民众，并收取高额的进贡。”

当时作为州长的卡特访问了圣地，而贝京还处于以色列政治的边缘，很少有人能够在那个时候想到，四年之后，他们这两个门外汉居然都开始领导各自的国家。

卡特所亲历的以色列，充满希望、繁荣，踌躇满志得有些令人意外。唯一穿着制服的是交通警察。来自西岸的阿拉伯人自由地进入以色列地区，而大批犹太游客以及自由的投资环境，提高了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水平，比他们在约旦统治之下的生活状况好多了。然而，还存在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卡特估计，当时西岸和加沙地带大约有 1500 名犹太定居者，他明显感觉他们对于那里的和平构成了重大威胁。他和罗莎琳在加利利海边上的一个犹太教堂做礼拜，并对那里只有另外两个人一起做礼拜感到震惊。当他们把旅行车还给果尔达·梅厄的时候，梅厄问他们是否看到什么令他们不安的东西。卡特知道，就像曾身处那个职位的所有前任一样，梅厄是一个世俗的犹太人，所以他在提到自己在犹太教堂的经历，以及他发现整个国民对宗教缺乏热情时，还有一丝犹豫。他指出，《圣经》上说，一旦犹太人背离上帝，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会遭受挫败。梅厄冲着他笑了。看看这个佐治亚州州长！但正是在那个秋天，安瓦尔·萨达特派遣埃及军队通过了苏伊士运河，打了以色列一个措手不及，让这个国家从不可战胜的幻梦中惊醒过来。梅厄在第二年春天被迫辞职。同时，卡特夫妇回到了美国，竭尽所能地做一些可以帮到以色列的事情。卡特州长开始以“老朋友”来称呼梅厄，尽管当时他们只见过一面。

在白宫就职后不久，卡特就开始聚焦中东地区。对于他在就职第一天就宣布中东和平是他最优先的事务之一，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感到震惊，这看起来非常天真。一任又一任的美国总统不断尝试，付出了巨大的政治成本，但都鲜有成效。曾经长时间在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德·福特总统手下工作、努力想化解中东好战气氛的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则警告卡特说，美国总统不应该介入那种结果无法确定的谈判之中。卡特身边最亲近的顾问也告诉他应该等等，等到第二个任期再来用他那脆弱的政治资本冒冒险。就任总统满一个月时，他在美国人民中的满意度达到了 75% 的高位，但之后就不断下降。然而，对于卡特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决定。他相信，上帝希望他带来和平，他应该可以发现一条通往和平的道路。

他之前的竞选经理汉密尔顿·乔丹（Hamilton Jordan），在写给他的一个备忘录中，概要地说明了这个政治探险的危险性。这个备忘录非常敏感，因此，汉密尔顿亲自打字，而且只在白宫保险柜中保留了一份副本。乔丹解释说，犹太人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存在感相对比较高。“犹太人大力支持民主党及其候选人的传统，从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美国的犹太人就开始确立了，后来又被威尔逊和罗斯福的政策强化了。”他这样写道，“哈里·杜鲁门总统在以色列建国中的作用又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联系”。尽管犹太人仅仅占美国人口的百分之三，但他们的投票几乎占到了百分之五。在大部分选举中，犹太人的投票率达到了 90% 。

例如，在纽约州，犹太人和黑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几乎一样，但在卡特竞选总统这一年，只有 35% 的黑人参加投票，而犹太人的投票率则达到了 85% 。“您获得了 94% 的黑人选票和 75% 的犹太人选票，”他继续写道，“这意味着您在选举中每获得一张黑人选票，就获得了两张犹太选票。”乔丹指出，民主党的大额捐款人中超过 60% 是犹太人。犹太人还有一个“强大而又偏执的游说团体”，即美以公共关系委员会（AIPAC），这个机构代表的是以色列政府的态度和目标，而且稳稳地控制着美国参议院的多数选票。卡特是从南方来的无名小卒，至少对于犹太人来说是如此。他公开发表声明，以色列应该有安全且获得认可的边界，同时巴勒斯坦人也需要建立家园，而这种东西通常应该是在幕后谈论的，这使得乔丹担心犹太人可能已经开始采取反对卡特的立场。

“我相信您熟悉基辛格在 1975 年春天的经历。当时犹太游说团体发布了一份由有 76 名参议员署名的信函，这份信函重申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从而完全打碎了福特和基辛格要推行一个全新的、全面的美国和平计划的希望。”这份备忘录的大意是，如果卡特总统想向以色列施加压力，那么犹太人必定会成为他强大的敌人；而他如果希望达成和平协议，又不得不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作为卡特的首要政治顾问，乔丹告诉他这将是一个毫无胜算的局面。这是一个矛盾：对于以色列而言，没有比和平还重大的礼物，但对于一个美国政治家而言，又没有什么比实现这种和平更危险的了。

卡特立即着手的计划是恢复中东问题在日内瓦会议上的谈判。日内瓦会议在1973年举行了一次，当时是在联合国、美国和苏联的主导下进行的。之后就休会了并慢慢地消失于各方无实际效用的好意之中。就任总统的第一年，卡特开始与最重要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会面，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活动，充斥着各自过于激烈的外交辞令和不切实际的要求。那个时候正好安瓦尔·萨达特来白宫访问，卡特立刻就被他吸引了。与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比起来，萨达特是“一束闪亮的光芒”，“果敢异常”。最终，卡特相信，他找到了一个缔造和平的伙伴。卡特总统有一种夸大他与别人之间亲近关系的强烈倾向。这或许是因为要向其他人掩盖自己高度自制、性情孤冷、不希望别人太接近他这一实情。不过，卡特的助理这次发现这两个人还真是惺惺相惜。在第一次会面之后不久，卡特已经开始称呼这位埃及的政治独裁者“我最亲爱的朋友”了，这在国家首脑之间是很罕见的。

卡特还会见了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他发现拉宾爱争论，而且对于和平的前景持悲观态度。“就好像对一条死鱼说话”，他回忆道。不久之后，拉宾就因为财政丑闻而被从总理职位上赶了下来。梅纳赫姆·贝京在这次以色列历史上最奇怪的政治起义中被选为总理。

卡特对以色列这位新领导一无所知，中央情报局也是一头雾水。卡特非常吃惊地看到贝京在一档美国新闻节目中宣布过去十几年和平谈判的基础——联合国第 242 号决议——作废。当有任何人问到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占领”的土地时，他都会纠正说这些土地不是被“占领”的，而是被“解放”了。他还说他计划让犹太人在西岸成为多数。当有人问他，这种主张不是正好与卡特总统众所周知的和平解决以巴争议的观点冲突吗？贝京则回答道：“卡特总统对《圣经》了然于心，因此他知道这这片土地应该属于谁。”

题图为萨达特、贝京和卡特，来自：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