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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YSL 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的联合创始人皮埃尔·贝尔杰（Pierre Bergé）在法国圣雷米逝世，享年 86 岁。作为 YSL 圣罗兰背后的管理天才，贝尔杰改变了整个法国时尚业，而在他担任巴黎歌剧院总监期间也几经风雨、争议不断。

据皮埃尔·贝尔杰-伊夫·圣罗兰基金会（Fondation Pierre Bergé-Yves Saint Laurent）发表声明称，贝尔杰死于神经肌肉疾病。

1961 年，贝尔杰和他当时的恋人圣罗兰共同创立了时尚品牌 YSL，虽然他们在 1980 年代正式分手，但两人一直是商业上的伙伴。贝尔杰负责管理公司长达 40 年之久，直到 2002 年才宣布退休。在他的引领下，精品时装变成了更为务实的产业，他通过举办时装走秀，不仅刺激了成衣市场，连香水、手袋等品牌配饰的销量也节节攀升。

贝尔杰的野心也让他跳出时尚领域，投身到了政治界和文化界。他的顾客多半是富有的保守派人士，但他却是法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坚定的支持者，倡导自由主义，并且是文学、歌剧、音乐领域的资助人和引领者。

最关键的是，虽然他的财富、权力，还有易怒的性格引发争议不断，贝尔杰对此似乎饶有兴趣。2008 年圣罗兰去世之前，他就成了当之无愧的社交明星。贝尔杰一度说过：“不管是讨厌我，还是喜欢我，人人都想炫耀自己曾经在晚餐聚会上坐我旁边。”

贝尔杰个子不高，总是穿着精心裁剪的西装，戴椭圆形角质边框的眼镜，看上去一副斯文的样子。对他的评价似乎分成了两个极端，有人称赞他是生意场上的大师，但也有人公开指责他无耻，当年因为内部交易而遭到罚款是罪有应得。

1988 年，当时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任命贝尔杰管理巴黎的几家歌剧院，包括出任新建成的巴士底歌剧院（Bastille Opera）总监。在任期间，贝尔杰解雇了剧院的音乐和艺术总监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在音乐界引发了轩然大波。他声称，巴伦博伊姆的工资太高，而且对歌剧院的定位也过于精英化。

不过就像贝尔杰得意地指出的那样，正因为这些争议，剧院的上座率才提升了不少。他表示：“这个时代的巴黎人更需要类似19 世纪美国马戏团经理人巴纳姆（Barnum）编排的通俗作品，而不是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Toscanini）创作的高雅艺术。”

法国电影导演兼评论家菲利普·柯兰（Philippe Collin）认识贝尔杰有 40 年了，他说：“我觉得他就像是黄金时代伟大的好莱坞制片人。”

正如美国电影制片人塞尔吉奥·桑托斯（Samuel Goldwyn Jr.）或大卫·塞尔兹尼克（David O. Selznick）一样，关于贝尔杰慷慨大方或是出言不逊的传言层出不穷。在巴黎的圣罗兰工作室里，一名女裁缝说贝尔杰毫不吝啬地接济患了不治之症的同事，但另一个雇员却说他有“厌女症”，从来只提拔男性雇员。而在巴士底歌剧院里，员工们不论男女，都在私下议论贝尔杰的“恐怖统治”导致了许多剧院高层相继辞职。也有时尚作者抱怨说，一旦发表了对圣罗兰系列的负面评价，他们就有可能被暂时甚至是永久禁止出席走秀活动。

1930 年 11 月 14 日，皮埃尔·贝尔杰出生在法国大西洋沿岸附近的奥雷隆小岛上。他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学校老师。十几岁时，贝尔杰搬到了巴黎，决心要当一名记者。有一次在示威游行时被捕后，他和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关在了一间牢房，第二天早上出狱后，两人还一起喝了咖啡。

那次偶遇后，这个天真乐观的 19 岁少年当起了左翼杂志的编辑兼发行人，供稿人包括加缪和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等知名作者。虽然杂志不久就停刊了，但贝尔杰得以和法国诗人让·谷克多（Jean Cocteau）以及时装设计师克里斯汀·迪奥（Christian Dior）建立了长久的友谊。同时，他和画家伯纳德·比费（Bernard Buffet）结为了伴侣，后者还成了他的精神导师。

贝尔杰总是说，他生命中的转折点就是在 1958 年认识了圣罗兰。当时圣罗兰已经 23 岁了，在迪奥时装屋（House of Dior）当设计师，性格内向，做事认真，受到高度好评。“我立刻就注意到了他的才华，”贝尔杰说道。那年他 29 岁，两人于是相恋了。

贝尔杰也成了圣罗兰的经理人、推广宣传员和生活伴侣，在他的帮助下，圣罗兰于 1962 年展出了自己第一个系列。到了 1970 年代，圣罗兰因其大胆突显了现代女性的风采、开拓了时装的定义，把粗呢上装、机车夹克、哥萨克风格外套带到了精品时装领域，被誉为是那个年代最富影响力的设计师。

就贝尔杰而言，他在时尚界展露了不多见的商业头脑。1960 年代，他将圣罗兰的业务从精品时装扩张到了利润更丰厚的成衣市场，在巴黎、纽约等全球各地均开设了精品店。到了 1971 年，精品时装业务急需资本投入时，他又将成衣部门卖给了斯奎布公司（ Squibb Corporation），不过短短两年后又重新收回了这部分业务。

1986 年，贝尔杰与意大利实业家卡洛·德贝内代蒂（Carlo de Benedetti）达成协议，转卖了圣罗兰帝国 25% 的股权，并用这笔钱买下了丽兹查尔斯（Charles of the Ritz）品牌，后者旗下拥有包括圣罗兰在内的多种名牌香水。

1989 年，在贝尔杰的领导下，YSL 集团成为了第一家在巴黎证券交易所（Paris Bourse）上市的时装屋，引发了投资界震动。上市头两天里，由于最早对外出售的 40 万股份中每股都有 28 次出价，交易不得不暂时中止。到了 1990 年，集团年销售额达到了 5 亿美元。

但是在接下来几年里，公司利润和股价暴跌。于是贝尔杰在 1993 年完成了一笔极为划算的交易，将 YSL 集团以 6.55 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法国制药巨头赛诺菲（Elf Sanofi），但是贝尔杰和圣罗兰两人同意继续负责 YSL 的精品时装业务。

除了他们成功的商业关系，贝尔杰和圣罗兰也以奢侈的生活方式在欧洲上流社会占有了一席之地。他们在巴黎的公寓里摆满了古董家具，墙上张贴着印象派、立体派，以及当代绘画作品，还经常开直升机接客人去他们位于法国北部诺曼底的庄园。

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两人把别墅里的一栋建筑改造成了博物馆，专门展出伊斯兰艺术作品；而在纽约，他们用 19 世纪美洲文物装饰了皮埃尔酒店（Pierre Hotel）的一间套房。

直到 1980 年代，一直自称幕后操纵者的贝尔杰才开始走出圣罗兰的阴影。他说，这是因为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社会党终于在 1981 年重新赢得选举，结束了戴高乐 23 年保守党的执政期，让他不愿再保持低调。“我一直支持左派，但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时政治又引起了我的兴趣。”贝尔杰说道。

但因为贝尔杰和圣罗兰的关系日渐紧张，也让他更频繁地在公共场合露面。圣罗兰原本就比较腼腆，后来变得愈发孤僻，他在采访中承认自己有酗酒的毛病，而且吸食可卡因成瘾，常常会精神崩溃。不过贝尔杰不屑地反驳说：“伊夫生来就一直会精神崩溃。”

到了 1980 年代中期，两人分居了，但他们商业上的关系似乎一如往常。虽然圣罗兰勉强才能打起精神设计新的系列，但贝尔杰却显示出了无穷的活力。他召集身在法国的设计师，成立了 Chambre Syndicale 协会，努力推动时尚业的发展。此外，贝尔杰在巴黎创立了法国时装学院（French Fashion Institute）和时尚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Fashion Arts），并在莫斯科和北京举办圣罗兰品牌展览会，利用高级时装开展外交活动。

由于法国排外和反犹主义的兴起，贝尔杰慷慨地资助了法国的反种族歧视组织 S.O.S. Racisme。当艾滋病开始蔓延时，他还组织了门诊护理，成为了为艾滋病研究和教育的 Arcad SIDA 的主席。而且作为出版人，他利用自家杂志《Globe》推动了他自己最喜欢的各项事业，常常为杂志撰写尖刻敢言的专栏文章。

贝尔杰并不担心自己的政治激进主义会影响到圣罗兰的销售。1988 年，他还因为为密特朗的继任选举索取资助而冒犯了圣罗兰的一些客户。保守党候选人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谴责贝尔杰是“鱼子酱左派（Caviar Left）的重要代表”。

贝尔杰成为了密特朗总统的朋友和可信赖的知己。他经常受邀前往总统的乡间住所，一边在林间漫步，一边讨论政治和文化。在密特朗任命他成为巴黎歌剧院总监之后，1989 年，为了庆祝法国大革命 200 周年，剧院还在巴士底狱打造了一个具有未来感的场馆。

批评人士对他经营剧院的资格表示怀疑，而贝尔杰则进一步引爆了争议，炒掉了巴士底歌剧院音乐总监巴伦博伊姆，换上了韩裔美国指挥家、当时还不怎么出名的郑明勋（Myung-Whun Chung）。

换人之后的不到一个月里，剧院里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歌唱演员和舞台工作人员或者资深员工的争吵，由于贝尔杰的独断专行，一些资深员工一怒之下离开了剧院。

担任剧院总监期间，贝尔杰还同时协管了巴士底狱剧院、著名而古老的巴黎歌剧院（Palais Garnier）以及法国喜剧歌剧院（Opéra Comique）传统旧址 Salle Favart。他坦承自己没能实现若干管理目标。虽然承诺一年要在歌剧院举办 250 次歌剧演出，但实际的演出数目刚刚能超过 140 次。在执掌巴士底狱歌剧院的 4 年里，他说自己只回想起两三场表演能值回票价。

“出于各种原因，剩下的演出我一点儿都不喜欢，”他说。

评论界也基本上认同他的这一观点：剧评大多数都惨不忍睹。

不过贝尔杰兴高采烈地指着巴士底狱歌剧院的大批观众，仿佛在以此证明自己的管理才能，就像个马戏团经理一样。“人们对这座建筑都很好奇，都在谈论它，”他说。“有一半观众以前从未踏进过歌剧院，然而突然之间，歌剧院成为了法国文化政治生活的中心。真是可笑。”

票房的成功并不足心让贝尔杰留任。1993 年，保守党在法国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随后新成立的保守党政府撤了贝尔杰的职，先是任命了一位代理总监，后来又请来了日内瓦歌剧院的总监休斯‧高尔（Hugues Gall）。

贝尔杰主导的商业交易也给他带来了法律上的麻烦。1994 年，他被控在 YSL 集团 1992 年 9 月宣布集团净收入下挫 94% 之前抛售了价值近 2000 万美元的股票。在被判处内部交易罪之后，他先是被处以 60 万美元的罚金，上诉之后又被调减到了 20 万美元。

贝尔杰把公司卖给赛诺菲（Elf Sanofi）的交易更加深了有关他的丑闻。贝尔杰和圣罗兰凭借他们手中 43.7% 的股份拿到了 2.86 亿美元，合每股 158 美元，比交易之前 118 美元的市值高出许多。

从 1996 年起，贝尔杰就一直担任专门为艾滋病研究治疗筹资的组织 Sidaction。他还是法国《国际邮报》（Courrier International）和同性恋杂志《Têtu》的创始人，以及《世界报》（Le Monde）监事会主席。

2017 年 3 月，贝尔杰和自己多年来的伴侣麦迪逊‧考克斯（Madison Cox）结了婚。考克斯是一位景观设计师，也是马拉喀什的 Jardin Majorelle 基金会的总监。该基金会是皮埃尔‧贝尔杰-伊夫‧圣罗兰基金会的一部分。考克斯目前仍在世。

最近，贝尔杰正在努力打造两座专门展出 Yves Saint Laurent 作品的博物馆，它们原定将于下个月揭幕：其中一个位于 YSL 巴黎旧址，另一个位于马拉喀什，是 Jardin Majorelle 基金会旁边的一座新建建筑。

年龄并没能让贝尔杰顺从、让他不再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和他人。2014 年，当在传记片《Yves Saint Laurent》中被记者毫不客气地问到他和圣罗兰的关系时，他回应道：“相信我，以前支持圣罗兰的时候，我可不是心甘情愿的。我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我有责任这么做，因为我爱他。”

和另一位号称自己死后会有大洪水的皇帝路易十五一样，贝尔杰似乎笃定地认为，他参与打造的时尚世界的寿命不会比自己更长。

在 2015 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说：“Chanel、Balenciaga、Dior，当然了，还有 YSL 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我来说，现在的整个时尚产业充斥着金钱和营销，一切就像是个谎言。”

翻译 熊猫译社 智竑 葛仲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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