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尼古拉斯·斯塔加特（Nicholas Stargardt），英国历史学家、作家。 1962 年出生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父亲是德裔犹太人，母亲是澳大利亚人。他曾经在澳大利亚、日本、英国和德国生活过，就读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目前是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教授、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欧洲儿童史和纳粹德国社会文化史。

斯塔加特曾经出版过多本关于现代德国历史方面的著作，如关于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反军国主义运动的思想和政治史作品《日尔曼思想和军国主义：激进和社会学批判》、首次以儿童视角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纳粹德国社会史的作品《战争目击者：纳粹统治下的儿童生活》等。

书籍摘录：

前言（节选）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德国来说，与以往的战争截然不同。纳粹政权把它挑起的冲突转变成欧洲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战争，早在占领波兰并建立起第一个毒气室之前，它就开始使用种族屠杀手段。第三帝国在 1945 年走向“全面崩溃”时也与众不同，它垂死挣扎，耗尽了德国社会的全部精神和物质积蕴。德国人在柏林为了保卫帝国总理府而战斗，而日本人却没有像他们那样，顽抗到东京帝国皇宫大门前。为了实施如此规模的战争，纳粹所需要的社会动员和个人奉献必须远超战前岁月。然而， 70 年过去了，虽然关于战争的起源、具体进程和种种暴行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德国人对他们亲身参与过的战争持什么看法，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把战争坚持到底的。这本书研究的是德国人如何经历和承受这场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非但没有随着经历这场战争的几代人逐渐凋零而失去光辉，反而一直受到公众的关注。在德国更是如此，过去 15 年来，我们已经看到相关电影、纪录片、展览和书籍泛滥如洪水。然而，无论是学术式还是大众式的表述，对这场战争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它们要么把德国人描绘成受害者，要么说他们是加害者。过去 10 年中，受害者叙述极为显著，著述者专注于挖掘曾经被埋藏的普通民众记忆，这些民众经历过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对德国城市的大轰炸、苏联红军到达前的大逃难和红军到达后频频发生的屠杀和强奸。很多德国老人一再叙述他们最为痛苦的记忆，只是想让人听到，想在身后留下记录。

媒体把战争时期德国平民遭受的痛苦转化成当代人关注的议题，不吝篇幅描述他们的失眠、焦虑和反复遇到的噩梦。很多人自发成立“战争儿童”组织，评论家们用滥“创伤”和“集体创伤”等词语，全部套用在这类经历上。不过，他们谈论这些创伤时，总想强调受害者是被动和无辜的，并且希望在道德取得共鸣：在 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集体创伤”的概念主要用在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方面，把政治认同赋予德国“受害者”，有望使他们更有影响力。

只有在极右派占据的政治边缘地带，才把德国平民遭受的痛苦与纳粹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划等号，这些人在每年的2月份都会举着“大轰炸大屠杀”的标语游行，纪念 1945 年的德累斯顿大轰炸。不过即使这些煽动性的活动，也远远不能和上 20 世纪 50 年代西德支持的僵化的民族主义相提并论，这种民族主义崇尚德国士兵做出的英雄主义“牺牲”，把一切德国“暴行”归咎于一小撮顽固的纳粹分子，特别是党卫军(SS)。这种轻描淡写的冷战借口给德国国防军贴上“好”的标签，给党卫军贴上“坏”的标签，为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西德以北约正式成员的身份重新武装提供了支持。不过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国防军罪行”巡回展览的有力揭露，这种借口再也站不住脚。

在这个展览中，可以看到由普通士兵实施的公开绞刑和集体处决。关于群众参与德国战争罪行的这段灰暗历史，随着学术研究深入进行，至少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人们越来越了解到这一真相。但是，把士兵们藏在制服口袋里的私人照片和他们的妻儿照片摆在一起公开展出，引发了强烈反应，在奥地利和前东德地区尤其如此。在这些地方，大多数人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还不愿公开讨论这类问题。展出引发一些反作用，随着焦点转到德国妇女和儿童成为英美轰炸和苏联强奸的受害者这个问题，一些评论家担心会回到 1950 年代盛行的比赛谁的民族痛苦更深重这个老路上来。

然而，这两种感情色彩强烈的战争叙事平行发展，轨迹完全没有相交。它们有着相同的道德意识，在当代柏林的市中心为大屠杀遇难者树立纪念碑就是证明，然而在谈论那段历史时，它们仍存在巨大的分歧：德国人要么是受害者，要么是加害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60 周年的 2005 年，当我在关注德国公众的自我反省时，意识到学者和媒体只关注从那段历史中吸取正确教训的这种当代社会需求，忽略了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任务，而且是最重要的任务，即理解历史。关键问题在于，没有人向历史学家探询德国人如何谈论和思考他们在那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例如，他们谈过多少自己曾为一个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的政权而战这个事实吗？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后，有没有改变对这场战争的总体看法？

人们可以假设在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警察国家里，不会出现这类谈话。但实际上，德国人在 1943 年的夏季和秋季，已经开始公开谈论屠杀犹太人的问题，并把这一行为和盟军轰炸德国平民相提并论。在汉堡，有人注意到“平民、中产阶级和其他人都在私密圈子和大型集会上一再提出，盟军袭击德国是报复我们对犹太人的迫害。”在巴伐利亚的施韦因福特（Schweinfurt），人们的说法也一样：“这些恐怖袭击是反犹政策招来的后果。” 1943 年 10 月，美国空军第二次空袭施韦因福特后，人们的情绪低落消沉，公开抱怨说，“如果我们不那么残酷地对待犹太人，就不会遭受这些恐怖袭击。”当此之时，柏林有关当局得到报告说，不仅德国所有的重要城市都出现这类观点，就连没有直接遭受轰炸的穷乡僻壤也是如此。

当我初次了解到这个情况时，感到非常震惊。德国人在战后普遍宣称不知道或者没参与那些犯罪，但我已经知道，这只是糊弄人的借口。现有研究表明，早在战争没结束时，德国就已经流传着大量关于种族灭绝的消息。通过前线的书信和照片、士兵在火车上和回家探亲时的谈话，这类新闻已经通过党卫军家属、铁路工人、其他目击者及 BBC 德语广播和中立媒体流传回德国。但像其他历史学家一样，我以为这类信息大多只是在密友和家人之间小心翼翼的传播，在私密圈子以外，只有匿名的流言。大屠杀怎么可能成为大庭广众之下的话题呢？

此外，这些讨论是受秘密警察当局监控和分析的，在此前两年中，正是这些秘密警察机构对犹太人进行了流放和屠杀。更诡异的是警察和党卫军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收到这些报告一两个月之后，仍然向第三帝国的领袖们断言，只能他们才能担当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责任，“我们要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去”。那么这个所谓的秘密是怎样泄露的呢？近 25 年来，当我们思考纳粹时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屠杀已经成为一个焦点问题。但这种观点出现的时间相对不算太久，而且对于德国人如何看待他们在那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这一问题，我们无法从中了解。

对于德国犹太人来说，大屠杀日益逼近，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们对战争的理解，但是其他德国人对一切事物则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最关心的是战争，因此他们也从战争的角度来理解大屠杀。由于双方在力量和选择上极度不平等，对于同一个事件，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也导致了极为不同的希望和恐惧。这个问题影响到我撰写战时德国历史所使用的方法。其他历史学家们强调的是大规模杀戮机器，并且讨论大屠杀为何及如何发生，而我发现自己更关注德国民众是怎样把这个大屠杀当作既成事实接受和消化掉的。它是怎样影响到德国人，使他们逐渐认识到自己正在参加一场种族灭绝战争？或者换句话说，这场战争是怎样影响到他们对种族灭绝的看法？

1943 年 7 、 8 月间，战时德国显然一度遇到深度危机，从汉堡到巴伐利亚，人们都把盟军对平民的无限制空袭视作报复“我们对犹太人所做的那些事”。 这类关于盟军惩罚或者“犹太报复”之类的言论证实，把空袭描绘成“犹太恐怖轰炸”的无休止宣传总的来说被大众接受了，这种宣传在 1943 年上半年鼓噪的尤其激烈。 但是， 这些看法带有一种奇怪的自我谴责之意，让戈培尔和其他纳粹领导人感到惊恐。这些说话方式有暗含着想停止这种冤冤相报的战争，因为德国的各个城市正在被战火抹掉。但是，帝国保安总局通讯员委婉所称的“针对犹太人所采取的措施”已经是既成事实：在欧洲范围驱逐犹太人已是此前一年的事。 随着空袭不再受任何限制，汉堡大火使德国人意识到，现在面临的是一种新型的全面战争。

“是/或”、“生存或毁灭”、“全部或全无”、“胜利或毁灭”等摩尼教二元论式的观念在德国源远流长。自从 1918 年德国战败后，它们就构成希特勒的中心思想， 1914 年 8 月 6 日德皇发表“告德国人民书”后，它也是德国的主要宣传论调。不过在 20 世纪 30 年代甚或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年，使希特勒的统治受到欢迎的并非这种末世景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期，德国社会发生变化，更易于接受这类思维方式。德国的气数渐尽，极端言辞慢慢没了市场，德国人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随着盟军发动“恐怖轰炸”，“生存或毁灭”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前景极为惨淡。在 1943 年的夏天，有一种恐惧广泛散播，它认为德国人无法逃脱由他们自己发动的无情的种族战争所带来的后果，更为这种危机感火上浇油。为了度过这个危机时刻，人们不仅必须放弃早先对战争进程的期待和预测，还要抛掉传统的道德顾虑，突破尚存的体面和廉耻观念。德国人不一定必须是为希特勒而战的纳粹分子，但他们发现，面对无情的战争和它带来的末世心态，不可能一直无动于衷。

战时危机使社会价值发生转变或者更趋激进，当我们思考纳粹政权与德国社会的关系时，受到它的这种能力的深刻影响。近 30 年来，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汉堡大火之后或者第 6 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覆灭之前数月发生的危机，让德国社会陷入不可逆转的失败主义之中：绝大多数德国人与纳粹政权日益疏离，只是在纳粹的恐怖压迫下，才不得不跟着他们往前走。实际上在战争中期，不断降低的支持和日益强化的压制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法院判决的死刑从 1941 年的 1292 起猛增到 1942 年的 4457 起，正好处于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前夕。德国的法官们不是主动以严刑打击下层民众越来越强烈的反抗和不满，而是在上层（尤其是希特勒）的施压下，对一些惯犯判决更为严厉，实际上这些人通常并没有犯什么大罪。这也是一个种族司法体系，在它所判决的死刑犯中，被迫到德国工作的波兰人和捷克人的比例远超德国人。

直到 1944 年秋天，盟军已经攻进德国本土，“普通德国人”才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压制，但是最恐怖的压制只局限于 1945 年 3 月、 4 月和 5 月的第一周这段最后的战争期间。即使在最后阶段的大规模暴力痉挛中，恐怖统治也没有使德国社会分裂和沉默：相反，很多德国公民认为，作为忠诚的爱国者，有权对纳粹的失败进行公开批评。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他们大多依然自认为是在为国奉献。

人们从常识出发，长期以来认为德国人成了失败主义者：历史学家把纳粹政权的成功与民众的支持划等号，把它的失败归咎于民众的批评和反对。在和平年代，这种看法的确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但在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就不行了。从 1943 年到 1945 年，德国人是如何一边克服日益严重的战争创伤和损失，一边继续坚持战斗的？对于战时的失败和危机给德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德国人的战争》提供了一个大不相同的理解。在特殊时期，恐怖无疑有它自己的作用，但它不是驱动德国人前进的唯一原因，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德国人既无法摆脱法西斯主义，也无法摆脱战争，因为他们面对失败的命运时无法脱离所处的历史环境。他们的战况越糟糕，战争的“防御性”就越加明显。

当德国人竭力想掌握主动，重新思考可能面临的命运时，后续危机不仅根本不会让纳粹政权崩溃，而且成为更加激进化的催化剂。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汉堡轰炸这类大灾难确实使纳粹政权的支持率大幅下降，但是没有让德国人对爱国主义奉献产生疑问。战争压力在德国社会以不满和抵触的方式全方位表现出来，很多时候纳粹政权必须出面斡旋，消除不利影响。然而，不管这场战争如何不受欢迎，它依然比纳粹主义本身还具有合法性。德国在战争中期遇到的危机没有让德国人陷入失败主义，而是使其社会态度更趋顽固。我在这本书里关心的内容，就是德国人的战争反应里所包含的更加复杂、多变和令人沮丧的因素。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