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奥威尔《1984》的灵感来源,先变成了这本记录西班牙内战的书
1946 年,奥威尔写道:“自 1936 年后,我所进行的严肃创作的每一行话,都是在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体制,并为民主的社会主义体制鼓与呼。”
作者简介:
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传世之作《一九八四》、《动物农场》脍炙人口,历久弥新,被誉为“一代英国人的冷峻良心”。
书籍摘录:
第一章(节选)
那是 1936 年 12 月末,距离现在我动笔是不到七个月前的事情,但似乎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后来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使得这段时期的回忆变得模糊了,比 1935 年或 1905 年的回忆更加模糊。我来西班牙的目的是为了撰写新闻稿件,但我立刻加入了民兵组织,因为在当时那种气氛之下,那似乎是唯一的正确之举。无政府主义者仍然控制着加泰罗尼亚,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对于从革命伊始就投身其中的人来说,到了 12 月或 1 月,革命似乎已经结束了。
但对于一个从英国来的人而言,巴塞罗那的情景令我觉得十分震撼和惊诧。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来到一个工人阶级翻身作主的城市。几乎每一座建筑都被工人占领,挂着革命的红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红黑相间的旗帜。每一面墙上都画着锤头和镰刀的图案,写着革命党派的名字缩写字母。几乎每一座教堂都被捣毁,里面的神像被焚灭。工人群体正到处有组织地捣毁教堂,每一间商店和咖啡厅都写了标语,标榜自己是集体所有制经营,甚至连擦鞋匠也被集体化了,他们的鞋匣被涂成了红黑两色。服务员和售货员直视着你的脸,和你平等相待。奴颜婢膝的话,甚至那些礼节性的话都暂时消失了。没有人说“阁下”或“先生”,甚至“您”也不说了。大家互称“同志”和“你”,打招呼时说的是“祝你健康”,而不是“请安”。法律规定不许给小费。
有一次我想给看电梯的小男孩一点小费,结果被酒店的经理训了一通。街上没有私人的汽车,它们全都被征用了,所有的电车、出租车和许多交通工具都涂成了红黑两色。宣扬革命的海报无处不在,贴在涂成干净的红蓝两色的墙壁上显得特别振奋人心,让剩下的几张广告海报看上去就像脏兮兮的涂鸦。兰布拉斯大道是贯穿市中心的主干道,行人熙熙攘攘,穿梭不停。整条马路都安置了高音喇叭,从早到晚大声播放着革命歌曲。最奇怪的景象莫过于行人的面貌。从表面上看,富人已经基本上在这座城市绝迹,除了少数妇女和外国人之外,根本找不到“衣着华丽”的个体。大家要么穿着朴素的工作服或蓝色的吊带裤,要么穿着不同款式的民兵制服。
这一幕幕景象非常奇怪而令人振奋,里头有许多事情是我无法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觉得不喜欢,但我觉得这是值得为之战斗的事业。我还觉得情况就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这里真正成为了工人当家作主的国度,资产阶级已经被驱逐、处决或接受改造,与工人站在同一阵线。我没有意识到,许多富裕的资产阶级只是暂时化装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低调地隐藏起来。
除了这些以外,战争的可怕影响随处可见。整座城市萧条破败,道路和建筑急待修葺。到了晚上道路非常昏暗,以防止敌人空袭。所有的商店几乎都空荡荡的。肉制品很少,牛奶几乎无从购买,煤炭、白糖、汽油非常紧缺,而面包的紧缺尤为严重。即使是现在,排队买面包的队伍经常一排就是几百码长。但看得出人们都很满足,充满了希望。这里没有失业,生活成本非常低廉。你很少看到完全赤贫的人,除了吉卜赛人之外没有乞丐。最重要的是,大家都对革命和未来怀着坚定的信念,感觉突然迈进了平等自由的时代。每个人都试着展现出人性化的行为,而不是资本主义机器里的零部件。
理发店里张贴着无政府主义的告示(几乎所有的理发师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庄严地宣告理发师不再是奴隶了。街上挂着彩色海报,规劝妓女从良。对于任何来自冷漠而目空一切的英语文明的人来说,这些胸怀理想主义的西班牙人说的尽是革命的陈词滥调,实在是乏善可陈。那时候街上卖的是最天真的革命歌曲的歌谱,内容都是关于无产阶级兄弟情谊和墨索里尼的邪恶作为,一本只卖几分钱。我经常看到大字不识几个的民兵买了一本革命歌谱,艰难地拼读着上面的文字,然后,等他理解了上面的内容,就将其哼成一首歌谣。
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列宁兵营,表面上在接受训练,准备上前线作战。当我加入民兵组织时,他们告诉我第二天就会派我上前线,但事实上我得等候新的百人队组建完毕。战争伊始工会匆忙组建了工人民兵部队,至今还没有以正规军事编制进行整顿。负责指挥的“指战部”大概有三十人,士兵以百人队为编制,而纵队的人数规模则更加庞大。列宁兵营是一座宏伟的石建筑群,有一间骑兵学校和几个宽阔的鹅卵石庭院。这里原本是驻扎骑兵的营地,在七月份攻占下来的。我的百人队在其中一间马厩睡觉,那里的石头马槽上还刻着那支骑兵队士兵的名字。所有的马匹都被缴获并运到前线,但整个兵营还是弥漫着马粪和烂燕麦的味道。
我在兵营待了一个星期,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马的味道、尖锐的军号声(我们所有的军号手都很业余——我还是在法西斯阵线外面偷听才学会吹西班牙式军号的)、军营里平头军靴的踏步声、冬日下漫长的晨训以及在沙砾马术场上进行的热烈的足球比赛,一边各有五十名队员。兵营里大概有上千人,只有十来个单身女人,其他女人都是民兵的妻子,她们负责做饭。民兵组织里有女兵,但人数不是很多。当然,在最初的几场战斗中,这些女人与男人一起并肩战斗。在革命时期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现在观念已经开始改变,在女兵们训练的时候,男兵们必须离开骑兵学校,因为他们会嘲笑女人,还想阻止她们训练。而在几个月前,看到一个女人手持长枪没有人会觉得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
民兵们将整座兵营里的每一座建筑都搞得污秽不堪,这似乎是革命的副作用之一。每个角落里都堆放着被捣毁的家具、破碎的马鞍、黄铜的骑兵头盔、空的刀鞘和剑鞘,还有发霉的食物。食物浪费很严重,尤其是面包。光在我的营房每顿饭都得倒出满满一篮子面包——而平民们却缺少食物,实在是很不光彩的事情。我们在长长的高桌上吃饭喝酒,用的是永远油腻腻的锡盆和一种顶糟糕的西班牙式波隆酒瓶。波隆酒瓶是一种玻璃器皿,有一个突起的出水孔,只要你把它稍微倾斜一下就会射出一道细细的酒水,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隔着一段距离喝到酒,不用将酒瓶凑到嘴边,大家可以传着喝酒。一看到大家在用波隆酒瓶喝酒,我就会提出抗议,要求用酒杯喝酒。在我眼里,这东西简直就像夜壶,特别是里面装着白酒的时候。
他们给征召的壮丁派发制服并不是一步到位,因为这里是西班牙,每样东西都是零星发放的。没有人知道谁领到了什么东西,许多我们最需要的物资,像腰带和子弹匣,直到最后一刻,火车已经在等着载我们上前线了,才发到我们手里。我提到了民兵“制服”,或许会让你形成错误的印象。其实那根本称不上是制服,应该说是“杂牌装”。每个人的军服都是照着大体上同一个款式设计的,但基本上没有两套军服看上去是一样的。基本上队伍里每个人都穿着齐膝的灯芯绒马裤,但服装的一致性就到此为止。有的人缠着布绑腿,有的穿着灯芯绒长筒袜子,有的穿着皮绑腿,有的穿着长筒靴。大家都穿着拉链式的大衣,但有的是皮衣,有的是羊毛衣,而且颜色各异。至于军帽,可以说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种帽子。我们的军帽前面通常会别着党派的徽章,而且几乎每个人都会在脖子上围一条红黑的手帕。那时候一支民兵队伍看上去就是一帮外貌稀奇古怪的乌合之众,但当时就只能分发这些从不同的军工厂里赶制的衣服,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能有这样的衣服就不错了。
不过,那些衬衣和袜子都是粗制滥造的棉布织品,根本抵御不了严寒。想到民兵们在漫无纪律的头几个月所经历过的事情,我就觉得很恐怖。我记得读过两个月前的一份报纸,一位马联工党马克思主义联合工人党(西班牙语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简称“马联工党”[the P.O.U.M.]),创立于 1935 年,是西班牙的左翼政党,西班牙内战时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政体,与发动政变的弗朗哥将军作战。的领导人视察完前线后说他会努力实现“每个民兵分到一条毛毯”。如果你曾经在战壕里睡过觉,这句话会令你不寒而栗。
到了兵营的第二天,我们开始了被戏称为“军训”的活动。一开始的时候情况非常混乱。征召来的新丁大部分是来自巴塞罗那、十六七岁的街头少年,空有一腔革命热情,但对战争一无所知。甚至连让他们整齐地排好队伍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这里漫无纪律,要是一个人不喜欢某个命令,他会从队列里站出来,激烈地和长官争吵。我们的指战员是个健硕的年轻人,脸蛋很稚嫩,性格热情开朗。他以前是常备军军官,现在看起来仍很英挺,英姿飒爽,穿着一尘不染的军服。奇怪的是,他居然是个虔诚热情的社会主义者。他比其他人更坚持不同军阶之间彻底的平等。
我记得当一个傻帽的新丁称呼他为“长官”时,他会感到惊讶而难过。“什么!长官?谁叫我长官?难道我们不都是同志吗?”我怀疑这其实会妨碍他的工作。新兵所接受的军事训练对他们来说一点儿用处都没有。他们告诉我外国人可以不参加军训。(我发现西班牙人很自卑,觉得所有的外国人都比他们更熟知军事),但我和他们一道接受军训。我很想学会使用机关枪,我从未有过机会开机关枪。但令我失望的是,我发现根本没有人教我们如何使用武器。
那所谓的军训不过是老掉牙的阅兵训练,傻得要命: 向右转、向左转、向后转,三行队列齐步走和其他一些毫无意义的内容。这些我十五岁时就都学过了。训练游击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要是你只有几天时间操练士兵,显然你必须指导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技能: 如何找掩护,如何在开阔地带行进,如何扼守阵地和构筑工事——最重要的是,如何操作武器。但这群热情的少年再过几天就要被派往前线,甚至没有学会如何用步枪射击,或如何拉开手榴弹的保险销。当时我不知道原来这是因为武器严重不足。在马联工党的民兵部队里,枪支短缺的情况非常严重,抵达前线的新兵只能从他们所接替的部队那里接过步枪。在整座列宁兵营,我相信只有负责岗哨的士兵才配备了枪支。
几天后,虽然按照常规标准我们仍是一群乌合之众,但领导们认为我们可以拉出去亮相了。好几个早上我们行军到西班牙广场后面山丘上的公园。这里是所有党派的民兵组织、武警部队和新组建的国民军一师共用的训练场。公园里好一派奇怪而振奋人心的景象。每条道路和小径和原来的花床里都有一队队一排排的士兵在来来回回地走正步,一个个昂首挺胸,拼命想让自己看上去像个真正的士兵。大家都没有武器,而且没有一个人穿着一整套军服,大部分人身上的民兵制服都破破烂烂的。训练流程总是大同小异。我们要走三个小时正步(西班牙式的行军步子短而急促),然后就停下来,队伍解散。大家口干舌燥地朝半山腰一间小杂货店蜂拥而去,店老板正在大声吆喝叫卖廉价红酒。大家对我都非常友善。由于我是英国人,大家都对我很好奇。那些武警部队的军官很看得起我,请我喝酒。与此同时,我总是把中尉逼到一个角落里,吵着要他安排我接受机关枪训练。我总是从口袋里摸出我那本《雨果字典》,操着蹩脚生硬的西班牙语对他说道:
“不用步枪,用机关枪。要学机关枪。会学机关枪吗?”
他总是抱以一个不胜其扰的微笑,答应我明天就会有使用机关枪的指导课。但不用说,永远是明日复明日。又几天过去了,新丁们学会了漂亮地走正步和立正,而关于开枪射击,他们顶多只知道子弹是从哪头射出来的。有一天,当我们军训休息的时候,一位有佩枪的武警部队军官走了过来,同意让我们看看他那支步枪。我所在的排里,原来只有我会给步枪上子弹,更不知道该如何瞄准。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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