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摘录：

前言 批评文化的建构过程（节选）

1967 年，喜马拉雅山麓西孟加拉邦纳萨尔巴里的农村爆发了武装农民起义。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层组织领导了这次起义。运动的领导人要求从当地的地主手里夺取土地，并在无地的农民中进行再分配。他们自称受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激励，并遥尊毛泽东为自己的领导人。印共中央领导层将纳萨尔巴里运动列为“左倾冒险主义倾向”加以批判。过了几个月，起义被武警镇压。

纳萨尔巴里叛乱开启了过去半个世纪印度自称为“毛泽东主义”的局地武装农民运动的先声。目前，印度中部的许多拥有丰富森林和矿业资源的地区都由反政府的毛派武装组织控制。尽管如此，他们的影响是有限的，也没有潜质扩张到新的地区。他们的活动也没有威胁到印度的国家稳定。

但纳萨尔巴里运动的确对印度的文化和学术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冲击。它产生了一种批判的文化，其政治锋芒在今天依然得到延续。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以“庶民研究”为名的历史研究系列。本书中有几篇论文源于这个批评学派。在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的领导下，庶民研究学派的学者试图重新找到“庶民阶层”—亦即农民、匠人和居住在森林里的诸多民族—的政治角色。他们拒绝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史学家认为庶民阶层没有政治自觉的预设。通过运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著作，庶民研究学派的历史学家开创了一些新的方法来解读由国家和统治阶级建构的历史记录所包含的庶民阶层独立的声音。

这些叙述与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历史书写迥然不同。本文集中沙希德·阿明（Shahid Amin）的《甘地作为圣雄》一文就是一个极佳的例子。该文向我们展示了农民阶层自身是如何通过传播流言而建构出了一个具有超凡灵修力量的圣人甘地形象的。这与民族主义叙述中的甘地将反殖民政治的信息带到印度农民中来的情形全然不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很多庶民研究学派的历史著作试图用殖民地时代的农民起义和农民参与建国运动的叙述来向我们展示，庶民阶层与精英阶层有着全然不同的政治要求、目标与语汇。换言之，这些史学家企图论证，庶民阶层本身就是政治行为者。

本文集所收录的论文时间跨度大约三十年。其中五篇或发表于《庶民研究》，或作者属于庶民研究的成员。其余三篇文章的作者，西巴吉·般迪帕耶（Sibaji Bandyopadhyay）、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和古兰穆罕默德·谢克（Ghulammohammed Shaikh）一直同庶民研究保持着亲密而不无批判的关系。我相信，这些文章集结起来，将会给中文世界的读者带来对一个在过去三十年间，在印度成形的敏锐的政治批评学术文化的初步印象。

在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的文章里，他为我们提供了庶民研究这一计划的回顾。他的文章交代了本文集中其他几篇文章写作的时代背景。该文也讲述了创建一种在严肃学术领域内探讨不合时宜、不受欢迎乃至具有颠覆性政治议题的学术文化的企图。

庶民研究和它的时代

常常有人评论，庶民研究是时代的产物。拉纳吉特·古哈在 1993 年召开的“拉丁美洲庶民研究小组”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的计划属于我们的时代。它肇始于一个动荡的年代，新生的印度民族国家面临种种困境，内乱严重威胁着国家的统一，独立以来降生的‘午夜之子’一代所面临的挫折感与他们的长辈感到的幻灭交织成一股共同的焦灼，产生出一种爆裂的不满。” 他还补充道，庶民研究的这一时期也是“全然由全球的诸多时间性（global temporalities）钉死”的。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早期的确是急遽鼎革的一段时间，在青年学人的知识塑形过程中留下了印记。正如查卡拉巴提指出的，除了拉纳吉特·古哈之外，所有在 70 年代末参与启动庶民研究的学人都很年轻。这对他们的工作来说有以下的一些意涵，尽管他们当时未必对此有所觉察。

首先，他们的工作有一种本真的兼容并包，这使得他们能够在学术密林的多个学科和地理区域进行“狩猎采集”。这些学人的正式学位来自至少四个国家的大学。他们的极大优势在于，不信奉任一已有历史学派，因而他们可以自成一格。有些人是在毛泽东影响下的马克思主义氛围中成长的，但团体中的其他学人鼓励他们读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和结构人类学著作。团体内还有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或是法国年鉴学派的通俗史学［尤其是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忠实仰慕者，但也有学人更倾向于坚持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后来，古哈与查卡拉巴提转向对海德格尔的深入阅读，而很多其他成员拒斥这一努力。（若要了解古哈晚期作品的样本，请参见本文集中他在《迁移者的时间》中的思考。）

然而，这意味着小组内部开启了这样一个空间：充满活力而持久的辩论，有时甚至非常尖锐。庶民研究的编辑组每年通常举行一次年会，学人们可以在两到三天的时间内讨论大家正在进行的工作。讨论常常以有关哲学或方法论立场的尖锐辩论收场。有一次，会议在德里的汉姆达尔大学的招待所举行，有点困惑的高塔姆·巴德拉（Gautam Bhadra）评论道，他好像是刚刚目睹了一场乒乓球世界锦标赛，回合如此迅猛激烈，以至于观众常常看不清楚球在哪里。这些唇枪舌剑从来没有给小组成员带来任何的嫌隙，因为当时他们还非常年轻，他们的立场或友谊并无利益攸关。他们可以全心全意地表达异议，但仍然一同归属于庶民研究这样一个多少被围困的团体。

年轻的第三个意涵是能够忍受突如其来的知识上的批判，以及很多他们开始面对的体制上的掣肘。这一研究没有机构资助。当他们尝试以庶民研究的名义在印度筹备会议的时候，体制内权威很少给予合作，有时甚至表示出公然的敌意。做出独立开展会议和编辑组例会的决定是很勇敢的，没有任何机构支持，仅仅依靠庶民研究的销售版税。与会者可以报销二等座火车票，一起解决住宿，或者是求助于亲朋好友。与会者要负担蜡纸打印的论文费用（这是复印技术还非常昂贵的时代）和午餐费—这在印度的学术会议上是难以想象的。这种激情，只有年轻人的友情可以维系。查卡拉巴提指出，正是一种特别的男性友谊圈给予了庶民研究早期的特质。当然，编辑小组早期没有女性成员，也带来一个不幸的后果：庶民研究早期的出版物中对性别问题明显缺乏关注。庶民研究小组对合理的批评做出回应并引入女性成员时，小组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窘迫和艰难了。

意气风发的第四个结果是小组有幸得到前辈拉纳吉特·古哈的指导。也许正因为他记得自己在学术界的起起伏伏，古哈总是抑制和疏导组员们的热情，时刻提醒他们要在学术界内部来展开斗争，不论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政治偏好。因此，他们既不应该期待，也不应该允许学科内部的学术技术标准有丝毫的松懈。换言之，不论他们的历史主张有多激进，他们都必须谨小慎微地遵从职业的标准，不让任何人有机会指控他们学术质量低劣。即便当他们在方法论上不循常理，使用非传统的源材料，或者用前所未有的方法阅读文档，他们也必须用尽可能好的理论论证来捍卫自己的创新。

这也是为什么庶民研究，在一开始将庶民反叛者描绘成历史新主体而面临着大量的批评之后，走上了那样的道路。如很多过去的激进运动一样，庶民研究小组的学人们完全可以一口咬定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宏图的激进政治内核，不管遭受学界怎样的批评。相反，他们选择拥抱批评，就着批评进行改进，提出了更加细致入微的理论立场。这就意味着，当他们从青年走向中年甚至更远的时候，这些学人不仅仅停驻在学术界内部，他们也可以走出去做一些与庶民研究相关但不限于庶民研究的知识项目。这也意味着他们非但没有被逼进一个废弃的贫民窟，反而在学术界蓬勃发展。

庶民研究所处的更广泛的政治条件在过去三十年中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庶民研究诞生于 1975 — 1977 年的“紧急状态”之后，当时左翼学人坚信印度的政治秩序缺乏民意基础，选举民主之时用来装点门面，一旦给统治者带来不便，就会被甩到一旁。旁遮普和阿萨姆在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叛乱以及国家政权的回应强化了这种怀疑。然而 90 年代初期施行的经济自由化，并非通过极权手段强加在人民身上。越来越多的人在政权中拥有密切的利害关系，开始意识到民主选举的工具可以对政权施加影响。政府的触手在日常生活领域所及之深远超过了历史上的所有政府。

与此同时，企业资本在城市的公民社会中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正当性，取代了后殖民发展国家曾经享有的尊崇地位。学者们悉心勾画的庶民反叛者形象现在看起来像是对英属印度时代的复古，一个研究殖民时代印度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觉得有用，但对理解当代印度农民来说用处不大的建构。显然，当代印度农民需要在一个全新的民主公民身份框架中被理解。这一公民身份是复杂而分化的，甚至可能与西方自由民主社会中规范性的公民身份观念有着根本的差异，但这依然是一种公民身份，而不是臣民身份。庶民特性需要加以重新定义。

著者简介：

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和南亚研究教授，也是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荣誉教授。他的著作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民族及其碎片》（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被治理者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Governed）、《政治社会的谱系》（Lineages of Political Society）和《帝国的黑洞》（The Black Hole of Empire）。他是庶民研究小组的创始成员，也以孟加拉语创作散文和戏剧。

沙希德·阿明（Shahid Amin）：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德里大学文学硕士。 1985 — 2015 年间任教于德里大学历史系。他曾是斯坦福人文中心、普林斯顿大学谢尔比·卡尔伦·戴维斯中心、柏林高等研究院等机构的成员，曾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访问教授。现为果阿大学跨学科研究“D. D. 高善必”访问研究教授，新德里印度国立伊斯兰大学历史系“A. M. 赫瓦贾”教授。著有《事件、比喻、记忆：乔里乔拉，1922—1992年》（Event, Metaphor, Memory: ChauriChaura, 1922-1992）、《撰写历史的其他方式：印度的视角》（Writing Alternative Histories: A View from India）、以及《征服与共享：战士圣人加齐·米亚的来生》（Conquest & Community: the Afterlife of Warrior Saint Ghazi Miyan）等。

康查·伊莱亚·夏普德（Kancha Ilaiah Shepherd）：教授，生于 1952 年，目前担任毛拉·阿扎德国立乌尔都语大学社会排斥与包容政策中心主任，该大学位于印度海得拉巴市。他的著作《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印度教徒》（Why I am Not a Hindu）出版于 1996 年并成为年度畅销书，他挑战当局“印度教特性”主义权威的著作《后印度教时代的印度》（Post-Hindu India）则出版于 2009 年。康查·伊莱亚·夏普德的作品另有《作为政治哲学家的神：佛教对婆罗门教的挑战》（God As Political Philosopher—Buddha's Challenge to Brahminism），这是历史上的首部关于乔达摩佛教政治的哲学著作。康查·伊莱亚以其在英语电视频道的辩论节目中为贱民阶层与贫苦大众发声而广为人知。目前他是一位代表印度庶民意识形态的全球知名学者。

西巴吉·般迪帕耶（Sibaji Bandyopadhyay）：印度作家、评论家、理论家，曾任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CSSSC）文化研究教授，加尔各答贾达普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他的研究兴趣在性学研究、马克思研究、弗洛伊德研究与儿童文学等领域。他的著作包括：《〈摩诃婆罗多〉三论：文学解释学的实践》（Three Essays on the Mahābhārata: Exercises in Literary Hermeneutics, 2016）、《戈帕尔—拉卡尔方言：殖民主义与孟加拉的儿童文学》（The Gopal-Rakhal Dialectic: Colonialism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Bengal, 2015）、《通过陷阱门》（Through a Trap-door, 2013）、《西巴吉·般迪帕耶文集》（Sibaji Bandyopadhyay Reader, 2012）。此外，他也用孟加拉语撰写诗歌、故事、戏剧、小说等。

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和南亚语言与文明系，是庶民研究小组的创始成员。主要著作包括《将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历史的呼唤：萨卡尔爵士和他在现代世界里的真理与历史目的论帝国》（The Calling of History: Sir Jadunath Sarkar and His Empire of Truth, Historical Teleologies in the Modern World）、《文明的危机：探索国际和地球历史》（Crises of Civilization: Explorations in Global and Planetary Histories）。他目前正在撰写一本有关气候变化等人文科学所面临的全球性危机的著作。

古兰穆罕默德·谢克（Gulam Mohammed Sheikh）： 1937 年生，印度画家、诗人和艺术批评家。在印度巴罗达萨亚吉王公大学艺术系任教近三十年，教授艺术史与绘画。 1961 年以来，他的画作及其他作品于印度国内外进行展出。已出版著作有《巴罗达当代艺术》（Contemporary Art of Baroda）、《拉什玛·古德：艺术家专论》（Laxma Goud - monograph on the artist）和诗集《阿特瓦》（Athwa）等。

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创刊编辑，他可能是后殖民主义与庶民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教授历史多年，并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担任历史高级研究员。著作包括《孟加拉地区的土地产权统治》（A Rule of Property for Bengal），已被公认为经典著作的《殖民地时期印度农民起义的基本方面》（Elementary Aspects of Peasant Insurgency in Colonial India），《没有霸权的统治：殖民地时期印度的历史与权力》（Dominance Without Hegemony: History and Power in Colonial India），以及《历史的低语：论文集》（The Small Voice of History:Collected Essays）。从 2008 年起，他只用孟加拉语写作和出版。

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纽约大学媒体、文化与传播学戈达德讲席教授，柏林洪堡大学欧洲民族志研究所 2016 — 2017 年度访学教授。他在全球化、文化与社会运动方面著述颇丰，同时对欧美的财政与移民问题也颇有研究。近作有《言辞上的银行业：金融衍生品时代的语言困境》（Banking on Words: The Failure of Language in the Age of Derivative Finance，2015）。

编者简介：

梁捷，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博士后，现执教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研究领域包括经济思想史，发展经济学，以及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历史、文化研究。

陈韵，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学硕士， 2010 年起担任“西天中土”项目执行人，参与策划与组织印度当代艺术和社会思想的活动（展览、论坛、放映、工作坊等）百余场，策划和编辑出版书籍十余种。

译者简介：

陈恒，比利时根特大学在读文学研究博士。另译有柯律格的《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合译）。

任其然，媒体从业者，北京大学南亚系本科毕业。

韦伟，北京大学人类学硕士，长期关注史诗、神话、比较宗教，目前从事空间政治方面的研究。

周展，美国圣约翰学院学生。

朱中和，现就职于北京的德国国际合作机构，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学硕士毕业，曾在印度工作与生活。

黄玉琴，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士、硕士，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博士，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族群多样性研究所研究员（2009—2013年），现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张忞煜，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讲师，文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印度语言文学专业。主要研究领域为中世纪印度、印度宗教、印度社会。

黄虹，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博士，曾赴印度维斯瓦·巴拉蒂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系研修，主要关注 19 — 20 世纪印度艺术与视觉文化。

王延博，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翻译学。

卢依楠，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在读英语笔译硕士。

段莹，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本科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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