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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350 年间,关于战争有着哪些重要的理论表述?

曾梦龙 · ·

“暴力(不管是社会内部的暴力,还是各国之间的暴力)在学科史中从未成为中心问题。”

作者简介:

汉斯·约阿斯(Hans Joas),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恩斯特·特勒尔奇宗教社会学讲席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与社会学系教授,国际社会学会前副会长,欧洲科学院院士,哈贝马斯之后德国社会学界新一代领军人物。

沃尔夫冈·克内布尔(Wolfgang Knöbl),德国汉堡社会研究院院长,曾长期担任哥廷根大学社会学教授。

译者简介:

张志超,毕业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就职于中央编译局,并在北京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比较政治研究和文献翻译工作。

书籍摘录:

第一章  绪论(节选)

只需一瞥 1945 年之后的社会学(从那时以来,它就一直声称社会理论这一领域主要或专门由其统辖),我们就会注意到暴力和战争对其产生的影响是多么地微乎其微。这一判断不仅适用于充斥着暴力的、离我们不太远的年代,适用于在 1945 年才结束的在国家操纵下有组织地进行大屠杀的世界大战的时代,也适用于危险逼近的当下——这里所说的危险既是指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强权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是指 21 世纪初不稳定的世界政治局势。虽然各个相近的专业或是分析进路(比如国际关系理论或跨学科的冲突与和平研究)已经探讨过国家维护和平的能力以及全球权力体系的稳定性,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但是这些对社会理论的整体进展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

所以,在比如说“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的全部著述,以及在 20 世纪 70 年代、 80 年代或 90 年代的伟大理论中,我们都找不到关于战争或战争危险问题的真正深入的,特别是对于理论之发展具有建设性作用的讨论。于尔根·哈贝马斯和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等德国学者以及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和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等法国学者都提出过具有一定系统性的社会理论。然而,对他们来说,战争及其相关现象却从来都不能作为一个严肃的问题来看待。

这一点尤为值得注意,因为在这些思想家的生平传记中,战争无疑扮演着创造性的角色。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在战后初期的社会学领域必须要提到的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和稍晚一些的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尤其是后者,他与上面提到的那些法国和德国的学者同时提出了系统的社会理论,而在这一理论中,对战争和集体暴力的历史分析占据着重要地位。

来自:亚马逊

不过,吉登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却又不再关注这个话题了。让人奇怪的是,当时的绝大多数理论家一如往常的那样,几乎总是完全或是远远地绕开战争现象,甚至当他们试图为“现代性”提出一种系统性的解释时亦是如此。因此,只要他们对历史分析感兴趣,而且不让自己局限于“抓取”社会的某个侧面或是随意对时代下断语,那么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对他们来说,就总是像一个多少线性的分化和理性化过程,就好像社会变迁总是和平的甚至和谐的进步,现代社会也没有经历过一再反复的国家间发生大规模暴力的阶段一样。

简言之,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或者说其两面性,在当下的大多数社会理论中并没有得到适当的反映。不少社会科学家一如既往沉浸在欧洲启蒙运动和平主义的乌托邦氛围里,还总是做着“无暴力的现代性的美梦”。从这样的态度出发,人们很容易把战争当作极端的例外情况和对文明之均势的暂时干扰,而将其搁置一旁。可是,究竟为什么当下的社会学特别是社会理论对战争现象甚至更一般的暴力现象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呢?

显然,就此而言意味深长的是,暴力(不管是社会内部的暴力,还是各国之间的暴力)在学科史中从未成为中心问题。无疑,社会学的创始人和古典作家在其对日常政治的评论和对历史的回顾中都提到了战争、阶级斗争,或者其他诉诸暴力的冲突的原因、经过和影响,然而,这些评论与其理论体系的中心要旨之间的关系大多是不清晰的。他们对经济、社会和政治不平等的兴趣,要比对一般暴力现象和具体战争现象的兴趣大得多。就是合法垄断国家暴力的机构(警察和军队)所受到的关注,相对而言也是比较少的,但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交替的那个民族国家竞争激烈、社会冲突不断的时代,这些机构由于其规模之庞大和地位之重要,曾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正是因为过去对这些现象缺乏关注,才产生了当下的理论问题。虽然在犯罪学和社会学领域,违犯社会规范的行为已经被确立为一个研究方向,并且对个体暴力的分析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集体和国家暴力(无论是何种形式的)的兴起和形式却还远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以致在这方面也存在着极大的理论缺陷。遗憾的是,对集体暴力的分析往往错误地套用个体暴力的发生模型,而且多半都在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夸大其词之间“兜圈子”。一些人试图把暴力解释为,人们为维护一个民族或一个阶级的利益而精心设计的工具,除了这种工具性之外别无其他;而另一些人在暴力中看到的只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崩坏,只是规范之指导和个体之理性阙如的后果。

来自:维基百科

引起轰动的公共事件,如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的种族骚乱,曾让学术界一时之间兴趣倍增,为此,不少专家委员会还发布了可圈可点的报告;诚然,最近也有一些学者(大多来自历史社会学领域)心怀理论上的宏伟志向,开始把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或者说越来越引人注意的种族灭绝暴力作为研究的主题。但是,就像以前公众和社会科学家很快就会丧失对委员会报告的兴趣一样,当其他的现象引起日常政治的关注时,社会理论对种族灭绝暴力或所谓新型战争的广泛兴趣,大概过不了多久也会消褪殆尽。在对集体暴力这一问题的研究上,社会学根深蒂固的关联结构过去就起着阻碍的作用,恐怕将来还是这样。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人们之所以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如此之少,是因为西方社会科学与自由主义世界观之间的联系。当然,作为单数的自由主义是不存在的;我们大概可以说存在一个“自由主义”的思想谱系。不过,总的来说,我们仍可以认为,在这种世界观看来,国内政治中诉诸暴力的冲突,尤其是战争,只不过是还没有受启蒙运动开化的那个衰落的时代的残留而已。早期的自由主义把当时的战争看作贵族武士精神或专制暴君恣意乖张性情的产物;在同时代的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眼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只不过是欧洲落后于美国现代性的标志。

在这里,贵族武士精神和专制主义甚至被视为人类原始发展阶段的残余;而文明的生活则应该是民事性质的,在这种生活状态下,军事的品性和需要不只受到宗教和道德的抑制,而且事实上也被“磨平了棱角”,转化为体育上的或是经济上的竞争(“ledoux commerce”,即“温和的商业”)。尽管无暴力的时代还没有完全到来,但对已经启蒙的自由派来说,他们早就知道了接下来要采用什么样的方法,遵循什么样的步骤,才能建立完善的理性秩序。正如刑讯和游街必须从刑罚中排除出去一样,战争和一切针对人身或事物的暴力也必须从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中清除出去。

在 1945 年之后登场的现代化理论中,无暴力的冲突解决方案甚至变成了现代性定义的一部分。随着这种世界观对暴力的坚决拒斥,其出场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淡化处理。当人们以着眼于未来的乐观主义心态来看待问题时,他们对已然消逝了的、糟糕的旧时代是没有耐心的,也是没有真正的兴趣的。顺便一提,即使是当下如此时髦的全球化理论,也往往只是把旧的现代化理论的前提简单地接受下来。至少其中那些具有乐观倾向的理论认为,相对于世界主义来说,冲突和战争的出现只不过是反动的表现,因而也就一定不能被当成主题来看待了。

汉斯·约阿斯,来自:维基百科

由于这种对未来的信心,就连经典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us)也成了这一自由主义世界观的拥趸。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暴力形式推行下去的,强调在自由缔结的契约背后隐藏着无情的物质压迫,而在个人的平等背后则隐藏着阶级统治。因此,人们只能用暴力手段推翻阶级统治,而且在革命胜利之后,“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用暴力镇压其敌人——这些并没有给他们的良心造成太多困扰。但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却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把自由主义向前推进了一个时代而已。

他们设想,在世界范围内完成必然要诉诸暴力的变革之后,在生产者普遍而自由的联合得以实现之际,将会形成一个社会秩序,在这个秩序下,暴力将没有用武之地。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在一个完全公正的、自我自发管理的秩序下,一切的利益差别都将不复存在,因而暴力形式的社会冲突也就走到了尽头。由于所有的战争或种族冲突都被看作阶级矛盾的体现,那么随着阶级冲突的结束,它们也就一并消失了。

19 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理论方面的各种思潮深受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基本假设的强烈影响,总是对暴力现象视而不见。如果这一论断是正确的话,那么对现代战争这一问题开展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些基本假设提出质疑,从而必然会引起理论上的修正甚至转向。同样明显的是,对国家间的暴力形式进行探究,并不是指我们放心地把它交给“军事社会学”这一次级学科并鉴于其对于社会理论的重要性而去标新立异。相反,我们期望的是,通过对战争这一主题的深入思考来推动学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至少为构建经验上有说服力的社会学理论和现代性理论提供一些线索。

因为如果不考虑战争,我们既无法理解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属性(而不是别的属性,如超国家属性),也无法理解发生在现代的各种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革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迁、权利的扩展和普遍化乃至艺术和美学领域的重大变革等现象往往与战争的影响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忽视了军事冲突对于现代性的形成和形式发挥了何种作用这一问题,我们在社会学分析中必将陷入盲区。

沃尔夫冈·克内布尔,来自:sueddeutsche

因为这样一来,未来估计仍然还要存在的战争,即便在那时,也还会像自由派理论家一再强调的那样,只是被看作野蛮的残余,看作文明化的社会向据说早已被超越的文化阶段的倒退,而不是被视为现代的构成要素,或是有重大影响的(即可以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如果社会学继续用这样的方式讨论问题,如果它不能理解战争的重大意义并继续将其搁置一旁,那么它多半要白白浪费为这个时代“诊脉”的机会,从而对学科的将来造成深远的影响。

所以,战争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特别是从理论上来说。但是,既然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社会学从其创立之初就一直对战争这一话题不甚关注,那凭什么说对社会理论史的研究有望增进知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这样一个观察,即,虽然在学科史中并不存在诸如社会不平等研究这般稳定成型且传统深厚的战争研究领域,但是已经有很多散见于各处的、个别的论述了。

如果我们想了解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和具体而言的社会学为什么能在有这么多盲区的情况下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特别是,如果我们在追索那些即使在今天也仍可能有所裨益的观念,那么这些论述就值得更加仔细的研究。当然,这些论述并不是可供坐享其成的现成的东西;根本不存在一份经典社会理论方面的或只是社会学方面的文献清单,能够让我们迅速地对这一领域尚且谈得上代表性的作品作一番总体考察。

相反,我们必须在社会学的这份遗产中仔细搜寻,必须走上表面看来幽深偏斜的小径以及早在社会理论的史前史中就已基础深厚的大道,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今天的社会科学家是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方式来解答战争与和平问题的。


题图来自: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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