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他考察了南斯拉夫等6个地方，记录了汹涌的种族民族主义浪潮
“像我这样的世界主义者并不超越民族，而一个世界主义的、后民族主义的精神最终将总是依赖民族国家为公民提供安全和教化的能力。但就此而言，我是一个公民民族主义者，相信国家必须、公民有责捍卫国家提供安全和权利的能力。”
作者简介：
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1947— ，另一译法为伊格纳季耶夫）：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最敏锐的政治家、知识分子之一。叶礼庭曾任教于剑桥大学、多伦多大学、哈佛大学等校，也曾担任战地记者和政治评论员多年，出任多国政府顾问，提供人权、民主、公共安全和国际事务方面的深刻洞见。其文章多见于《纽约书评》《金融时报》《新共和》等媒体，另著有《伯林传》《血缘与归属》《战士的荣耀》《陌生人的需求》等作品。
1987 年，他的家族回忆录《俄罗斯相册》获得加拿大文学最高荣誉——总督奖； 2009 — 2011 年间，出任加拿大自由党党魁； 2001 年，获乔治·奥威尔奖； 2003 年，获汉娜·阿伦特奖； 2016 年 11 月，获得加拿大平民最高荣誉——加拿大勋章； 2016 年至今，担任中欧大学校长。
汉娜·阿伦特奖评委会认为，叶礼庭对现实世界尤其是动荡地区的变化有着深切的体察，他的文章将政治要务与人权事务联系起来，提醒人们肩负起后“冷战”时代中新的责任。
译者简介：
成起宏：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现供职于上海，业余从事译介工作。
书籍摘录：
导论 最后的避难所（节选）
归属
但如果民族主义要将其对血缘忠诚以及血缘牺牲的要求合法化，似乎只有诉诸人们更美好的天性而不仅仅是最坏的本能时，它才是有说服力的。杀戮不是一种轻描淡写的行为，必须有某种原因，行凶者才能安之若素。如果暴力要合法化，它必须以人们心中至善的名义，有什么比他们对家园的热爱更美好呢？
民族主义者是高度感性的。“媚俗”（Kitsch）是一个种族“屠杀者”的自然美学。检查站两边的杀手，刚刚还在瞄准敌人射击，转眼间可以没有丝毫转折地哼唱思乡曲，甚或是背诵几行民族史诗。这种感性的潜在目的，是暗示人受到一种爱的控制，它的伟大超过理性、强大胜过意志，是一种与命运和定数紧密相关的爱。这样一种爱使人们相信，是命运而不是悲剧迫使你杀戮。
剥离掉诸如此类的感性，这种归属以及对归属的需求——民族主义似乎颇为成功地迎合了这种需求——还剩下什么？当民族主义宣称民族归属是所有归属身份中最重要的形式时，他们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一个民族保护你，其他任何归属形式——你的家庭、职业或者友人——都不会给你安全。这就是为民族利益而牺牲的正当理由之所在。没有民族的保护，个体所看重的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归属，是首要的防范暴力的手段。你属于哪里，哪里就是安全的；给你安全的地方，就是你归属的地方。如果民族主义的说服力是因为它为暴力授权，也可以说它的说服力来自为人们提供对暴力的防护。军阀是其民族的保护人，如果他杀戮，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捍卫最高贵的事业：保护无辜的人。
但归属也意味着被认可和被理解。正如以赛亚·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中所写的，当我身处自己的人民当中，“他们理解我，正如我理解他们；而这种理解在我心目中造成我是世界中的‘一个人’的感觉”。归属就是理解与你共同生活的人们的默契编码，是知道你不用为自己解释就会得到理解。简而言之，人们“说着你的语言”。附带地，这就是为什么保护和捍卫民族语言是如此饱含深情的民族主义事业，因为是语言而不是土地和历史，提供了最基本的归属形式，即得到理解。当然，一个人可以从不同于其自身的语言和国度中得到理解，甚至能够在流亡中找到归属。但民族主义宣称，那种完全的归属，那种温暖的感觉——人们不只是理解你说出来的，更能理解你的言下之意——只有当你身处祖国、身处自己的人民当中，才有可能得到。
世界主义与特权
如果一个人的父亲生于俄罗斯，母亲生于英格兰，在美国接受教育，职业生涯在加拿大、英国和法国度过，我们很难过多寄望他成为一个种族民族主义者。如果有人宣称自己是世界主义者，那必定就是我。我希望自己能说更多种类的语言，我希望自己在更多的国家居住过，而且我希望更多的人明白，移居国外并不是流亡：它仅仅是那些选择自己的家园而不是继承家园的人们的归属。
多年来，我相信潮流的涌动会有利于像我这样的世界主义者。首先，有那么多像我一样的人。至少有十几个世界性城市——巨大的多种族的熔炉——为各种各样的移居者、流亡者、移民、短暂停留者提供家园。对这些大城市里的都市职业人群来说，一种后民族的国家意识不过是理所当然的。这些地方的人们不会困扰于一起工作或居住的人的护照问题，不关心所购买商品上的原产地标签是哪里。他们只是认为，可以借用偶然遇到的任何一个民族的风俗，来打造自己的生活方式。世界主义者为文化借鉴打造了一个正面的伦理结论：在文化上，混血优于同族，杂交胜过地方化。
这种世界主义的伦理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自从 1700 年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全球经济中，世界上许多大城市几百年以来都是全球贸易中心。全球市场一直限制着民族国家运用其主权和自由，至少从 1776 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首先就此现象建立理论之后一直如此，那时民族主义时代刚刚开始。至少从启蒙时代的文化理想国（republic of letters）以来，全球市场就存在于各种理念和文化形式中。无根的世界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已经在帝国时代的大城市中存在了几百年。
然而，有两个特征将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城市的世界主义与过往已经消逝的那种东西区别开来。首先是它在社会和种族方面的扩展。 20 世纪的民主体制和战后前所未有的繁荣，将世界主义的特权从一小部分富裕白人男性精英扩展到发达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大量少数群体。突然之间，有很多这样的“我们”出现，而我们想分享后民族主义意识的意愿，因廉价的航空旅行和通信手段而极大地得到了增强。
第二个明显的变化是，我们身处其中的全球市场不再受一个稳定的帝国体系支配。有两百年的时间，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相继而起的帝国——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二战”后苏联和美国的联合帝国——的领土野心和警察权威塑造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 1989 年以来，我们第一次进入一个不存在帝国秩序框架的全球化世界主义时代。
20 世纪欧洲的民族国家体系有三次重大的秩序变化： 1918 年在凡尔赛，东欧的新国家诞生于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之上； 1945 年在雅尔塔，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将西欧和东欧的各民族国家划分成两大势力范围； 1989 年到 1991 年，苏维埃帝国和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崩溃。第三次变化的不同在于，其发生不是经由任何帝国的安排。没有现存条约规定东欧各民族国家的领土统一与其境内各民族的自决权之间的冲突。对于这种冲突的解决，即使以捷克式的文明分手方式，也一直存在许多武装冲突。根本原因一目了然：帝国警察没有了。
美国可能是唯一还存在的超级大国，但美国人拥有的不是一种帝国权力：他们的威权是用来保护自己的专属国家利益，而不是维持一个全球秩序的帝国体制。因此，非洲、东欧、原苏联的亚洲诸国、拉美和近东的大片区域不再处于明确界定的帝国或超级大国势力范围内。这意味着世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以一种最为残酷的方式赢得了“自决权”：他们仅仅是被扔在那里，必须自己保护自己。毫不惊讶，他们的民族国家像索马里和其他许多非洲国家一样正在崩溃。在世界上从前受到帝国高压统治的一些重要地区——尤其是巴尔干各国——人们发现自己无法找到一个可以申诉的帝国式裁决者。那么毫不奇怪，脱离了强有力的控制之后，他们为了最终的解决——这曾被帝国的存在而长期抑制——而互相攻伐。
后帝国主义时代的全球主义只让那些有幸生活在富裕西方的世界主义者享有后民族主义的感觉。众多小民族太过弱小，无法建立可以保护自己的国家，全球主义带来的是混乱和暴力。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可能是最富戏剧性的例子，这个族群徒劳地求助于更强大的邻居来保护他们。萨拉热窝的人民是真正的世界主义者、种族多样性的虔诚信徒，但身处竞争性的各种族之间，他们缺乏可以依赖的帝国保护者或一个自己的国家来确保和平。
在波斯尼亚发生的一切，让任何相信世界主义之美德的人们都必须停下来想一想。非常明显地，世界主义是那些将一个安全的民族国家视为理所当然的人们的特权。尽管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后帝国时代，但我们还没有进入后民族主义时代，而且我不知道我们将如何达到这一步。伦敦、洛杉矶、纽约、巴黎这样的大城市中的世界主义秩序，严重依赖于民族国家的规则执行能力。当这种秩序遭到破坏，就像 1992 年在洛杉矶骚乱中所发生的那样，公民的、世界主义的多种族城市显然跟任何东欧国家一样，极有可能爆发种族战争。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像我这样的世界主义者并不超越民族；而一个世界主义的、后民族主义的精神最终将总是依赖于民族国家为其公民提供安全和教化的能力。单就此而言，我是一个公民民族主义者，相信国家必须、公民也有责捍卫国家提供安全和权利的能力——为了过世界主义的生活，我们都需要的能力。至少，对于人们为赢得民族国家而战斗所体现的残忍，世界主义的蔑视和惊诧是一种错位。毕竟，他们只是为了拥有特权的世界主义者长期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在战斗。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原文链接 (已下线): https://www.qdaily.com/articles/44310.html
Wayback 快照: http://web.archive.org/web/20190623190314/https://www.qdaily.com/articles/44310.html
原始截图: http://ww3.sinaimg.cn/large/007d5XDply1g3xwnpxjgmj30u07k7x6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