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约翰• R. 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1954— ）美国乔治敦大学环境史教授，著名世界环境史大家。与其父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世界史》作者）合著全球史经典佳作《人类之网》，引发巨大关注。主要著作有《太阳底下的新鲜事》（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蚊子帝国》（Mosquito Empires）、《大加速》（The Great Acceleration，与彼得•恩格尔克合著）等，并主编《全球环境史指南》（A Companion to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太阳底下的新鲜事》被《泰晤士报》评为“最优秀的科学作品”，并荣获美国世界史学会 2001 年度最佳图书奖及森林学会图书奖；《蚊子帝国》获颁美国历史学会贝弗里奇奖，同年获得汤因比基金会颁发的人文学术及公共贡献奖。

书籍摘录：

煤炭城市

有两个极度依赖煤炭的城市后来戒掉了这种燃料，就是一度被称为“雾都”（Big Smoke）的伦敦，以及绰号“烟雾之城”（Smoke City）的匹兹堡。

伦敦空气污染的历史极长，甚至可回溯到 13 世纪燃煤首度在伦敦家庭间普及。伦敦向来以雾著名，一部分就是因为燃煤烟尘所造成。 1952 年 12 月 4 — 10 日的一周期间，伦敦发生了全球纪录中最严重的空气污染灾难，造成 4000 人提早死亡。图为河岸街（the Strand）街景，中午时分即为硫黄烟雾垄罩。几年之内，伦敦大部分燃料都改为石油

伦敦

伦敦是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全球最大的城市（ 1900 年人口 660 万），这个不断向外扩张的大都会里有数十万个烟囱、数千台蒸汽机，全部都烧煤炭。当时无人仔细监控空气污染，但从伦敦降雾（污染为部分原因）的频率来判断， 1870 — 1900 年的空气质量应该是最恶劣的。

1873 年的一场雾让人看不清前方路面，有些人因此误坠泰晤士河。这一期间有几千人因伦敦的雾而早逝，仅 1879 — 1880 年间冬天就有约 3000 人，大多是因为肺部状况恶化。虽然 1892 — 1948 年间并无因降雾致死的记录，但 1909 年格拉斯哥却有一场雾造成 1063 人死亡，此外 1930 年比利时列日附近河谷，则在数日内有 70 ～ 100 人死于严重污染。减少黑烟的行动在伦敦有所进展，直到 1950 年都一直是反污染行动的焦点。伦敦都会区不断扩张，加上工业燃烧效率提高，均有助于分散及控制污染。但改革者不去碰触燃煤的家用炉床，因为它对于 1950 年前英国人的重要性，就好比汽车之于现代美国人。 1945 年，部分政府机关试图趁战后伦敦重建之际，建构一个无烟城市，乔治·奥威尔却以热切的形容词为炭火辩护，说它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1952 年 12 月 4— 10 日一场大雾夺走伦敦 4000 人性命，煤炭这种燃料因此步入绝路。严寒气候加上空气停滞，有上百万烟囱的黑烟盘绕在伦敦街道上方达一周之久，能见度几乎等于零。连健康的人都呼吸不顺，肺部有病的人常感觉命在旦夕。在 20 世纪，只有 1918 年一场流感疫情带走的人命数量可堪比拟。公众的抗议引发政府调查，最后造就了 1956 年的《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大力规范家用煤炭黑烟。这使伦敦逐渐转向瓦斯与电热。伦敦断了对煤炭的依赖后， 1956 年以后几乎没有黑烟问题。当地的硫排放尽管到 1972 年才加以规范，也降低了 90% （ 1962 — 1988 年），主要是因为改用其他燃料。20 世纪60 年代后，伦敦空气质量受到汽车尾气的影响远超过烟囱排放。

讽刺的是，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后变得干净的空气，使得更多阳光能够射进城市街道，与汽车尾气排放交互作用后形成光化学烟雾。伦敦人对开车权利的感情，不亚于奥威尔对煤炭炉火的感情。

匹兹堡

1850 — 1900 年间，美国许多城市根据煤炭来打造能源系统。圣路易及芝加哥利用南伊利诺伊州的烟煤（bituminous coal ），匹兹堡及辛辛那提则仰赖宾州西部矿藏。这些城市都有污染问题，自 1868 年起便开始制定降低烟雾法令。但这些措施仍无法满足需要， 1940 年以前每个地方仍为烟雾及硫污染所苦。 1861 年丽贝卡·哈丁·戴维斯（Rebecca Harding Davis ）在其短篇小说《炼铁厂人生》（Life in the Iron-Mills）一开头便写道：

阴暗多云的一天：你知道炼铁城市是什么样子吗？天还没亮天空就往下沉，污浊、无力且纹丝不动。这座城的特色就是黑烟。它会突然从炼铁厂的大型烟囱中缓缓冒出，然后落在泥泞街道上黑漆漆、黏糊糊的水坑中。码头上的黑烟、小艇上的黑烟、黄色河水中的黑烟，房屋门面、两株凋零的白杨木，还有过往行人的脸上，都黏着一层油腻的煤烟。

这段描述反映了戴维丝在西弗吉尼亚州惠灵（Wheeling）所度过的年轻岁月。 1919 年记者沃尔多·弗兰克（Waldo Frank ）这样描述芝加哥：“充满煤烟的天空不断下沉。天空就像一块污渍：空气中满是流动的油脂与黑烟。这片脏污的落尘覆盖了草原，像黑色的降雪，一场不停息的风暴。”惠灵、芝加哥，还有其间众多工业城市，数十年间都因为煤炭黑烟而窒息。匹兹堡则是其中最严重者。

匹兹堡在 1758 年首度采用煤炭，当时它只是英国人在美洲殖民地屯垦区边缘的一个小型要塞。丰沛的煤炭供给让人舍木材而选择煤炭。南北战争结束时（1865 年），美国有半数的玻璃与四成的铁来自匹兹堡地区的阿列格尼（Allegheny）。 1866 年有人造访当地看到黑烟后，形容这个拥有 10 万人口的城市是“一个掀了盖的地狱”。接下来第二次工业革命降临匹兹堡，钢铁业也就此起飞。 1884 年，这座人口 30 万的城市共耗掉 300 万吨的煤，相当于全国的 5% 。 1887 — 1891 年的四年间，来自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天然气一度使得匹兹堡煤用量下降，当地天空也干净起来。但天然气供给用罄后再度恢复用煤，钢铁业兴盛的匹兹堡也随之扩张，黑烟再度死灰复燃。即使像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 ）这个因经营燃煤钢铁厂而成为全球顶尖富豪的人，也曾在 1898 年抱怨黑烟。降低黑烟的法令效果不彰。从 19 世纪 90 年代到 20 世纪 40 年代初，匹兹堡成了一座加盖密封的地狱。

对于匹兹堡的空气而言，战争同时是地狱也是救赎。 1940 年及 1941 年，在军方命令下钢铁产量大增，而且不论老旧或效率太低，所有堪用设备均须上阵，一开始便让匹兹堡的黑烟与污染问题雪上加霜。但 1940 年圣路易在工程师、市民及政府通力合作下制定出有效黑烟防制法的前例，匹兹堡也起而仿效。 1941 年底当地通过类似法令。战争期间暂停实施，在煤炭利益团体、矿工联合会和铁路业者的反对下，法令仍于 1946 年从工厂开始实施， 1947 年则扩及家庭。匹兹堡改用比较干净的无烟煤、石油及以管道自德州输入的天然气。蒸汽火车头与内河船只也都改用电力或柴油。到了 1953 年，匹兹堡的空气比南北战争后任何时期都要干净，可能除了 1887 年与 1891 年以外。 20 世纪 50 年代与 60 年代，匹兹堡的空气因为严格法令及更有效率的燃料使用而持续改善。接着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过后钢铁业垮台，造成工厂关闭且人口下滑，而匹兹堡也不再是顶尖的制造业重镇，因此空气越来越干净。 1985 年，有份周刊还评定匹兹堡为美国最宜居的城市。

伦敦与匹兹堡都经历过 1900 年或 1930 年当时居民所无法想象的转型。两者的转变约发生在同期，部分出于巧合但并不尽然。两地的转型都必须有替代燃料，这样才能造就清洁的能源系统而无须在经济上有所牺牲。转变过程中当然有人受害—煤炭货运工、烟囱清洁工、

洗衣业者，却也造福了油管安装工人、电工及电器销售员。都会能源正如伦敦、匹兹堡和其他工业城市，纽约直到 1949 年仍在使用煤炭，市内有数千座家用与工业用烟囱。图为帝国大厦顶楼东南方的景观。 1970 年纽约也追随圣路易和匹兹堡，开始停止使用煤炭作为燃料，纽约人的呼吸也较为顺畅。系统发生如此变革的数十年后，煤炭工业仍在英国与美国宾州存活了下来。两地都是因为分散化有利转型，也就是汽车普及后人口移至郊区。尽管整个集合城市区域并未大幅改变，但两个城市的人口都渐渐流失：伦敦人口高峰出现在 1940 年，匹兹堡则于 1950 年达到高点。美国与西欧数十个煤炭城市都依循着类似模式，数千万都市居民的生活因此得以改善。

烟雾城市

“烟雾”（Smog）是在 1905 年由伦敦一名医生首创的名词，指黑烟（smoke）加上雾（fog），后来泛指任何由污染所引起的霾害，特别是阳光与氧化氮或碳氢化合物的交互作用。（我将以此限定意义使用此一名词）。这些污染物，也就是烟雾的前身，主要来自汽车尾气。但它们也可能来自燃烧生物量或工业燃烧。在阳光下这可能产生臭氧，也就是烟雾中最麻烦的成分。烟雾会造成人类眼部不适及肺部问题，也会损害植物。

地理因素对烟雾的形成也相当重要。它只会在日照充裕的地方产生，如有地形与风向配合使得污染物无法扩散，则情况更为严重。因此，阳光充足且四周有山的盆地城市最容易产生烟雾。墨西哥市就完全符合这些条件。其次为只符合地理标准的圣地亚哥、洛杉矶、雅典、德黑兰、成都和首尔。

洛杉矶

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photochemical smog），让人类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严重烟雾被误认为是日本发动的毒气攻击；不久之后，烟雾成了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笔下小说等洛杉矶文学中经常出现的特色。自此之后，这就成了南加州最热门的申诉原因及政治议题。

当地的地形与历史共同造就了这个问题。洛杉矶是一块小型的海岸平原，三面环山。这里每天都有海风吹拂，常会将前一天的污染吹回市区内，且经常出现逆温现象（thermal inversion ），让污染无法向高空扩散。如果不是化石燃料时代廉价能源的特色，美国西南部就不会出现大都市或烟雾的问题。廉价的能源及水源，让大洛杉矶地区人口从 1900 年的 10 万增至 1930 年的 140 万， 1960 年又上升至 600 万。建设于1920 年后的美国城市，都是因为汽车大量普及而兴起，其中尤以占地广大、公路密布的洛杉矶为甚。 20 世纪 40 年代，洛杉矶就像其他几个美国城市，开始拆除大众火车系统好让位给汽车。洛杉矶的汽车数量在

1950 — 1990 年间增加了 4 倍（达 1100 万辆）。洛杉矶这个为了汽车而打造的城市，成了最适合制造烟雾的场地。

烟雾在 20 世纪 40 年代成为政治议题。《洛杉矶时报》清圣路易反烟雾活动主帅雷蒙德·塔克（Raymond Tucker ），针对空气污染问题发动媒体攻势。 1947 年洛杉矶成立空气质量委员会，开始规范炼油厂、工厂，最后甚至扩及汽车。到了 60 年代，上千万居民一年当中受烟雾困扰的时间至少有好几百天，阻碍了至少 80 公里（50 英里）范围内的树木生长。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法规更为严格，尽管汽车数量增加，洛杉矶盆地的臭氧与烟雾因此减少了大约一半。不过在 1976 年，四天之中仍有三天的空气质量达到官方所设定的危害健康水平。在 20 世纪 90 年代，洛杉矶烟雾对健康仍是一大危害，成为美国最严重的都会空气污染问题。

雅典

雅典城建于汽车问世之前 2500 年。但当地还是有很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数十年来雅典人称之为 to nephos （希腊语中“云”的意思）。这个城市三面环山，另一面则靠海。春秋时节常见逆温现象。和洛杉矶一样，雅典也有适合烟雾形成的晴朗气候。

1834 年雅典成为希腊首都后，逐渐发展为现代城市。 1830 — 1920 年间人口从 1.5 万增长到 50 万，接着因为希腊在安纳托利亚（Anatolia） 军事行动失利后难民涌入，雅典人口因此倍增。 20 世纪 60 年代初人口达 200 万，在 1980 年突破 300 万时，海洋与山区之间的所有土地都住满了人，占全国人口的 1/3 。

大雅典地区素为希腊工业重镇，特别是在比雷埃夫斯（Piraeus）附近。涂料、纸类、化学、制革、钢铁、造船等众多工业， 1960 年以前占希腊工业半数比重的工业都挤在这一首都地区。多数工厂规模不大，未登记注册且能源效率低。凭借着雅典西区燃烧化石燃料产生动力的发电厂， 1950 年后电气化出现倍数增长。

家用暖气也是造成污染的来源之一。 1920 年雅典人仍以烧柴与木炭为主，但后来逐渐仰赖进口煤炭，直到 1931 年爆发经济大萧条。后来又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希腊内战（ 1940 — 1949 年）搅局，希腊人才改以进口石油及本地产褐煤（lignite，一种相当肮脏的煤）作为主要能源。在 1965 年以前，工业与家用烟囱为雅典污染的最大来源，以黑烟及二氧化硫为主要污染物。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时代。

1955 年后汽车大举入侵雅典。雅典的地铁（为全球最早的地铁之一）直到 1997 年都只行驶一线：因为对大部分的雅典人来说，没有交通工具比得上地面运输。 1965 年当地有十万辆汽车，到 1983 年达到百万。由于希腊人不常换车，当地车辆多半是老爷车，在雅典明亮的阳光下排放出特殊的烟雾成分。由于都会增长超过预期，造就了有如迷宫的街道模式，交通因此经常堵塞。午睡的传统代表雅典每天有四次交通尖峰。 1975 年，不管任何时段，雅典街上的汽车多半停在空档，发动机空转等待交通净空。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雅典公交车（多半进口自东欧）成了恶名昭彰的污染来源。种种情况都让每辆汽车的平均废气排放量达到最高。

至少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雅典偶尔会有霾害阻绝能见度的现象，但“to nephos ”只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烟雾及二氧化硫含量确实在 1977 年后下滑，相关规范造成了不小的政治挑战。但烟雾的问题仍旧存在，而且 1975 年后雅典经济景气大好，以致多数家庭有意购车，问题因此加剧。最惨的一次发生在 1987 年一波热浪来袭，死亡人数因此增加约 2000 人。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臭氧含量，是 1900 — 1940 年期间的两倍。控制汽车数量成了比抑制烟雾与硫排放更为严峻的政治挑战。

To nephos 在 1981 年大选期间成为希腊政治议题，当时社会主义党派（PASOK ）竟承诺要在三年内根除空气污染问题，希望借此骗取选票（仅占雅典选区一小部分）。社会主义党获胜后限制工业燃料使用（1982 年）、引进低铅汽油（1983 年），并制定法令规定依车牌号码奇数或偶数排序，每隔一天才能开车进入市中心（1983 年）。富有的雅典人以购买第二辆车来应对。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检查排放量。一连串措施仍嫌不足，部分原因是雅典地理条件不佳，另一方面是因为反污染规定执行不力。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雅典的烟雾是洛杉矶的 2～ 6 倍。

洛杉矶、雅典或其他地方的都会烟雾问题迟迟无法解决，是因为多数市民宁愿开着车吸入烟雾，也不愿限制开车而享受较少的烟雾。这个问题之所以挥之不去，也由于居民在以下两方面选择不多：当地公共运输系统不佳，汽车发动机技术也还不完善。

题图来自：flic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