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雷立柏（Leopold Leeb)，教授、古典语文学家。 1967 年生于奥地利， 1985 年进入大学学习哲学、宗教学及基督教神学。 1988 年至 1991 年在台北辅仁大学学习汉语和中国哲学。 1995 年在奥地利取得硕士学位后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班，师从汤一介先生和陈来先生，于 1999 年获得博士学位。 1999 年到 2004 年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进行翻译和研究，并开始教授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古希伯来语。 2004 年 2 月至今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开设“拉丁语基础”“古希腊语基础”“拉丁语文学史”“古希腊语文学史”“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古希伯来语”等课程。

书籍摘录：

序言 一个世界公民

孙郁

我刚到人大文学院工作的时候，许多人告诉我，我们这里有位外教雷立柏老师，是名洋雷锋，大家都喜欢他。后来渐渐熟悉了，知道他在教拉丁语，业余时间指导了许多学生。他在圈内圈外很有人缘，随他读书的本校生不必说了，校外来听课的也很多。因了他的存在，古典学有了可以支撑的基础，这些年拉丁语的普及，他的功劳大矣。

与雷立柏接触多了，没有感到他是一个外国人，彼此的交流无丝毫的障碍。杨慧林老师跟我介绍了他许多故事，每每有迷人之处，有时感觉像童话里的片段。雷立柏从遥远的奥地利来，且把北京当成自己的家，人们对他的好奇和喜爱，都与其特殊的人生选择有关。后来听他聊天，发现其知识谱系丰富，许多陌生的领域让人生出敬意。他的学识我所解者只有一二，余者觉得深似海洋，气象之大非吾辈能言。有了他的出现，才知道其背后衔接的传统多么重要。我们单一的思维维度，可以借其目光，得以自然的伸展。这样的工作他不来做，我们的教育自然会有许多盲区。

在这一本书里，看得出他对于北京的热爱，其思考的文化的沿革，也有我们国人没有的眼光。比如他把北京比作灵都，仿佛犹太人对于耶路撒冷的描述，自有其深意于此。他还说北京是东方的罗马，在不同数据和印象里给了我们环视自己故土的另类视角。书中对于北京历史与格局的凝视，都在世界眼光里，有我们看不到的存在。总觉得他在什么地方有京派的意味，但又无京派的沉闷，精神在辽远的地方出没，给我们惊喜的地方多多。因了他的言说，忽然想起明代以来西方学人与国人的互动，他自己就延伸了利玛窦等人的传统，也让我们看到了今天文化进化里重要的内驱力。我觉得他身上有着我们常人没有的东西，如果只把他仅仅看成知识的传授者，那就过于简单了。

雷立柏自称自己是世界公民，故对于文化的领会有自己的宽度与深度。看他对于孔子、老子以及《圣经》、古希腊文本的领会，舒朗自然而又有奇气于此。他以为在单一语言里不能理解北京，自然，也非能够把握世界的历史。所以，在多种文明里看人类的现在与未来，就会站在一个高高的地方，思想的澄明和审美的快慰自然也流出。我们现代以来重要的思想者，都是在世界文化范围里思考问题的。坦率说，能够自如地进行这样思考的人，在今天不是很多。在英语独占鳌头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因之忽略了文化的本源。人类文明源头的存在倘不被一再的思考，我们可能只在流行的文化里思维，失去的原本的内动力。而雷立柏做的工作，恰在这个人们陌生的领域。

在雷立柏的自叙里，我看到了许多新奇的景观。他的一些思考，和晚清、民国的学人很像，独立的精神弥漫在字里行间。他研究的几门语言对于我们而言都很冷门，拉丁语、古希腊语、古希伯来语，这些对于国人多是遥远的存在。在他看来，了解西方，这几门语言殊为重要。因为那里有文明源头的光泽，凡沐浴于此者，思想自然会在通达的路上。这和认知中国必须了解先秦文化一样，属于古代文明的一部分，也是根本性的存在。他意识里的中国文明，也有古老的基因的延续，在几千年的变迁里也有了是开放、明亮的存在，仅仅在一种思维里考察问题，大概不得要领。所以，他是把中国古代有意味的存在和西方古典有意味的存在连接起来的人。而他本人对于五四新文化人思想的呼应，都看出其精神的原色。

明代以来，中国学界与域外学人的互动的历史，我们记载的不多。但那互动改写了我们的文化路向。许多词语的使用，概念的出现，都与此种互动有关。在这个互动里，西方发现了中国，中国也认识了西方。近三十年的开放，加大了这种互动。雷立柏自己意识到所做的工作，是三四百年前前人劳作的继续，他自己的使命感，我们中国人未必意识到其间的深度。

因为雷立柏，我们知道了许多湮灭的故事，比如第一个写欧洲游记的中国人樊守义，他的《身见录》有我们今人不解的要义；第一个留学欧洲的中国人郑玛诺，带来许多认知世界的新眼光；书中还涉及最早留学域外的北京人，以及最早的西文图书馆，深藏于时光里的人与事，跳动着历史的脉息。这些鲜被注视的遗存，其实改写了精神的路向，我们的词语与概念的建立，在这个过程里完成的。他特别关注游走于世界各地的人们，也为中国人没有深深关注这些历史深深遗憾。我注意到他追问北京为何没有早期留学生的博物馆，那些故事可能对于这个城市更为重要。我们对于自己的城市的认识不会有类似的意识，看到他这样的追问，作为曾经做过文物保护工作的人，我有着一种惭愧的感觉。

这种对于城市特殊的读解，在我来说第一次遇到。我在大量关于北京城记忆的书里，没有看到这样的叙述。以读城的方法读史，是他给我们的震动。他眼里的北京，一直有着世俗之外的高远的精神坐标，那些飘动于思想空间的永恒之星，指示着旧都的灵魂。倘若我们不能从这样的视角审视北京，将会遗漏最为重要的东西。那些默默从事翻译、对话的学人和思想者，流动着历史深处的热能，不是所有的人都意识到城市的这一存在的价值，在雷立柏的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多种语境的北京，一个集叠着人类智慧的北京。在愚昧与文明中，在挫折与成长中，北京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汉文明的历史，而是世界文化融汇的一部分。而雷立柏的价值，也恰在这交融的过程中。

阅读他的书，我深深地被其文字所感动，雷立柏的文字刻着他的忘我精神，这是我们常人缺失的境界。他舍弃了凡世的欲求，将一切燃烧在文明的构建里，把大半生的经历献给中国，献给北京。对于一个外国人而言，乃一种大爱的精神，说他有一种殉道意识也不为过的。在谈到“中西思想桥梁”的鼻祖白晋的时候，他自认是他的学生，他的门徒，接续的恰是前人的使命。这个世界公民给北京带来的温度，传递在许多领域。文化的进化，需要无数默默献身的人，利玛窦、鉴真都是这样的楷模。我在雷立柏身上看到了古人的遗风，北京因为有这样的人的存在，便有了更为厚重的色彩。

中国人关于意大利的最早报告

北京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西方的世界？马可·波罗的游记开拓了欧洲人的视野，使他们意识到，在远东有一个伟大的国家，有很多大城市。然而，第一个写《欧洲游记》的中国人是谁？他的名字是樊守义（1682—1753），山西平阳人，早年与外国传教士有联系，并于 1707 年随意大利耶稣会士艾逊爵（Provana，1662—1720）前往欧洲，曾在意大利都灵（Torino）求学，也去过罗马和意大利北部的很多其他城市。他于 1709 年加入耶稣会， 1717 年被祝圣司铎，后从葡萄牙里斯本乘船归国，但陪同他的艾神父在途中去世。 1720 年樊守义在广州将其在西洋的历年见闻写成报告，送给两广总督杨琳，并将葡萄牙国王所给的护身票（该票持有者受国王保护）及书信一封交给清朝官府。同年7月杨琳派人护送樊守义进京， 9 月樊神父在热河（承德）面见康熙帝，还将他的报告交给康熙，书名《身见录》。

《身见录》是一部很了不起的著作，虽然只是一份不超过 4000 字的 14 页手稿。耐人寻味的是，这么重要的小册子在中国并没有发表。直至 20 世纪， 1937 年历史学院家阎宗临（1904—1978）在梵蒂冈图书馆发现它，并于 1941 年在国内将它发表在桂林《扫荡报》的《文史地副刊》上。然而直到今天，仍然很少有人知道樊守义和他的《身见录》。 2015 年，北京学生关于欧洲的知识要远远超过欧洲青年关于中国的知识，无数的西方著作被译成汉语，但很少有汉语著作被译成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知识的传播方向为什么是“单向的”，而不是“双向的”？中国的传统中难道没有值得全世界的人学习的东西？

樊守义这样描述他去往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是年八月初，始抵大西洋波尔多嘞尔国（Portugalia），进海口，多有筑防守炮台，凡洋物至此，则发号炮查明报知有司，方许入。行五里，即见京城，城有大河一道，从内地出流于海，停泊洋船三四百。是日也，余登岸，居耶稣会院，修士乍见，殷勤如故，即送安顿，银器俱全。视风景，壮丽可观，允称富国，无物不备。”当康熙在热河看到这段文字时，他会有什么感受呢？这里有一名中国人，他说到葡萄牙后见那些外国人而能“乍见，殷勤如故”，这怎么可能？当然是因为樊守义有沟通的能力，他的拉丁语肯定很好，而在漫长的航海旅途中，他又有很多机会和他的意大利伙伴说拉丁语。康熙帝如果读到“洋船三四百”的文字，就应该意识到海上贸易在当时已经有多么重要，而中国也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些探索，放弃闭关锁国的政策。

也许樊守义在这方面向皇帝提出过自己的一些看法吧。樊守义的《身见录》还介绍了罗马的喷泉和意大利的水力机械，比如水力锯：“不用人力，其轮自转，作就缘线，旁着二人，可抵五六百人之工；其一有巨木，欲为板者，不用人力，乃制之水中，其锯自能推收其木，又用一绳，自能伸缩相凑，便成为板矣。”遗憾的是，关于“机械化”的信息无法在中国传播开来，无论是早期的发明家邓玉函（Schreck）和王徵（1571—1644）的《远西奇器图说》还是樊守义的描述，都没能推动中国人发明和使用类似的机械和工具。

樊守义的记忆力非常好，他不仅能记住那么多欧洲地名，而且为很多城市发明了自己的汉译名！他从葡萄牙“起程东行，过意大里亚国（Italia）、地中海、南望亚非利加（Africa），北眺大西洋，程途一月，风阻马斯尼亚国（Bosnia），有城如波尔多嘞尔亚国者，忘其名矣。又一地，人皆安分不炫富贵，爱清雅，惟喜亭囿，大率如是。两朋后乃至意大里亚国界，曾入一国，宫城宫室，悉以石造，多天主堂，产阿里伐果（Oliva）、榛子树，风土温和，最为丰厚；有耶稣会院，无论内之规模，见其外貌庄重，已令人景羡矣。余于此留住一日，因大舟难进，易小舟行，二月下旬，至蛇奴划国（Genoa），其属国名格尔西加者（Corsica），风土无非富足，亦产阿里伐果，可造油。至都司格纳（Toscana）诸侯之国里务尔诺府（Livorno），城虽不大，然坚固齐整可观，风土人情丰厚。余于此始行陆程，至比撒府（Pisa），乃古府也，犹有古时宫殿宝塔遗址，周城水绕。又至西捺府（Siena），有总学，招四方弟子学习格物穷理（物理学）。有耶稣会院，余居数日而后行，往教化王之国，其京都名罗玛府（Roma），乃古来总都，城围百里，教王居焉。城门暮夜不闭，余至此二日，见教王，承优先，命阅宫殿内外房宇，几万所，高大奇异，尤难拟议罗玛府城内学宫：一乃热尔玛尼亚国（Germania）公侯子弟之学宫；一乃厄肋西亚（Alesia，即法国地区）国世家子弟之学宫王公家筑园于城外三十里。有城名夫辣斯加的（Frascati），如园囿、水法、水琴、水风、种种异奇。又有城名底伏里（Tivoli），亦去府城三十里，类如此，虽西洋亦素著名园者也，居罗马五月，乃至热尔玛尼亚（Germania）之属国挪波里国（Napoli），中路经各所，富足无比。在罗马起程，回至都斯噶纳国（Toscana）都城，名福乐冷济亚府（Florentia = Firenze），内宫殿露台，堂殿学宫，修道会院，略与罗马府相同”。后来他还提到“波罗尼亚大府”（Bologna）、“莫得纳”（Modena）、“巴尔玛大府”（Parma）、“弥辣诺大府”（Milano）、“撒索尼亚及波禄尼亚”（Saxonia, Polonia）、“都利诺都城”（Turino）等。

从利玛窦以来，外国地名的汉译就是令人头痛的事。樊守义在他的小册子中对Toscana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译法，即“都司格纳”和“都斯噶纳”，也用了不同的名字译“葡萄牙”，即“波尔都尔国”“波尔多嘞尔国”“波尔多嘞尔亚国者”。在利玛窦于1602年发行的《坤舆万国全图》上，“大西洋”“意大里亚”和“罗玛”与樊守义的名称是一致的，不过利氏将 Portugal 译为“波尔杜瓦尔”，将 Germania 译为“入尔马尼亚”，将 Napoli 译为“那波里”。

直到今天，外国人名和地名的汉译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也是一个受害者，因为当我翻译《古代教会史》时，就遇到了很多有两三个汉语译名的地名和人名，这令人非常不满： Antiochia 为什么同时被译为“安提阿”“安提约基亚”和“安条克”？显然，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多用 ABC ，少用汉字。北京自古以来是多语言、多文字的京都，为什么一直到今天仍然抵制 ABC 呢？什么时候能统一 Gregorius 的“额我略”“格列高利”和“贵格利”？从知识传播的角度来看，汉字的译名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只要用汉字，中国人就永远都不会意识到“那波里”“挪波里”“那布勒斯”都来自Nea-polis（希腊语：nea＝新，polis＝城市），而“那波里”是“新城”的意思；而“拿破仑”这个名字的来源也是这个地名——“新城”。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