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休·布罗根（Hugh Brogan，1936— ），英国著名历史学者和传记作家，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后在埃塞克斯大学历史系任教。他是研究托克维尔的专家，也是多部传记的作者，其写作的《托克维尔传》（Alexis de Tocqueville: a biography）深受学术界好评，其他代表作品有：《朗文美国史》（Longman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肯尼迪》（Kennedy）等。

书籍摘录：

撇开永不停止的维修工作，在托克维尔度过夏天一如既往地让人惬意。唯一的侵扰就是 8 月 26 日晚上一场可怕的雷雨。雷电击中了城堡的墙壁，卧室外忽闪连连，还留下了浓厚而令人不适的硫磺味；窗户碎了一地，几百片瓦片吹落在地上，好在没有不可修复的毁损。托克维尔主要的反应是为玛丽的沉着勇敢感到骄傲：“她像极了恺撒。”房子里其他两三位女性不幸未能跟随她高贵的榜样，“早就没有危险了还一直叫叫嚷嚷，令人耳朵发聋”。除却这次雷雨，生活十分平静，托克维尔快意地修改起了自己那篇关于奴隶制的报告，又为《论美国的民主》写下了收官之笔。

托克维尔逐渐与 J. -J.安培熟识起来，而且十分喜欢这位朋友。安培 9 月时到城堡居住，为他出主意提建议。托克维尔迅速向前开进， 11 月 2 日又记录道自己写下了书的最后几句话。 10 天后他出现在巴黎：接下来几个月，他主要的精力就用在出版这本书上。除了细碎的选区事务要写信外，他几乎没写别的信。不过他和亨利 ·里夫有密切交流，他们打算在法语原版发行的同时出版英文版。英文版最终在 1840 年 4 月 24 日面世。

几个月里，托克维尔都在担心书的评价，以致招来了鲁瓦耶 –科拉尔的批评：“你过分关注成败了；总是因新闻界而分心，做不出伟大、自在的事业。您在为未来而写作，我希望您的作品能流芳后世。您只应该关注这一点。 ”无疑，托克维尔明白他的言下之意，也看出他巨大的恭维，但未能接受这条建议。“这是很严肃的问题，”他跟博蒙说道，“……虽然到目前我还没全身陷入政治，但也足以与某些报纸结怨。他们若是与嫉妒我作品的人联手，挑我书里的毛病，就可以给我一击。”他担心这本书虽然因为专注于一个主题所以写得比较有力，却也会因此变得单调乏味。他担心里夫的翻译可能给自己添上过于保守主义的色彩，就像 1835 年那几卷书的翻译一样 —托克维尔是作为朋友而不是批评者来批判民主的：“您的翻译务必保留这个特点。”他抢先于约翰 ·密尔，为整个问题做了总结。

所以他也急切希望得到密尔的认可：“您在阅读此书的时候，请记得它是写在一个平等不可逆转地取胜，贵族制完全消失的国家，也是为这个国家而写。从今往后，主要的任务就是遏制新秩序有害的倾向，而不是推翻这个秩序。所以我时常向美国或者法国的新社会说出残酷的真相，但我是作为朋友而这样说……在这个国家，有各种人为平等溜须拍马，但很少有可靠、诚实的顾问。”里夫在校对中途写信表达了对托克维尔的景仰，多少让托克维尔放心了些：“诗歌的起源，民主制下人民的无趣，还有有关公用建设的那几章尤其让我印象深刻……您为法兰西写了人民论，就像马基雅维利为切萨雷 ·波吉亚写了君主论。”能够成为此书最早的读者之一，他感到十分喜悦。

不过，托克维尔还是有理由焦虑的。他写下的这部书是自己从未有过的、最为雄心勃勃的尝试。一开始他就说， 1835 年那版《论美国的民主》还未写完，过分局限于政治、法律和制度（这个判断当然太过苛刻）。他需要把《民主》补充完整，由古斯塔夫·德·博蒙或者他本人撰写。之后，两人各写了一部：博蒙写了《玛丽》（《爱尔兰》也有理由归入）；托克维尔则是把《民主》扩写为两卷。他跟每个人说，他的主题是平等对人的思想和观点的影响，乃至是对整个人类生活的影响。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挣扎了四年总算完成了自己认为可以出版的文本，而即便此时，也未能穷尽这个主题，自己倒是精疲力尽了。

他的处境就内含了失败：他尝试做一件庞大而完全新颖的事。前人没有做充分研究，所以就没有论据和信息可供借鉴：他写书全要靠一己之力，还有朋友们的评论。不论是从“民主”一词的政治还是社会意涵来讲，当时世界上只有一个完全现代的民主制国 家，所以也就难以判断这个制度会产生哪些普遍性的影响，又有哪些不过是美国特色。这一点托克维尔也指出了。他希望从阅读和探究中找到这个关节点，但如我们所见，无论是柏拉图、马基雅维利（也许挖苦地向里夫的赞美投以微笑）还是瑞士联邦，都未能给他带来灵感。他阅读（或者说钻研）的古典和现代作家也没帮上什么忙：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漫谈式的风格读着很开心）、阿奎那、蒙恬、培根、笛卡尔、帕斯卡尔、拉布吕耶尔（ la Bruyère）、塞维涅（ Sévigné）夫人、圣埃芙勒蒙（ Saint-Evremond）、孟德斯鸠、卢梭、丰特内勒（ Fontenelle）、马西永（ Masillon）、马勒塞布、基佐、拉科代尔（ Lacordaire）、米涅。（他选择的作者很奇怪，有些正是不利于托克维尔思想的。）

事实上，他才是自己最好的权威，但他这口井的水位有点低：他在美国做的笔记里没有多少新鲜材料可以发掘，不过他还是一直很好地利用，包括自己的英国笔记。甚至于这样说也算对了一半：在 1835 年写进去的东西之上，他没有添加任何新货。 1840 年的《民主》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大幅度的扩写。所以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有些挫折的价值要远远高于许许多多成功的价值。托克维尔是这个领域的开拓者，所以时而迷失在丛林里，或者被后来很多人赶上，并不是不光彩的事。

1840 年的《民主》饱受争议。一直以来，它的优劣、适用性引发了剧烈的争论。但传记作家如果过分深入地介入这样的争论，就会影响到他自己的传记作品了。要对《论美国的民主》做一个周全的评判，需要非常长的篇幅，致使传记走形，乃至损害到作品的全局。但不论如何，这部作品显然是作者人生当中一件大事，是我作为他的传记作者所必须记下的。这里的策略就是去阅读这部著作，尽可能把它当作作者的自传，避免其他任何研究角度。通过这样的阅读，即使是瑕疵也有它的价值，因为它们也拥有自己的意义。且不说好坏，托克维尔的确全身心投入到这部书中。传记作者的任务是说明托克维尔是怎么做的，并把书中的托克维尔展示出来。

他是为荣誉写作。扬名至少是他写作的动机之一。他没有计划以写作为业：他蔑视这个行当。但他有意利用新近在创作上取得的成功，为自己进入法兰西学术院以及下议院开路，传播他的大名。这是一项他能手到擒来的成就。早在 1835 年，他就已是位成熟作家。《民主》第二部不像第一部那样是充满灵感的大杂烩。如我们所见，大的主题被分为四个大标题进行分析，每个章节都在整个格局中拥有逻辑上的位置。在写作实践当中，托克维尔得益于他的方法，在若干信件中对之有所描述：“我的习惯是只定下提纲和主要想法，然后让我的思想时快时慢地施展身手。 ”虽然如此，他大体还是实现了自己的构思。他的风格也比从前轻松得多，更接近于写信，而有别于 1835 年《民主》那种仔细推敲的行文：他这次写作偏向私人化，仿佛是写给朋友们看的。

“贵族”社会和“民主”社会这两个理论模型之间的对立，是托克维尔建构此书的坚实基础。它本身即能较好地传达托克维尔的想法，而其先例一直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但托克维尔未能避免，乃至很有可能没有看出它同时带来的某些危险。从表面上看，没有看到危险的原因在于他所选择的哲学方法。他曾读过弗朗西斯 ·培根。这说明他一度考虑采用归纳性的方法。但如果真这样做，估计到最后会发现数据不足，所以不可行 —他尝试蒙骗自己（还有他的读者），即不断提起“民主国家”（意思是法国和美国），但这个问题仍旧贯穿全书。他转而采用了笛卡尔式的演绎法，极为忠实地遵循了其原则。（这个决定能够部分程度地解释他的一个关注点。我们对此还很少注意，即他把第一章用于写作“美国人的哲学方法”，这据托克维尔所说，是笛卡尔主义的一种体现。）

可以说，既然托克维尔打算写现代民主制度，而且证据缺乏，那他想要保持科学性，不让论述变成新闻叙述的话，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不过即使是这样，他还是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不论是笛卡尔还是其他人，都没有说哲学家根据经验证据验证他的演绎没有必要（或者没有可取性），他们的看法甚至恰恰相反。但没有迹象表明托克维尔觉察到这一关键点。相反，他在每章的开头都坚定地陈述了自己的预设 —比如在第一卷第十一章：“民主国家……首先所要发展的，是使生活可以舒适的艺术，而不是用来点缀生活的艺术。 ”他然后从中推理出若干结论；这之后如果他想到要用些材料来支撑，他就装饰性地添加上去（这一章里就是拉斐尔的贵族艺术与雅克 –路易 ·大卫的民主艺术）。整体来看，这个过程至少对于反对或者怀疑的读者而言不具备多少说服力。

例如，托克维尔在该书最后部分抒发宏论（“关于民主的思想和感情对政治社会的影响”），认为民主社会也许会导致仁慈的专制，逐渐吸干公民的能量与男性气概。为了展现这一倾向，他牢牢抓住工人的储蓄银行（最近，他在未完成的“有关贫困的第二部回忆录”中有所讨论）。这些都是 当时的自由主义理论家最喜欢的设计，不能生吞社会主义就退而求其次：鼓励工人阶级储蓄，从而抵御失业的不良影响，进而也许能以此收买不安的民众。这一设计是不充分的（工人薪水微薄，很少有人能存下什么），但很了不起，并且得到了慈善家的热情鼓吹。

可没有私人团体能够担保，让储蓄者不至于蒙受丧失一切的风险；只有国家做得到，所以就由国家来做，而且还保证了利率。托克维尔认为这样做过了头：这是不当地集权化，干涉财产权以及自强自立的神圣义务的恶例。他并没有想到，这样的批判让自己的立场变得荒谬，损害到自己更大的论点，因为贫穷比储蓄银行更有可能破坏能量和男性气概。令人吃惊的是，他又谴责了民主政府（即奥尔良政权）举债，而没有像以前美好的贵族制时代那样，靠税收满足财政需要。这也无助于他的论述。他应当还记得是什么导致了 1789 年的三级会议——这仅仅是一个例子。

可见，方法论上托克维尔是很容易遭致诟病的。但若仅仅满足于这个层面的批评，就会错过最为深层的问题。他的问题既是哲学上的，又是心理上的，后者也许甚于前者。他在 1841年一份题为《我的直觉，我的意见》的文档中为自己做了解释。

经验向我证明，几乎所有人（我当然是其中之一）终究都多多少少依赖于我们的根本直觉。他们之后所做的就是遵从那些直觉。所以，且让我扪心自问，我的根本直觉和诚挚的原则有哪些。

我的思想喜爱民主制度，但我有着贵族的直觉，蔑视、恐惧暴民。我热爱自由、法律，尊重权利，但民主不算。这就是我在灵魂深处看到的情况。

我既不属于革命党派，也不属于保守党派。但不管怎么说，我终究更支持后者。因为我与后者的分歧不是目的上的，而是手段上的。与前者则是手段与目的皆有分歧。

自由是我的激情之首。自由之中有真理。

在这个新时代，托克维尔的处境有些尴尬。他的直觉与抱负发生了碰撞，这两者他也难以兼舍。 1840 年的《民主》也许可以这样解读：他正努力想出一个可以带他走出矛盾境地的意识形态立场，否则他的情绪和思想都将受到影响。无疑，他 也希望以此感染读者，但他最关切的还是满足自己。在这本书中，他会宣泄自己的感受，不惜损害逻辑的一致性；如此一来，即便还没有站到坚实的哲学基础之上，他也感到自己大可以宣布自己的终极学说。这就解释了该书一个最令人吃惊的特点：大部分章节它都在谴责民主制度的弱点和危险，到最后却堂而皇之地认可它。做了如此多批评民主的长篇大论，托克维尔本人可能也感到吃惊。（他常常向朋友们强调，自己同样是民主之友。他这样表示并非言不由衷。）但决定了本书格局的，应该是他在“直觉与意见”中所描绘的、他个人所面临的困境。他迫切需要这两种思路，否则他就会像自己的兄弟们那样隐居乡村，抑或牺牲自己诚实正直的品格。

本书在理论上的特别性，几乎都可以用这个方式解释。因此，如果说托克维尔的“民主制”模型，问题出在经验证据太少上，那么他笔下的“贵族制”的问题与此恰好相反：欧洲社会有史以来就被各种类型的贵族制度所统治，要从中抽取出共同的内涵，即便有单独这样一个内涵存在的话，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托克维尔写作就像为法国人量身定做一般：他讨论的就只是自己国家的贵族制，而仅仅从中得出概括未免莽撞。英国贵族的例子也许可以纠正他的说法，但在托克维尔那双着了迷的眼里，它不过是法国模式的改良版、更为幸运的变种。更糟糕的是，他似乎忘了自己写给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文章里所做的警告 —前革命时代的贵族不可一概而论。写《民主》的时候，他把贵族完全就写成了封建领主。

他说道，贵族世纪的精髓在于等级制和稳定性：每个人都知道各自的位置，每个人都履行各自的职责（尤其是贵族），没有人考虑或希冀任何形式的变革。民主社会正好与此相反，推崇平等主义，多有动荡。托克维尔陷入了 1835 年《民主》曾经避免的危险：沉湎于怀旧 —在讨论贵族制和民主制的风格 .时显得尤为突出。他说，贵族风格在大革命中消失了，它的那种轻松自如、精致典雅在人们的记忆里已是荡然无存。“我们无需过于看重这个损失，但我还是有理由为之感到遗憾。”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