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斯蒂芬•杰伊•古尔德（1941—2002），犹太裔美国人，出生于纽约。他是世界著名的进化论科学家、古生物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散文作家，美国国家科学院成员。他在哈佛大学教授生物学、地质学、科学史等课程超过三十年，是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馆长，曾担任美国科学促进会会长。他是美国麦克阿瑟奖（创立于 1981 年，俗称“天才奖”）的首批获奖者之一。他自 1974 年起在美国《自然史》杂志开辟专栏定期撰文，这些专栏文章后来以“自然史沉思录”为总标题集结为7本书出版。他一生出版了二十余部著作，其中不乏畅销之作，并多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全国书评人协会奖、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图书奖等。

书籍摘录：

《人类的误测》是为了纪念我心目中的英雄查尔斯·达尔文的，他在《贝格尔号航行日记》中所作的有关生物决定论的深刻论述，使其对奴隶制的控诉达到了顶峰。我本想把书命名为《我们深重的罪孽》，并作为题词放在封面上。它引自于达尔文的原话：“如果我们贫穷的悲惨现状不是自然法则造成的，而是源于我们的制度，那我们的罪孽就更深重了。”

但我没有追随这个最初的想法，并且确信自己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如果用这个书名，我的书很可能由于被众多书店错放于宗教类书架上而最终被人们遗忘。就像我那卷关于进化论的论文集《弗拉明戈的微笑》一样，由于错放在波士顿一所著名学院的鸟类学分类里而始终默默无闻。事情总是没有最糟，只有更糟。

最终我还是决定使用《人类的误测》这个书名，这本书的精髓就在于它对范围的限制。自首次出版以来的 15 年中，正是这种悖论的方式赋予了它延续至今的能量。从根本上看，《人类的误测》探讨的不是虚假的生物学争论在社会环境中的普遍道德可耻性，也许最初我引用达尔文的话给书取的外延更大的书名里暗含了这层意思。这本书谈论的甚至也不是人类不平等性的基因基础之上的所有虚假论调，它讨论的是一张通过量化而对人类进行分类的特殊表格：智商可以被抽象成一个单一的数字，一个能够在固定不变的智力价值曲线上对所有人进行分类的数字。幸运的是，我有目的地作出了自己的判断：这个限制性的课题包含着最深层也最普遍的哲学谬误，对先天遗传和后天教育的两难选择，以及对人类社会组织的起源问题产生了最根本、最深远的影响。

《人类的误测》采用的是三重结构，其一系列限定可以让我把所有智力学科门类中最大的一支包含在内，并能在其中作连贯、清晰、全面的叙述和分析。

1. 我把自己对待生物决定论的态度限定在历史上最著名的（也是揭露性的、欺骗性的）智力量化数据表格上：由遗传决定的可测量的一元智能理论。正如我在导引中所写的那样，要把伪科学的断言与它的社会功用联系起来：

那么，这本书是关于智力被抽象为独立实体、它在大脑中的位置以及它被量化成具体数字的书。对每一个个体而言，其智力都可以被量化为一个具体数字，并且可以根据这些数字而对其在某种独特的价值体系中的位置进行划分。从中你经常会发现，诸如“那些受压迫的和处于劣势的群体——种族、阶级或性别——的劣等性是与生俱来的，而且活该如此”。简而言之，这本书就是关于“人类的误测”的。

这一部分也补充解释了我遗漏的观点。譬如，有人经常会问我这样的问题：在阐述心理功能的量化理论时，为什么会漏掉影响如此之大的颅相学运动？因为颅相学在哲理上和《人类的误测》的主题是相反的。颅相学展示了极具复杂性和独立性的智力理论，颅相学者们的观点影响了本（20）世纪早期的瑟斯通和吉尔福德以及当代的霍华德·加德纳等人的理论——换句话说，就是多元智能理论，这对上个时代的詹森、当代的赫恩斯坦和莫雷以及对标志着人类误测的整个一元智能划分传统来说，都是重要的挑战。颅相学者通过阅读颅骨上的每一个突起来判断它们是代表“家庭生活”还是“恋爱”，是代表“庄严”还是“因果性”，并由此把智力功能划分为一堆很大程度上相互独立的特征。

带着这样一种观点，没有一个单一的数字可以说明人类的普遍价值，作为单一生物学特性的整个 IQ 概念就变得很荒谬了。我真心向那些颅相学家表达遗憾，因为从哲学上来看他们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他们自己特殊的颅突起理论，和对这本书作出错误评判的那些人一样，是错误的。（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颅突起理论也许是谬误，但是其中隐藏的高度具象化的大脑运动的脑皮层定位，却是当代神经科学研究领域关注度持续增长的热点问题。）

不管怎样，颅相学作为也许是正确的多元智能理论的错误版本，可能构成某本关于普遍的头颅误测的书的主要章节，但是在这本书中，它会被当作一元的、固有的、线性的、可划分的智力理论而被排除在外。如果我按照“不同的理论，正确的选题”而将颅相学排除在外，那么我也会将无数相关的材料遗漏，因此我按照的是完全相反的说法“相同的理论，错误的选题”——换句话说，所有与线性的、天赋的序列有关的言论，都是基于生物学的论争，而不是智力的量化。因此，我没有把优生学运动作为单独的一章放进书中（尽管我探讨了它和 IQ 交叉的部分），因为大多数争论都是为了证明基因具有先天的决定性特征而建立在某些特殊基因的假设性质之上的，而不是基于大脑的内部或外部测量之上。

2. 我关注的是历史上开创者们的“伟大”争论和错误，而不是转瞬即逝的现代用法。五年以后，谁还会记得（谁会真正去回忆）那些修辞性论辩的用词，或者当下几乎没有创意而倾向性十足的角斗士式的论争；但是我们不能（一定不能）忘记达尔文的才智的光辉，以及他的创世论对手的后继者们犯下的真正伟大的、有益的错误，比如阿加西斯和塞奇威克的错误。基石是永恒的，最靠近当下的小规模争论也符合新闻工作者的固有准则：昨天的报纸包着今天的垃圾。

《人类的误测》的框架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它把关注点限制在起源和内在可划分的线性一元智力理论的不朽奠基者身上。这个决定允许把该书清晰地划分为两部分，分别代表了这个理论按照年代顺序所取得的核心成果在过去两百多年里的声望。 19 世纪关注的焦点是对头颅的物理测量：外部测量（用尺子和卡钳建构各种和头部形状及尺寸有关的指标和比例数据）或是内部测量（用芥末籽或铅粒填充头盖骨来测量大脑的容量）； 20 世纪则转向了公认的更为直接的智商测试。简言之，就是从测量颅骨的物理特征转而测定大脑内部的质料特性。

我从一个学者的灵魂深处相信这一框架对大量基础文献的限定，但我也意识到，这个决定为这个修订版赋予了极大的实实在在的益处。这些曾经的争论还有残余的力量，当然借用的是现代的“四肢”。我们永远无法获得像基督徒所谓的“上帝之言永恒延续”这么宁静的自信，但只要我们对学术和历史的迷恋依然存在，我们仍然会关注布洛卡、比奈和伯特等生物学家。但我猜世人很少会关注他们，也不会记得什么詹森、莫雷、赫恩斯坦、勒万廷和古尔德。

自从我写了关于伟大的争论的原序之后，实质上忽视了它们在 1981 年的现代性化身，因而这个修订版需要进行一些变动，修订版的主要内容和原稿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创新之处主要在于这个介绍以及书末附加的论文部分。 1981 年的热点现在是无根的历史，我怀疑赫恩斯坦和莫雷能否穿越千禧年，尽管论争的基本形式永远不会消失，并且每隔几年都会不断重现——也正是写作这本书的必要之处，它关注的正是不断重现的资源。

正如我在第一版序言中所写的那样：我很少提到目前生物决定论的复苏，因为它的个人化观点常常是转瞬即逝的，而对它的驳斥也属于杂志论文或者报纸新闻的范畴。

谁还会记得 10 年前（从 1981 年开始）的热点话题呢？比如：肖克利的提案，对自愿绝育的 IQ 低于 100 的人的补偿，伟大的 XYY 争论，或者以暴民的致病神经解释城市的骚乱，等等。我想，考察那些仍然活跃在我们身边的争论的本源，才更有意思和价值。它们至少展示了伟大的具有启示价值的错误。

3.选择这个框架的第三个方面原因是出于对我自身专业能力的考量。我是一个职业科学工作者，而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我对历史有强烈的兴趣；我认真研读历史，也写过不少有关历史的重要课题的文字，包括三本著作和一堆论文。我自认为对与生物决定论有关的论争的逻辑和经验有恰当而得体的把握。我渴望得到专业训练，但我缺乏专业人员对更广泛的政治背景的那种“感觉”（这种感觉是取得一流学术成果的必要条件），生物学论争就是通过这个平台（政治经历和背景）而对社会产生影响的。用专业术语来说，我正全力消灭有关论争和观点中微妙的“内在性”主题，以及支持谬误的错误数据。我甚至可以有些傲慢地说，这一点上“我比大多数人做得都好”。但不幸的是，对如何把握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的“外部性”以及科学研究与社会背景的“契合点”，我却没有作好充分准备。

因此，根据从必要性中萃取价值的惯用做法来看，我是从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来探索生物决定论历史的，其中会用到我特殊的技巧和才能，而且不会受到自身缺陷的过多困扰。要不是我找到了这条先前没有发现的路来处理这个重要的、绝不该被忽视的主题，也许我根本就不该写这本书，甚至也不该第一个在这个问题上殚精竭虑、冥思苦想。（我一向有“东拉西扯”的美誉，但除了一次小小的例外，我从未涉足教材写作，那一次主要是为了帮助一位可亲可敬的年长同事；生命太短暂了。）

我的特殊才能在于综合，而不是分析。我能把两种突出的、相互作用的能力融合到一起，其中每一种都赋予很多人以竞争力，但很少能与某一个人的兴趣爱好相结合。在我之前，没有人能把这两种才能如此系统地结合在一起，并对这个主题进行总体性回顾。

总体来说，科学工作者善于分析处理各种数据。我们接受的训练，就是要发现论据中的谬误，对支撑性数据尤其严苛。我们审视图表，仔细查看每一个段落的标点符号。科学通过批评他人得出的结论而取得的进步与通过创新发现而取得的进步一样多。我被训练成一个具有统计学头脑的古生物学者，能用特殊专长处理人口的变动和世系内部的历史变化等巨量数据。对人类的误测属于相同的主题，个体间的差异可以模拟人口的异动，而群组间的不同可以模拟历史进程中世系内部暂时存在的差异。因此，我觉得自己在不同群组测量差异的证据中分析数据、寻找漏洞的能力异常出色。

但是几乎所有科学家都会这些。现在，我们来看看我的主要职业的最大局限吧。大多数科学家完全不在意历史；我的同事们也许不完全认同亨利·福特的格言——“历史是废话”，但他们确实只把历史看作是一个错误的贮藏室——充其量也不过是我们避开前进道路上的陷阱的道德指引。这种态度不会使我们对科学史上的人物，尤其是那些犯过重大错误的人物产生同情或兴趣。因此，多数科学家也许会在原则上对生物决定论的原始数据进行分析，但恐怕永远也不会朝这个方向倾心尽力。

相反，职业的历史学家们会重新捡起这些数据，并对学科之内的各种图表进行批评与批判。这个过程其实一点也不神秘，一点也不艰难。但是我们会再次遇到职业的狭隘性问题：历史学家们研究社会语境。也许有某位历史学家想搞清楚，莫顿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头盖骨容量低下的结论是如何影响西进运动的争论的；但是，历史学家们一般不会想到要坐到莫顿测量头颅的桌子旁边去，努力弄清楚莫顿是否正确地公布了他的数据。

因此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特殊位置，因为我能够利用统计学专长分析数据，并注意细节；同时我也喜欢研究那些仍然萦绕在我们周围的古老而伟大的主题。简而言之，我能把科学家的技能和历史学家的关注结合起来。因此，《人类的误测》主要针对生物决定论历史上的重大数据进行分析。这本书是关于深刻而具有启示性的谬误的记录，而这些谬误则是对一元的、线性的、天生固有的、少有变动的智力根源的探寻和辩护。

因此，《人类的误测》对智力测验的态度毫无疑问是“内在性”的。我重新分析了历史上的伟大结论的支撑数据，我希望这种方式与法庭的冒险更加接近，而不是像灰尘一样枯燥乏味。我们将研究莫顿在测量头颅容量时为什么把芥末种子变成了铅粒；布洛卡一丝不苟的数据如何在下意识的社会偏见的引导下得出；戈达德对居住在新泽西松原里的卡里卡克家族低能形象的改变；耶基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准备给所有新兵（而且，我很真诚地告诉你，也给哈佛的本科生做过）进行的先天智力（实际上是对美国文化熟悉程度的指数）测试；西里尔·伯特在把智商数字化为单一因素过程中犯下的伟大、关键而又真诚的错误。

两句著名而又相互矛盾的引文抓住了这份努力中潜在的价值和趣味，也是《人类的误测》结构的第三个方面：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魔鬼也是一样。

题图来自：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