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观塘区两百多个工业大厦里，至少有一百多个乐队，这是业仔——一个栖身在此处的独立音乐人的估算。但黄津珏却有不同看法，“这里可能有超过一千支的独立乐队”。黄津珏是一家叫做 Hidden Agenda 的 live house 的创办人，后者曾被 Time Out 杂志评为香港最佳表演场所，在香港有 “Band 界红馆”之称。

入夜的观塘工业区人迹罕至，但每逢周末，就会有一群穿着 band T 恤的年轻人聚集在此处。你跟着他们进到货运电梯里，就能听到楼上传来的音乐声。

观塘工业区位于香港九龙东南部，曾经是香港最大型的工业区，1950 年代后期，香港从动荡中稳定下来，之后的三十年，轻工业发展迅猛，成为香港经济的主要支柱。家庭式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却因管理不完善，频发意外。于是，香港政府决定建工厂大厦。

1957 年，第一座工业大厦在九龙长沙湾区落成，从此之后，新界荃湾、九龙新浦岗、牛头角等地的工厂大厦纷纷建立。政府建造的工厂大厦的租用率甚至一度达到饱和，私人工业大厦纷纷出现。而随着人力、土地成本上涨，欧美国家对香港实施贸易配额，以及内地 1979 年改革开放，香港生产线开始北移，不少工厦便空置了下来。

据统计，目前香港共有 1448 幢老旧的工业大厦。废弃的厂房租金低廉、空间大、楼底高， 但业主无法将它们改为其它商业用途，所以即便是低价，有人肯租便很乐意。

乐队、舞蹈工作室这样的独立团体就在这时候纷纷找上门来——说起条件实在理想，工业区没有噪音管制问题，就连工厦里面的货梯都很适合搬运乐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工业大厦一度成为生计窘迫的文艺青年的天堂——正如 My Little Airport 在《我在暗中储首期》中唱的那样：“我已快将首期储好／小小单位勉强可供到／又或者继续在工厦交平租 ／再不断旅游更多回忆可以储”。

马才和是 2002 年搬到工厦的，他的舞室在葵芳，这个曾经有大量纺织厂的工业区，在 1980 年代以后也出现了大量空置的工厦。

马才和跳舞跳了很多年，也“转战”了不少地方。他之前是香港城市当代艺术团的舞者，后来跟妻子 Mandy 成立了舞团“Yspace 多空间”。 1996 年的时候，他没有钱，就跟妻子跑去新界。当时新界有些农民已经不种地了，马才和用空置的屋子来做舞蹈室、办公室以及住所。那段时间，他们在院子跟农田里演出。

就这样过了三年，他申请到了一笔艺术发展局的资助，租了个办公室和舞蹈室。但一年后政府说要发展，把马才和住的房子拆了。所以，在 2000 年，住的地方没了，舞蹈室没了，政府的资助也没有了，比几年前在新界的时候还要艰苦，“在新界起码还有农田给我们跳舞”，马才和说。

他在这个情况下找到了空置的工业大厦，一直到现在，“这里地方大，又没有柱子”。

业仔在这观塘的工业大厦也有好几个年头了。他二十多岁开始玩乐队，刚开始在土瓜湾，租期到了业主要涨租，就搬到了观塘。

他的工作室是跟朋友合租的，65 平方米，下雨天会漏水。 2009 跟 2014 年的时候，他发了两张专辑，总共卖了两三百张。去年，他为了发第三张去网上搞了个众筹，目标是六万五千港币，但最后连零头都没筹到。

他还不太会用微博，Facebook 专页只有五百多人关注。最近一次的表演是去年的圣诞节，在湾仔一家叫做 The Hub 的多功能活动场地举办的 Underground Christmas Show 。

业仔是一个边缘艺术家，像他这样的音乐人栖身在工厦里，白天做着其它正职，维持生计，补贴音乐创作，做了十几二十年，甚至在这个“观塘工厦艺术村”都难以占有一席之地。

Hidden Agenda 则不同，观塘独立音乐圈的形成，它功不可没。最早它只是一间工厦里的乐队练习室，150 多平方米的场地，七千多的租金，因为地方比较大，乐队说不如搭个台，就这样误打误撞变成了一个表演场地。第一次开场表演上他们找了九支乐队，之后一个月最少两场。

与之类似的是一个叫“伙炭”的艺术村的形成。它的落脚区域名为“火炭”。

2001 年，一群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的学生把工作室定在火炭，具体的地址是离火炭地铁站最远、也是区域内最老的华联工业中心——一座古铜色的工业废弃大楼，在塑料厂和加工厂之间。

周俊辉是最早一批入驻火炭工业区的人，也是工厦里为数不多的、全职投入创作的艺术家。近期创作中，他借鉴香港新浪潮电影运动时期影片中的场景和对白，通过重现诸多经典电影，展现香港文化。其中最著名的为《无间道》系列，还有《重庆森林》。

伙炭艺术村最特别的地方在于，这些艺术家会定期设公众开放日。周俊辉说他们做了一个统计，来算算这些年来伙炭开放日参观人数的变化， 2003 年 12 月首次以“伙炭”为名举行四天开放日的参与单位共 14 个，参观人数约 600 人次； 2013 年 1 月参与“伙炭艺术工作室开放计划”超过一百间工作室，逾三百位艺术家，六天参观人数超过二万人次。

工厦里面到底有多少类似的文艺机构，确切数据不得而知，没有任何机构或组织对这些栖身在工厦的艺术家做过全面的统计和调查，但在观塘、九龙湾、火炭等工业区已经形成完善艺术生态圈，还有许多分散在葵芳、柴湾等工业区的人。

在马才和看来，工厦的舞室让他有了种“话事权”，在他看来，“那种自由很重要，不受场地限制，掌握主导权是艺术发展的基础。”

但如今他的空间越来越小。

三年前，他刚搬进现在这个舞蹈室的时候花了几十万装修，工厦虽然地方很大，但环境很恶劣，需要花很多钱和精力去装修，“当时连电都没有”，马才和说。排舞要用特别的地板（ sprung floor ），马才和铺了差不多两百平方米的新地板，还有镜子，音响器材，对于 Yspace 这种并不算太大的舞团来讲都是大手笔的支出。

半年后这间工厦的租期将满，业主预计还会加租，目前一个月两万块的租金已经让马才和“捱不住”，他想搬去一个更便宜的地方，这也意味着几十万的装修投资从此烟消云散。马才和认为，越来越多人搬进空置的工厦是租金上涨的原因之一，这是市场规律，但“活化工厦”才是最直接的原因。

“活化工厦”政策是香港政府发展局 2009 年提出的，正式实施是在 2010 年的四月，具体来讲，就是容许 15 年以上旧工厦的业主，以免补地价的优惠方式将整幢工厦改装作其它用途，申请活化的工厦可以改建为写字楼、住宅、服务式住宅等。政府“活化工厦”的目的是促进高増值经济活动，带动工业区转型，推动产业发展。

原本无人问津的工厦突然变得很“抢手”，改建后这些工厦用来做酒店或写字楼，利润将相当可观。大集团开始进驻工业区进行各种收购行动，直接导致工厦的租金大幅飙升。

位于观塘骏业街的财利工业大厦楼高五层，于 1963 年落成，前身是铸钢工厂。这里也曾是 Hidden Agenda 最初开业的地方，直到政府推出活化工厦政策，业主要他们一个月内搬走。根据土地注册纪录，一家叫做 EAGLE CROWN HOLDINGS LIMITED 的公司以 1.3 亿港币买下该大厦一至五楼业权，如今已经改成了一个个隔间出租出去。

搬走的前两天， Hidden Agenda 办了一场“马上封音乐会”，两天内有 24 只乐队参加演出。一年多后， Hidden Agenda 又因所在的观塘高良工业大厦被活化，被迫搬迁。

2011 年 12 月 24 起，一连四天，他们又举办了场“搬迁救亡音乐会”， 35 个本土和外国独立乐队，包括 My little airport、黄靖、意色楼等，向 1200 多名观众致意暂别，相对一年前的音乐会，表演的乐队以及参加的人数都大大增加。搬迁前的一晚，高良工业大厦的候梯间挤得水泄不通。

周俊辉开玩笑说，近年来比起他在艺术上的成就，焦点更多是他在工厦艺术家权益维护方面的作为，“现在记者已经都不问我关于创作的事情了”。

他给了《好奇心日报》一组数据， 2001 至 2003 年，华联工业中心每月租金每平方呎（约为 0.093 平方米）港币 3.5 元，售价每平方呎港币 160 元； 2013 年，华联工业中心每月租金每平方呎港币 9 元，售价每平方呎港币 3000 元。十年租金升幅达 157% ，售价升幅更达 1775% 。原本的工厦艺术家接受不了高昂的租金，搬走的搬走，留下来的也要多找朋友合租。政府的“活化工厦”项目已经于去年的三月结束，最终得到批准“活化”的工厦约占一成，但暴涨的租金却也不可能再降下来了。

除了租金之外，工厦艺术家还面对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从上世纪 60 年沿用至今的《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

Hidden Agenda 的停业也跟这有关。8 年以来， 这个 Livehouse 在观塘工厦之间迁徙，从财利大厦到高良工业大厦，再到永富工业大厦，去年底众筹 50 万港币搬到鸿图工业大厦地下。

政府认为 Hidden Agenda 的经营违反了有关条例。《条例》指出，没有从事任何有形产品的生产的，都不能算是工业，工厦里面只能进行工业活动——也就是说，文化、音乐、戏剧等行业基本上都不能被视作工业。

跟 Hidden Agenda 一样， Yspace 同样也游离在工厦条例的灰色地带。马才和 2014 年搬进现在这个工作室的时候，香港的各个工业区，例如观塘、火炭、牛头角等区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圈，媒体开始报道工厦里面的这些文创活动。从那时起，地政署就开始去巡查一些工厦， Yspace 在那一年也收到了地政署的信件，说会在指定的时间来巡查他们的单位。

马才和当时有些不知所措，有朋友告诉他，可以搬一些衣服、布料，再找几个人过来，装作是生产服装的工厂，后来他确实也照做了。

“就觉得自己在做一场 performance 咯，那些官员过来拍照，回去做报告”，马才和说，“那些官员知道工厦里面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只是为了交差”。他对面做射箭的工作室在地政署第一次来巡查的时候，就决定搬走，过几天真的就卷铺盖走人了，具体搬去了哪里，他也不知道。

马才和觉得这样的表演做一次两次还可以，但地政署的人前前后后来了七八遍，大多数时候都被挡在 Yspace 门外。在香港，政府无权进入私人地方，除非双方协商好，或者亮出搜查令。

马才和也想过搬走，但租约还有半年才到期，提前走人需要付违约金，两万块对他来说不是小数目。所以几年前还给公众开放的舞蹈室，现在每天都是大门紧闭，要确认来访者不是地政署的人才敢放进去。

“感觉自己很像小偷”，马才和苦笑着说，“我们也想租商厦，但太贵，艺术家都是穷光蛋。”

2010 年，Hidden Agenda 第一次开了场记者会，与关心活化工厦政策的艺术家、关注观塘市区重建的保育人士组成自然活化合作社。他们发起了“我们活生生被活化”游行，有超过八百名艺术家与音乐人参与——活化工厦政策影响的，不只是观塘，其他地区的工厦使用者，也同样面临大幅加租以及被迫迁的问题。Hidden Agenda 被迫搬迁变成了一个契机，使原本没有联系的来自工厦的不同社群连结起来，还出现了如“工厦艺术家关注组”等组织——周俊辉就活跃其中。

几年过去了，与政府的对话没有太多进展，“自然活化合作社”曾要求政府正视与工厦相关的条例，例如一些工业条例自 1960 年沿用至今，不合时宜，又或者“展览”在条例中被视为“商业行为”而不许在“工业用地”内发生，地政署质疑文艺活动在工业区的合法性等问题。政府的回应是条例横跨多个部门，想要修改太难也太复杂。

周俊辉说：“像 Hidden Agenda 已经成为了成为了国际认识的品牌，不是一朝一夕得到，是近 10 年累积而成。把它消灭，在别处重来，总有方法。但我们觉得不可以放手，不可能再有 10 年去累积，再建立国际网络、社区网络。他们不单是自己做音乐，而是真的在那儿生活，白天上班，夜晚玩音乐，和社区有很大关系，不可能将他们连根拔起，便可以在别处生长。”

周俊辉记得当时曾和如今担任香港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林郑月娥会面，她表示只要他们找到一幢可以改装的工厦，政府立即开绿灯。

周俊辉说﹕“这就是政府的逻辑，他们觉得你也可以跟着规矩玩，但事实上根本就没可能，只是找一个单位已经很困难”。

题图来自：Wikimedia Comm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