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斯蒂芬·阿普康：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美国佩斯大学人文学荣誉博士，世界著名的电影制作人和视觉素养教育专家。热心公益事业，倡导“面向 21 世纪的视觉素养”，并身体力行地进行影像教育实践近 20 年。

他创建了著名的非营利性机构雅各伯恩斯电影中心，发展至今已成为享誉世界的电影传播和影像教育机构，联合纽约州教育部门共同制定了“媒体素养教育标准”。机构的常任理事有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罗恩·霍华德等电影界名人。

作为电影制片人和纪录片导演，阿普康还创建了名为 Reconsider 的影视制作公司，其作品曾荣获罗杰·艾伯特人道主义奖、特拉弗斯城电影节最佳外国纪录片和观众票选大奖，以及柏林国际电影节“和平电影奖”（Cinema for Peace）最佳纪录片等多项大奖。

书籍摘录：

推荐序

马丁• 斯科塞斯（美国著名导演）

在我小时候，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差距就像大洋的此岸与彼岸。只要是图画，无论是移动的还是静止的，无论是手绘的还是拍摄的，都只是供人观看的事物，仅此而已。而文字则只是供人阅读的。

但从某一个时刻，我开始意识到，影像也是一种语言。我必须承认，我是在不知不觉中认识到这一点的。我无法具体告诉你特写镜头与推拉镜头的区别，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存在镜头剪辑这么一回事。但我还是会感受到不同层次的情感张力、色调变化，以及画面比例、景深、光影、节奏、色彩、动作和肢体语言等细枝末节的变化和调整，这些都能在观众进入剧情时对其视觉起到引导的作用。换而言之，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电影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意义非凡。持这种观点的人可不只我一个。

随着渐渐成长，我开始对电影和电影制作产生了兴趣，也阅读了一些关于电影史的书籍。我发现，人们还是在苦苦地探索电影的奥秘，毕竟电影的诞生不过是几十年前的事情。电影史讲述的无非是影视明星和好莱坞的传奇故事，还有一系列重要的里程碑式的电影，比如《火车大劫案》（The Great Train Robbery）、《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贪婪》（Greed）、《爵士歌手》和《公民凯恩》等。电影制作本身存在着诸多限制，搭建场景规模较大、花费不菲且困难重重，超出了我们普通人的能力范围。如今市面上介绍如何自制电影的图书还是围绕着特写、广角、“表现灯光”等枯燥无趣的概念展开讨论，其观点也通常墨守成规，说起特写就是代表了“情绪化”、交叉剪接是为了“营造紧张气氛”、推拉镜头则代表“神秘”，对此我感到很遗憾，而且还有一点儿悲哀。

种种问题之上萦绕着的是文学与电影之间奇怪的对立现象。在一些人眼中，电影总是被排除在高雅艺术之外，被看作低级的艺术形式，而话剧和小说则被看作相对高级的艺术形式。对他们来说，电影不过是玩具，是“没有任何想象价值”的消遣对象；电影是“轻浮”的，而其他艺术则是“严肃”的。甚至有人认为电影根本称不上是艺术，因为它是“合作”的成果。他们认为，影像转瞬即逝，而文字则能传承久远。我知道，旧的偏见很难消除，但我也惊讶地发现，这种特定偏见仍然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没想到这么久它还未消失殆尽。

接下来就是电视。如果电影算是庸俗和“逃避现实”的消遣对象，那么电视则更加缺乏实质性内容，也更是令人沉迷的娱乐工具和消遣对象了。无须多言，电视不是需要“阅读”的事物，你只需要打开电视，坐下观看便好。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随着 16 毫米电影机和便携式声音设备的发明，有关电影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卡索维茨的《影子》（Shadows）、让– 吕克· 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断了气》（Breathless）， 还有安格的《天蝎星升起》（Scorpio Rising）以及布鲁斯· 康纳（Bruce Conner）的《宇宙射线》（Cosmic Ray）等先锋电影就是最佳的例证。全世界的电影人都在以全新且革命性的方式讲述故事，我已经多次提过电影史上的这一时刻，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对我的影响力也变得愈发强大。那个时代最有趣也最激动人心的一点是，能够接触电影的人和无法接触电影的人之间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与追求时髦无关。相信我，像我们这样整天泡在电影院里的人离时尚还差得远着呢。

我们知道，在灯光亮起时，电影不是供人消费后便遗忘的事物，而是需要人们专注而感情充沛地反复观赏和研究的对象。事实上，观看电影与阅读小说、欣赏戏剧的方式毫无二致。我们会一起关注帕索里尼的最新电影，研究伯格曼的作品，然后走进黑泽明的世界中。要知道，对一部电影的记忆会启发并充实我们观看其他电影时的体验。这些电影为安东尼奥尼和萨蒂亚吉特· 雷伊（Satyajit Ray）创作新电影奠定了基础。同时，已故影评家安德鲁· 萨里斯（Andrew Sarris）也向我们展示了好莱坞电影的辉煌成就。他们不仅告诉我们，喜爱约翰· 福特（John Ford）和阿尔弗雷德· 希区柯克这些电影巨匠没有问题，同时也告诉我们，应该学习法国人，并对他们的电影摄制法表示认可。许多过去的大师级电影人目前仍在制作电影，所以福特的《双虎屠龙》（The Man Who Shot Liberty Valance）和希区柯克的《鸟》（The Birds）永远都会在关于电影的伟大交流中被提及，且每部电影都会成为人们谈论的对象。

时至今日，我们对这种现象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半个世纪以前的人们对这些是闻所未闻，更不必说对那些无法接触电影的人造成极大的威胁了。电影作为一种新奇事物是易于为人们接受的，但将电影视作艺术形式呢？这不可想象。一些电影和电影人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我想举三个例子予以说明：安迪· 沃霍尔、 萨姆· 富勒（Sam Fuller）和让– 吕克· 戈达尔。一位摇滚乐评论家曾说过，如果你不喜欢滚石乐队，那就谈不上喜欢摇滚乐。我们也许可以说，如果你观赏了这三位大师的作品，却没有发现蕴含其中的美好、神秘感，体会到故事的流畅性，那么你根本就不是真正喜欢电影。现在，我想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解读：如果你坚持认为动态影像是被消费和遗忘的对象，那么一般的电影你都无法欣赏，更不要说欣赏沃霍尔、富勒和戈达尔的作品了。

同时你也无法注意到电视和广告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在 1960 年，通过电视直播的总统选举辩论中，著名的尼克松 “五点钟阴影”案例出现后，政治家和演员都开始更加注意自己在电视上的形象。电视广告经过精心设计后，以最出其不意的方式打动着人心，这意味着广告业一直在变化，适应着文化的每一次起伏，将人们对视觉的理解重新定义到了毫秒。我还记得以前人们对电视怀抱忧虑，担心它会对文化产生不好的影响，但此时文化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做好准备。我们需要停止忧虑，并开始细细品味电影的魅力。

在 2012 年，动态影像无处不在：电影、电视、视频游戏、 YouTube 、流媒体、出租车的电子屏、地铁广告、电子广告牌等。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这种发展最令人惊讶的是，很多图像是由非专业人士创作，由不同形状、尺寸和价格的智能手机及照相机拍摄的。人们对视觉素养的需求愈加迫切。事实上，这种视觉素养对现代人来说已经必不可少，《影像叙事的力量》这本书从一个电影爱好者和教育热心者的独特角度出发，帮助我们将这种需求梳理成具体的观点。阿普康从石洞壁画开始，带领我们一路探索到 YouTube 及其他媒介形式，从古登堡到爱迪生再到希区柯克，通过这种方式，他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文字与影像之间联系紧密，而非天差地别。在整个过程中，他重新定义了素养（literacy）一词，使之涵盖了当今世界上所有的传播方式。

在 2001 年，为了宣传《纽约黑帮》（Gangs of New York），我来到了雅各伯恩斯电影中心（Jacob Burns Film Center and the Media Arts Lab），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阿普康。十几年以来，电影中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令人激动、欣欣向荣的独立剧院，同时也是一个创新性教育中心。在那里，阿普康和他的团队设计了五花八门的课程，以视觉故事为中心，将批判性观赏、制作电影联系起来。

《影像叙事的力量》罗列出了我们需要哪些工具来培养我们的意识、对每条信息及每个动作的注意力，而不去管这些信息和动作是艺术性的还是投机性的，无论是印在纸上的还是出现在屏幕上的。这本书不仅仅是对素养的呼吁，更是一幅精巧的路线图和指南，指导着我们如何传授并培养自己的素养。

中文版序

斯蒂芬•阿普康

在 2009 年，戴夫·卡罗尔（Dave Carroll）在抗议性歌曲《美联航摔坏了吉他》（United Breaks Guitars）的基础上拍摄了视频短片，作为对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无视乘客合法权益的回击，这种方式相当富有创意。

这段视频预言了 2017 年发生的“美联航事件”，只不过事件内容变成了一位美籍越南裔医生遭到暴力驱逐，头部严重受伤的过程。为了给机组工作人员腾座位，机场执法人员随机选定这位乘客，要求其转乘其他航班。在遭到拒绝后，执法人员使用暴力手段，不但打伤了这位乘客的鼻子，还打掉了他的两颗牙齿。

“美联航事件”主角陶大卫医生（David Tao）的不幸遭遇被同机的几位乘客用手机拍摄下来，在他被强制拖拽时，视频被上传了到 Twitter 、 Instagram 和 YouTube 。很快，这段视频呈现出病毒式传播之态，网友、记者和脱口秀主持人针对这段视频发表了数百万条评论，而评论本身又滋生出了更多新的评论。

卡罗尔的《美联航摔坏了吉他》幽默、戏谑，创意十足，而“美联航事件”中拍摄的这些影像则粗砺、直白，拥有无可置疑的表现力。足见视频对我们的影响远超印在纸面上的故事。

全球超过 30% 的人都拥有智能手机，他们不仅能通过手机观看影像和视频，还能拍摄和制作一些个性化的影像。其中一些视频成了“病毒”，就像陶大卫和卡罗尔的例子；有一些视频仅仅只有 6 秒钟，就像社交平台“阅后即焚”（Snapchat）上的小视频那样。无论如何，这些视频都足以撼动我们的内心。青少年群体似乎还创造了自己的专属语言，比如我的小女儿和她的朋友们就喜欢用动图聊天。

在 2016 年，“阅后即焚”更名为“Snap”。人们预估，在 2017 年首次公开募股之后，其市值将达到令人咋舌的 240 亿美元，而这家公司创立才不过 5 年，它的创始人也只是斯坦福大学的一群学生。“阅后即焚”早期的版本只支持小视频，用户范围局限于青少年群体。随后，它的服务呈现爆炸式的成长，每天全世界有 1.5 亿用户点击阅读的小视频总量超过 100 亿。原来单一的播放平台分化成多个类型的频道，视频内容也更加多样化和专门化。

这家公司还在其产品“Spectacles”中内置了一个硬件设备，使这款能拍照的眼镜可以录制一段 10 秒钟长的小视频。这个设计谈不上新鲜，像索尼、谷歌和三星这样的公司已经申请了专利。将视频捕获技术应用于眼镜，在几年前还被认为只能出现在科幻小说中，甚至被看作天方夜谭呢。这种高科技眼镜将成为人类眼睛的有机延伸，我们可以通过眼球的运动来激活和捕获影像。

我们对影像的渴望将呈现指数级增长，就像我们将在书中讨论的那样，这些都有明确的心理动机和文化渊源。随着影像形式和内容的拓展，批判性地解读视频并有效地运用影像叙事语言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虽然我现在脱离了雅格伯恩斯电影中心的日常管理工作，发起成立了一家影视制作公司 Reconsider ，但我仍与这家成立于 2001 年的非营利性机构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而在 Reconsider ，我们主要关注两大问题：你想生活在怎样的世界里？你想创造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就是利用视觉媒介来探索这些问题。

在 2015 年，我参与制作了纪录片《行星》（Planetary），影片使用了一些来自太空的引人入胜的影像资料，目的是帮助我们理解，身为漂浮在宇宙中一块巨石上的居民，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在 2016 年，我们拍摄并公映了一部专题纪录片《搅动和平》（Disturbing the Peace），影片讲述了一群以色利老兵和巴勒斯坦老战士化干戈为玉帛，携手谋求和平的故事。在更深的层面，这部影片与故事本身的力量有关：故事既能强化敌对的立场，也能创造化敌为友的新局。

从我作为本书作者的角度来看，《搅动和平》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把《影像叙事的力量》中的一些技巧付诸实践。在拍摄《搅动和平》时，我们融合了4种叙事技巧来讲述故事。首先，透过镜头直接采访主要人物，使叙述的线索自然流出。其次，为了消解影片中人物与观众的分离感，我们利用技术手段将拍摄对象置于摄像机镜头的焦点上，而我则坐在摄影棚的一块幕布之后。我用这种方式和角色交流，使得角色直接面对镜头，直视观众的眼睛。我们利用搜集来的影像资料交代背景，分享这些士兵的文化和成长经历，探讨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他们参与了暴力活动。我们还收录了数小时的真人影像，讲述他们化干戈为玉帛携手从事英雄事业的故事。最后，将这些人早年的记忆进行视觉化处理，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影像资料。由此，我们为观众塑造了一个情感空间，让观众可以更好地理解影片中人物的故事和经历。

无论是在拍摄过程中，还是在后期制作过程中，通过对电影结构的研究，我对“影像叙事者”这一身份有了更深的理解，也觉察到了视觉媒介的力量和应承担的责任。在作品成形那天，当那些引人注目、令人信服的图像和故事被“构建”成影片时，这意味着我们所做的一系列选择足以震撼人心。

2016 年 7 月，《搅动和平》在耶路撒冷电影节进行了首映。一周后，这部影片又在巴勒斯坦公映，当天，皓月当空，繁星满天，人们把幕布挂被在了一段隔离墙上。成百上千个以色利人和巴勒斯坦人聚在钢筋水泥墙之下，凝神观看这部影片。

从私人的层面来说，我要将这本书献给两个人：一位是我的祖母多拉·阿普康，一位是我的朋友、同事兼导师乔纳森·戴米。戴米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影像叙事者之一，他拍摄的电影题材多样，比如《沉默的羔羊》、《费城故事》、《散弹露露》和《蕾切尔的婚礼》等知名电影；他还拍过不少记录片，如《农学家》、《别假正经》和《我是卡洛琳· 帕克》等。无论是拍摄电影，还是生活态度方面，我都从乔纳森身上学到很多。我要将这本书的中文版献给我最亲爱的朋友乔纳森·戴米！

题图为电影《纽约黑帮》剧照，来自：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