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埃亚勒·普雷斯（Eyal Press），记者、作家，以调查型非虚构写作见称，曾获“詹姆斯·阿伦森社会公平新闻奖”，文章多发表于《纽约书评》《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等，另著有《绝对信念：我的父亲，一座城市，一个正在撕裂美国的社会冲突》（2006）。

译者简介：

刘静雯，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士、翻译硕士，曾在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担任对外汉语教师。 2011 年 8 — 12 月参加美国纽约大学上海中心交流项目， 2012 年 7 月赴台湾政治大学交流。

书籍摘录：

序

距波兰东部的尤泽夫村主广场约1英里处，有一片松果茂盛的树林，天鹅绒般的青苔覆盖着它的土地，野草和灌木间伫立着几十个木桩。绕过一潭幽深的池水，穿过马路来到村庄外围，便可看到这些木桩在松树林里若隐若现。稍不留意就可能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因为它们仅高出地面一到两英尺，好在围绕在周围的几棵松树在及腰的高度上绑着一圈蓝白色的丝带。在一个寂静的夏日，我沿着一条小道穿过树林，来到这片环形树林的边缘。这片树林静得出奇，似乎在对名字被列在钉在木桩上的那些泥印点点的小告示上的村民们表达尊敬。这些告示已用塑料覆盖封存，告示上印着犹太六芒星、希伯来文字和一个日期—— 42 年 7 月 13 日。

1942 年的那天清晨，天色尚未亮起，尤泽夫村本来和我造访的那天一样宁静。突然一支卡车护卫队轰然驶入。这些车来自尤泽夫村以西约 18 英里的比乌戈拉伊，车上载着德国治安警察 101 储备营的官兵，他们惊醒了村里约 1800 名正在家安睡的犹太村民，并把他们赶到屋外，以此宣布了自己的入侵。村民们被带到一个市集，德国士兵们把年龄适于劳作的犹太男性挑选出来——他们注定将被送往集中营劳作。剩下的大多数人——妇女、儿童和老人——被赶上了卡车。卡车开到树林外围的一条小路路口停下，下车后的犹太村民们被分成小批依次进入树林深处，然后被迫一排排趴下。德国士兵们在他们身后站成一排，用卡宾枪的枪口抵住他们的脖子，不顾瞬间回荡整片树林的成群惨叫声，扣下了扳机。枪决从清晨一直执行到黑夜，马拉松式的杀戮使树林里尸横遍地，血肉横飞。就在松树的树荫下，犹太村民的头盖骨被子弹炸飞。想要暂停歇息一会儿的士兵们走到树林外抽烟，他们身上溅满了血，抽完烟后转身回去展开新一轮屠杀。

我独自进入这片树林时，背包里装了历史学家克里斯多夫·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的著作《平凡人》（Ordinary Men），该书研究了扫荡尤泽夫村的这个储备营的所作所为，其中就包括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尽管我读完这本书后隔了很久才得以亲自来到这桩滔天罪行的发生地，但是书里的细节我仍记忆犹新，不仅是因为它揭露的事情震撼人心，还因为我记得阅读时感受到它遗漏了什么，因此想要进一步了解。震撼我心的不是枪杀，而是发生在这之前的一幕，这个储备营的指挥官威廉·特拉普少校召集他手下的士兵围成一个半圆听他讲话。正如人们可以猜到的，特拉普提醒士兵，犹太人是德国的敌人，尽管士兵中只有四分之一是纳粹党成员。然后他宣布，不愿意参与这次枪决行动的老兵可以回避。士兵们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一位士兵突然向前一步，随后十几个士兵也表示不参与这次行动。

这一幕十分引人注意，尽管非常简短，但是意义非凡，它颠覆了此前人们认为“普通士兵之所以参与大屠杀是因为别无选择”的固有看法。事实上，他们并非因为不得已而参与枪杀行动。他们的参与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这让人不禁发问，到底是什么驱使他们选择杀戮。布朗宁认为，是因为他们怕与集体不一致：不参加屠杀意味着把这项“脏活”留给他们的同伴，会被认为是对他们的国家和同胞持有负面评价，军营的大多数士兵都反感这样的行为，更别说是为了犹太人这么做了。

然而，还有一个同样值得注意的问题，可它却相对没受到太多关注：为什么一部分平凡人考虑了特拉普指挥官的提议，然后决定放下手中的枪。为什么即便在看似行动完全一致的情况里，总有些人拒绝从众。

这本书便是聚焦这些拒绝从众的人，探讨究竟是什么神秘力量，驱使一些人在身处抛却道德的情况下，冒险违抗集体：停手，说不，反抗。幸好，“二战”期间奉命追捕并杀害尤泽夫等村犹太人的德国士兵经常遇到的这种极端情况，我们大多数人只能想象，不会碰到。然而，我们会经常想象类似的极端情境，这背后是有原因的——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曾在某一时刻想知道，如果我们是当时的那些德国士兵，是否也会产生拒绝的冲动，如果有这个冲动，那我们是否有胆量这么做。对这个问题好奇其实不完全是思维上的推测，因为有一种无法解决的紧张情境存在于大多数社会，牵动大多数人的心。我们都曾身处自身坚守的原则与怀有的忠心及应尽的职责相冲突的分岔路口，为了保持清白的良心而与行事尺度角力。脑中有个声音告诉我们，一定要忠于自己。但是我们也会听到其他声音，它们警告说不要反对集体，不要让上级为难，不要置我们的事业、名声，甚至我们自己和家人的生命于险境。

在好莱坞的电影和近几十年来日益普遍的虚伪歌颂里，在这样的时刻坚守个人信仰的人物总是被描绘为英雄。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等地栽树来纪念他们。政客们向他们致敬，让我们谨记自己肩负着乔治·W.布什在 2005 年的美国总统自由勋章颁发仪式上所说的“对抗一切形式的罪恶的道德义务”，那一年的勋章获得者是保罗·路斯沙巴吉那，他在 1994 年的卢旺达大屠杀中，利用自己酒店经理的身份，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图西族难民（他的经历被改编为由唐·钱德尔主演的电影《卢旺达饭店》）。在经历了服从和一致所助长的恐怖笼罩的一个世纪以后，谁会对此有异议？当然，文明世界从现代政治动乱中汲取的教训之一是，转移人们对公然恶行的关注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当恶行是以我们的名义实施的时候—即施恶者不是德国人或卢旺达人，而是实施虐待的美国人，对对抗罪恶的看法往往就不同了。 2004 年，即布什总统授予保罗·路斯沙巴吉那总统自由勋章的前一年，一位名叫约瑟夫·达比的士兵向美国军队犯罪调查部递交了一张存满照片的 CD ，曝光了美军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行为。达比获得的回报是被称为叛徒，且收到了一连串死亡威胁，他最终被迫离开家乡。

即便是在民主社会，像达比这样的人却迅速受到排挤，这表明如果反对集体行为的人远在他国，那么人们很容易对他产生敬仰，但是如果这个人近在本国，而且挑战的是国人自己的信仰，那就很难崇敬他了。这还说明，为何某些发自良心的行为在一些人眼里是英雄事迹，然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却是背叛、谋反，或者不负责任。 1949 年出版的小说《基贝希泽村》（Khirbet Khizeh）中的故事叙述者就被这种恐惧围绕，这本小说讲述了 1948 年的中东战争期间一个以色列部队奉命清除村中的“渗透者”的故事。该书作者伊扎尔·斯米兰斯基（Yizhar Smilansky）是那场战争的亲历者，他在书中描绘了意识到清除行动的对象是手无寸铁的百姓时一位士兵内心的痛苦。部队下令把村民押上卡车并摧毁他们的房子，这位士兵不愿执行。他对自己说：“如果肮脏的恶行一定要有人参与，就让它弄脏别人的手吧。”“我不能参与。绝对不能。但我脑中旋即响起了另一个声音，它唱道：流血的心，流血的心，流血的心。愤怒愈发强烈，对美丽灵魂的歌颂，把肮脏的事留给他人来做，心灵的眼睛太纯净，容不得半点罪恶，为了避免自己遭颠覆，它移开视线，假装圣洁地闭上双眼。”这位士兵克服了对恶行的恶心，最终服从了命令，此后自己曾参与过一场罪行的想法在他心中萦绕不去。

在这样的时刻，怎样才能抵抗命令？我们怎么知道应该不应该？如果没有合理的原因去服从，那么“说不”也许是合适的，但如果有合理原因去服从呢？在什么情形下有原则的反抗行为会转变成不顾后果的冒险——或狂热的举动？除了让一小部分正直的人双手不沾血污以外，这种与更远大的社会目标无关的拒绝到底达成了什么？

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投入了大量精力探索这些问题，但他们的研究往往十分抽象，并且远离实时生活里人们所身陷的具体困境。为了修正这种失衡，我采取了相反的途径。为了了解究竟是什么让一些人鼓起勇气去拒绝，我认为自己必须与其中一些人见面，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人生的细节—正因为他们的人生本看似不会卷入冲突和叛乱，所以更加吸引我。关于坚持异议和拒绝听命者的文学作品，绝大多数写的故事是反叛的圈外人，通过挑战权威或传统来促进定义清晰的意识形态的发展，例如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法国抵抗运动和在越战期间烧毁了征兵证的和平主义者。但还有另一群反抗者，他们虽然不为人熟知，但同样重要：他们是从来没料到过自己会参与反抗行动的圈内人，他们对体制说不时并非身陷绝境，他们最终之所以这么做，不是因为悍然拒绝体制的信念，而是正相反，他们对于那些信念信得太深。

本书讲述的便是四个处于不同困局的反抗者的故事。先从 1938 年的一位警长说起，当世界各国下令，让无数像他一样的官员在执行公务和拯救无辜之间抉择的时候，他违反了自身职责所要求实行的东西—法律。第二章的故事发生在半个世纪后的巴尔干半岛，讲述的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一个塞尔维亚人跨越割裂前南斯拉夫的民族分界线的故事。他所抵抗的对象尽管更无形，但其力量不输法律，即一个人所属的集体。从严格意义上讲，前两章的主人公实际上都没有把“不”说出口，而是通过行动来表达，他们冒着灾难性的后果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的风险，执行了与命令相反的行动。相较前两章，第三章的主人公的对抗更具公众性，他是以色列军队里一支精英部队中的士兵，不想继续为军队效忠，然而他更多是深入内心的挣扎。这个故事讲述了对于个人身份的核心想法和假设逐渐清晰时发生的事：关于对自己说不。最后一章讲的是一名证券经纪人因为担心某一金融工具会给她的客户带来风险，所以拒绝出售，她也经历了类似的内心挣扎，只是这个故事的困局不是个人要为国家或者集体牺牲，而是他们需要警戒的对象只有自己。这个故事围绕对贪婪和冷漠说不，在我们这个为利益着迷的时代可能比其他任何时代都重要。

这样的故事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仅因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严重缺乏关于坚守道德的英勇之举的强有力的实例，还因为现代人对罪恶的定义几乎总是漏考虑一点，那就是：决定究竟是服从还是抵抗不过是——一种选择。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出版半个世纪以来，大多有关罪恶的书都很少聚焦个人面对的选择和两难困境，而是偏重于描写处境的力量，比如把美国士兵转变为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者的肮脏环境；阿伦特所描述的，把像艾希曼这样一个“极其平庸”的官员变成不为自己的罪行感到战栗的大规模杀戮者的集权体制。阿伦特写道：“这位忠于纳粹的官员负责监督最终解决的后勤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几乎不可能知道或察觉到自己做的事是错的。”这些恶行应该归咎于体制，而非这个人，换言之，阿伦特提出了“平庸的恶”这个说法，随后它成为大众熟知的概念，人们把无数顺从的下属像机器人一样执行暴行的情况，都以此概念做简单解释。

任何一个熟悉近代史的人都不会否认环境因素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环境的细微变换也会对这些故事中的反抗者们产生很大的作用。但由于我们一直聚焦盲目服从、奉命执行的官员，导致我们忘记了不论环境塑造和约束我们的力量多强大，决定相信什么以及如何行动的仍旧是我们的判断力。大规模杀戮本身需要经过大量思考和计划才能执行，它并非一直那么单调和平庸。照这样推断，照最好的，也可能是唯一的方法思考和行事，是否可以反驳顺从命令的下属那令人熟悉的反复多次的自我辩护——“我只是奉命行事”。

于理于法，我们可能都认同这样的观点：公然违反道德的政策的主要责任应该由高层官员承担，而非他们的下属。当然，由于承担道德责任过于危险，期待很多人这么做也许过于天真。但如果没人反抗，那么那些被动服从甚至主动听命的人凭什么可以被判定为罪轻一等？ 101 储备营的成员们在几年后的采访中坚称军令如山，他们只不过是做了任何一个身在其职的人都会做的事，我们该如何回应他们的说法？一种方法是认识到这种说法并非绝对真实。克里斯多夫·布朗宁写道，在尤泽夫村和其他地方，行刑者都“不能因为任何身处其境的人都会跟他们做出同样的举动而获得宽恕。因为即使在他们之中，仍有一些人拒绝杀人，还有一些人停止了杀人”。

“说不”一向不容易，特别是在极端情况下，但永远是有可能的。因此有必要试图去理解，普通人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够使艰难但是有可能的事情得以实现。

题图为电影《卢旺达饭店》剧照，来自：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