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约翰•梅里曼（John Merriman）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查尔斯•西摩讲席教授、欧洲现代史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权威学者。著述甚丰，其中包括奠定其学术地位并已成为美国高校通行教材的《现代欧洲史》（先后有1996、2004、2009年三版），最新著述包括《警察故事：建构法国国家1815—1851》、《炸药俱乐部：世纪末巴黎的一场爆炸如何点燃现代恐怖时代》。梅里曼还在耶鲁大学成功开设了两门广为人知的公开课程，分别是“1871年以来的法国”和“欧洲文明史：1648-1945”，曾于 2000 年获得耶鲁大学教学奖。

译者简介：

刘怀昭：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硕士，台湾第二十七届梁实秋文学奖翻译奖得主，曾任职北京三联《生活周刊》及香港《明报》（纽约）等媒体的编辑、专栏撰稿人。其中译作《起火的世界》、《兴邦之难：改变美国的那场大火》先后收入田雷主编的“雅理译丛”，已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籍摘录：

译者序  如果你去巴黎公社墙，别忘了头上戴朵花

刘怀昭

我们用生命梦想乌托邦。我们用死亡实现理想国。（Our life dreams the Utopia. Our death achieves the Ideal.）  

雨果

在巴黎短暂的逗留中能挤出时间到拉雪兹神父公墓的人，必定是个骨灰级的文青吧。至少在那样一个临近圣诞的日子里，墓地里看不到太多的活人和很多的鲜花，而树叶也全部掉光了。所以，当我告别了巴尔扎克和雨果，在斑驳的树影下逡巡中，被乌鸦的叫声惊醒，然后毫无预期地与巴黎公社墙迎面相遇时，那一瞬间，真的有一种“撞墙”的感觉。

面对着它我一时无措，不知作何感想。它一直只存在于那已经淡忘的中学课本中，是一段概念化的历史，是我们并没有来得及真正了解但已经匆匆告别的革命。而且即便我已经站在了它的面前，它也仍然是面目模糊的——它只是一段爬着枯藤的矮墙，和一块记录着时间的大理石纪念铭牌，上面没有名字——无名纪念碑，不能确定它本意要体现的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精神，还是资产阶级对那些声称是他们的掘墓人的死者的不屑。

这便是我——或许还包括绝大多数中国读者，无论是文青还是愤青、到过巴黎还是没有到过巴黎——在有机会读到约翰·梅里曼的这本《大屠杀：巴黎公社生与死》之前，对巴黎公社的认知状态吧。

比如，我们知道这样一些概念：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工人阶级为此抛头颅洒热血，遭到了血腥的镇压。我们还知道，马克思在公社失败后，曾阐述和肯定了公社的原则。  

但谁是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人，到底什么是公社的原则？那些自发组织起来的人，应该是一个个有名有姓的巴黎人，是画家库尔贝，是工人瓦尔兰、铜匠泰斯，是用双胞胎儿子的名字做笔名的女作家贝拉，是洗衣妇之子埃米尔·杜瓦尔，既是新教牧师埃利·雷克鲁，也是他那无政府主义的亲兄弟、地理学家伊莱沙。巴黎的工人阶层也好，共和派及社会主义知识份子也好，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份“自由商讨的契约”（巴黎公社文告）凝聚在了一起？他们想要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到底是什么？

又比如，在我们的知识体系中，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血腥暴力，我们接受过灌输，也经历过对灌输的颠覆和“告别革命”的思潮。但暴力究竟是谁的原罪？书中我们看到，在巴黎公社被血洗之前，包括共济会在内的三家团体曾对凡尔赛政府施压，希望政府能承认巴黎人的自治权利、认可巴黎公社向“民主和社会共和”迈出的第一步，从而达致谈判解决争端。“事实上，公社从整体上来说——如果忽略他们的语言暴力水平——是非常用心地显示他们不会像（镇压巴黎公社的）凡尔赛军那样做的。”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巴黎公社整体上保持了对法律的依附（如，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的资金，而是申请了银行贷款，尽管强制没收易如反掌）。

一个多世纪以来，无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思想上是多么对立，他们竟都不约而同地用暴力革命来定义巴黎公社。但本书作者以他占有的史料指出，历史终将向公社整体上的人性化致敬。

因为，点燃巴黎公社革命之火的不是暴力和仇恨，而是在普法战争中积聚起来的、反抗外敌入侵的市民自救和反抗腐败帝制的城邦自治，以及多元共和思想的合流。从巴黎的舞厅到城市边缘的仓库，让巴黎人享有政治权利并成为自由的灯塔，这样的思想一度深入人心。这些权利既包括义务的世俗教育，也包括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以争取妇女权利为己任、坚持绝不能“将女性的地位与人道”分开的巴黎公社妇女运动先驱——或许也是历史上最早的女权主义领袖——路易丝·米歇尔，在公社失败后受审时，谴责了公社混乱中出现的处决人质的行径，强调公社“绝对与任何暗杀或纵火行为无关”，社会革命才是它的目标。“让我们永远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这种对公平、正义与善的向往，不也是柏拉图的理想国的主题？

因为，巴黎公社曾开启了一系列基于公正与平等思想的重大的社会改革，包括推行普选、对妇女联盟的认可等。然而一个承载着主权在民的认知与期许的自治城邦，仅仅存在了 64 天，就在 13 万政府军“血腥一周”的大屠杀中走向了尽头。作者的结论是：真正血腥的是国家暴力，它是有组织的、系统性的：“法军对他们自己的同胞进行的这场大屠杀，令接下来的一个世纪笼罩在不散的阴魂之中。你可能被杀，因为你是某人，因为你想得到自由——这可能就是 1871 年 5 月 21 - 28 日那个血腥之周、欧洲 19 世纪最大的一场屠杀的终极意味。”

本书作者、耶鲁大学著名历史学家约翰·梅里曼的学术兴趣和研究领域是国家恐怖主义的起源，因此本书的主要脉络是凡尔赛政府军针对巴黎公社的大屠杀。他指出，“如果 1871 年的巴黎公社可以被看作 19 世纪最后一场革命，那么国家随后进行的血腥的、系统化的镇压就无异于释放出了 20 世纪的恶魔。可悲的是，这或许是巴黎公社留下的一笔更大的遗产，比普通大众在此期间获得的自由更大。”这是否可以解释，为何巴黎公社之后，别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因此而笃信暴力手段，并在暴力革命成功后，仍摆逃不掉血腥轮回的怪圈？

掩卷之时，拉雪兹神父公墓的那块无名纪念牌也不再面目模糊——上面没有公社死难者的名字，甚至没有死于这面墙前负隅顽抗的公社最后一批战士的名字，答案或许与理论无关，而只是技术性的：“当报纸要求发布军事法庭处死名单时，他们被告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临时法院不保留记录。很多人干脆消失了，成了无名的受害者。当有些遇难公社社员的尸体被认出来时，在长达 4 个月的时间里，当局一直拒绝让家属来扫墓、放置鲜花或其它任何东西。”

我不曾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造访过巴黎公社社员墙，但不难想象 1908 年立起大理石纪念牌匾之后，法国历经的社会和解的努力，和纪念墙前那些纪念的鲜花。实际上，在纪念牌匾出现之前的二三十年时间里，社会主义政党在法国才开始真正成形，法国工会得以合法化并成长壮大。公社的历史不仅被视为共和国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正如本书中揭示的，“已成为法国国家历史的一个重大、积极的事件。”

更复杂的感受，在掩卷时欲说还休，联想到的是曾对巴黎公社提出批评和质疑的雨果，在公社被血腥镇压后转而谴责政府，并因激怒了梯也尔而被法国政府施压驱逐出比利时。此后经年，雨果一直在为公社幸存者的营救和特赦而奔走，甚至还写有一首诗，名叫《更伟大的英雄》，献给狱中的路易丝·米歇尔。但我们也不能就因此说，雨果转而支持革命的暴力，就像他反映法国革命的巨著《悲惨世界》，与其说是用人性的话语来诠释革命，不如说是在诠释人性本身，并以此唤起世人的同理心和对理想的追求：“我们用生命梦想乌托邦。我们用死亡实现理想国。”

第九章 大屠杀（节选）

无论士兵还是军官，都常把公社社员比作殖民地的“野蛮人”。 泰奥菲尔·戈蒂耶就形容他们是“野蛮人，鼻穿铃铛，朱砂文身，在冒着烟的社会废墟上挑着敌人的头皮跳舞”。加利费侯爵有一次曾拿公社社员和法国军队残酷对待 40 年之久的北非阿拉伯人相对照：“这些阿拉伯人有神明和祖国，公社社员却两样皆无。”另一位将军接茬道，“假如要在阿拉伯人和这些暴乱者之间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阿拉伯人做对手。”许多作战官兵曾在阿尔及利亚、墨西哥甚至中国打过仗，在他们看来，公社社员并不比他们在国外遇到的叛乱分子更称得上是法国人。另一名反公社人士阿尔封斯·都德则哀叹巴黎“落入黑鬼之手”。

夏尔·德·蒙莫朗西（Charles de Montrevel）认为，大多数参与公社的“这种大型狂欢”的巴黎人都是“下等阶层的外省人”。他将大规模涌向大城市中心地带的移民潮与社会及政治的动荡联系起来，因为新来的移民被动地从传统的乡村社会包括家庭和组织化的宗教割裂出来，而这些本来可以约束他们的行为。其结果就是集体性的精神错乱。蒙莫朗西认为，正是这一点而非其他才是历史的宣判。古斯塔夫·德·莫利纳里（Gustave de Molinari）也断定了这一点。在他看来，移民从外省迁居到周边平民区，已使巴黎变成了“一种内加州（interior California）”。该做些什么来预防政府在这些人手中“沦为残酷的奴隶制”？

有个来自波尔多但公社期间生活在首都的人，对巴黎人没说什么好话。他认为他们是“虚假的物种”：“真正的巴黎人，永远都是一副令人厌倦的冒冒失失的样子，没办法严肃深沉起来。无论何时何地都嘻嘻哈哈，他们不懂尊重，也没有信仰。”因而，巴黎人没有能力作出政治决定，而只能静候“意志强大的人，自由的思想家，普通酒吧里的点缀”来给他们发号施令。要是他们自己无法成为政治角色——正如深受鄙视的公社已清楚地昭示了这一点——更强大的势力就会乘虚而入，拨乱反正，哪怕这样做会牵涉到前所未有的暴力。

麦克马洪本可以终止处决行为，可他却对巴黎发生的事情睁一眼闭一只眼。 5 月 25 日，朱尔斯·费雷报告说，麦克马洪手下有三位将军都下令处决被俘获的“叛乱头子”。麦克马洪称已提醒过这几位将军，要他们奉命押送已投降的俘虏到凡尔赛军事法庭。但最终，麦克马洪却完全听任大屠杀继续下去。

然而，不管麦克马洪对费雷作过何种表示，他的指挥官们似乎从未接到过押送俘虏到凡尔赛的命令。他们经常下令枪毙那些俘虏中携带武器的公社社员，尽管——再重复一遍——个别人的生死最终取决于个别军官。西塞丝毫没有良心不安之感——他通知弗朗索瓦·杜·巴雷尔将军说，任何为公社作战的人都要处决。梯也尔收到过有关公文，他对就地枪决俘虏之事很了解，却没有作任何阻止。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温和的共和派克林尚将军曾试图阻止在蒙梭公园发生的处决事件。

然而，有些将军，人称“三色旗恐怖之星”的加利费侯爵，就自行其是，下达生杀予夺的命令。加利费还炫耀说他曾亲手枪毙 70 个公社社员。曾有个妇女扑倒在他脚前，哀求饶了她丈夫的性命，这位将军答复说，“太太，我去过巴黎所有的剧院；这种表演我见多了。”加利费在布洛涅林苑究竟下令杀死了多少俘虏，这将永远无从知道，但他沉醉于作恶之中，有一次自鸣得意地说他宁愿被看成“伟大的谋杀者，也不要被视为微不足道的刺客”。他大言不惭地宣告，“说到底，我是极度藐视他人的性命的。”他曾冲着包括路易丝·米歇尔在内的一队俘虏吼叫道：“我是加利费！你们蒙马特人，你们认为我残忍。你们就会发现，我比你们想象得还要残忍。”

尽管这些处决源于凡尔赛各级军人杀气腾腾的仇恨之心，也尽管对目击者而言其似乎为随意的行为，但大屠杀实际上是有组织的。甚至在凡尔赛军进入巴黎之前，

梯也尔就已为在那儿设立军事法庭做好了安排。他完全预期到，军队要在这座城市处决公社社员。鉴于这种前瞻，没有理由认为他想要部下给所有的俘虏留一条生路并把他们带回凡尔赛。军队在进入巴黎后，在蒙梭公园和军事学院（Militaire école）设置了最初的两大处决点——至少在 5 月 23 日时便已就绪（在此前一天已经在蒙梭公园枪决了 15 男 1 女）。屠杀就此系统性地展开了。

身为公社社员的记者卡米耶·佩雷坦，深信大屠杀是事先计划好的，并且存在一份打算逮捕及枪决的名单。她认为，凡尔赛军并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尤其是 5 月 21 日进入巴黎时，因此大规模的屠杀更难辞其咎。“大多数（公社社员）都很气馁，放弃了战斗；只有少数意志坚定的人分散在各处继续保卫公社。”佩雷坦有理由认为，大屠杀不仅仅是“针对公社社员实施的残酷镇压”。它针对的是“所有巴黎人，而非仅仅是公社的拥护者。”自 1572 年发生天主教徒屠杀新教徒的圣巴塞洛缪日（Saint Bartholomews Day）大屠杀以来迄今，在首都还从未再见过类似情况。对梯也尔及其幕僚来说，巴黎是敌人，罪当“一次足够大规模的、疾风骤雨般的大屠杀”。在 5 月 24 日一次演讲中，梯也尔自吹自擂道，“我让（巴黎人）鲜血奔流。”确实，他做到了。

那些被审问的人受到以下例行讯问，“你是公社成员吗？你在公社那边！你脸上写着呢。你的年龄？姓名？你的身份证明文件在哪儿？好了……滚！”这意味着去死。有个受害人被问及是否参与了叛乱。“他是个恶棍，”旁边有个士兵说。指挥官回应道，“杀了他。”

因而，佩雷坦声称凡尔赛军是针对所有巴黎人而非仅仅是公社社员，他这么说是有道理的。梯也尔的军队当然会将某些群体作为特定目标，但有些部队似乎急于随便找个理由就杀死遇到的人。他们绝不会小心翼翼或细加甄别。让-巴蒂斯特·莫里哀就是这样一个倒霉的受害者。他在星期五遭到逮捕，尽管他并没有参加公社。有个名叫加尔辛（Garcin）的上尉讯问他是不是叫莫里哀，他作了肯定答复，并说这位军官一定知道他曾当选法国下议院议员。加尔辛说他知道，但又根本无动于衷。

题图及文内图由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