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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幸福,其他一切只不过是手段?
“左派和右派都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感,但无论哪一派当权,‘让人们更加幸福’的说辞或作为都无法为其赢得更多的支持票。”
作者简介:
罗伯特·莱恩(Robert E. Lane),美国政治学家和政治心理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会员。曾任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美国政治学协会和政策研究学会主席,于耶鲁大学执教近 50 年,就职期间曾两度任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所著图书已被翻译成7国语言在全世界出售。此外,为表彰其在政治心理学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自 1994 年起,美国政治学协会设立罗伯特·莱恩奖,颁给每年的最佳政治心理学图书作者。莱恩本人的这本《幸福的流失》于 2001 年获此奖。
书籍摘录:
为什么政治比市场更令人感到痛苦?
尽管来自市场的收益为民主政府缓解了巨大的压力,但民主的痛苦很多都来自它与市场经济的联系,有时是因为民主不适当地借用了市场思维,有时是因为市场的失败被转载到政治上,有时是因为关于最小政府的内涵的激烈冲突,有时是因为这两大领域中的输赢人数比例不同。
经济学谬论(见第四章)也可以毫无阻碍地延伸到政治领域中去。由于在贫困线之上,收入水平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微乎其微,并且由当前市场行为导致的工作和收入的不稳定性远比收入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更大,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即使重新分配收入也无法让人们感到幸福。因重新分配收入而迈过贫困线的受益者也许会产生暂时的感恩之情(这正是选举年时最需要的),但时间一长,他们就不如重新分配收入之前那样快乐了。无论如何,感恩戴德其实与投票率毫无关系。前景理论对此的解释是:损失带来的伤害远远大于获得带来的喜悦。
那么对于幸福政治来说,有没有左派和右派之分呢?一方面,幸福感与保守主义不无关系。对于幸福的人来说,右派政治和中间派的吸引力远大于左派政治。另一方面,政治抗议是对个人环境的积极反应。有证据显示,幸福感对政治抗议起到的更多是促进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左派和右派都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感,但无论哪一派当权,“让人们更加幸福”的说辞或作为都无法为其赢得更多的支持票。
经济学谬论还以其他两种政治方式反映出来。其中之一便是财政政策。在选举前,经济通常会通过财政政策发生一次通货膨胀。尽管在关于通货膨胀对投票的影响方面仍有争议,但我认为有些人的看法也许是正确的,比如道格拉斯·希布斯,他发现关于财政政策影响投票结果的证据几乎并不存在。上文提到的“得鱼忘筌”行为同样也适用于各种经济支持。这与大卫·西尔斯和卡洛琳·芬克关于“自身利益对选举几乎没有影响”的研究分析也是一致的。
市场失灵。关于痛苦被转载到政治方面的具体事例是从“市场失灵会成为政府责任”这一原理得出的。无论人们多么忠于“小政府”的各种原则,当感觉艰辛时,人们都有可能将过错转嫁给政府。正如罗伯特·达尔指出的那样,完全放任自流的方式是不可能解决经济问题的,民众会将他们在经济上的不满转移到政治领域。布罗迪和斯奈德曼认为,由于美国人倾向于认为自己的问题就该自己解决(自力更生,自我归因),因此并不是说只要民众陷入困境时,个人问题就会变为政治问题。更可能的情况是,只有在当民众认为自己需要政府帮助而政府并没有施以援手的情况下,个人问题才会变为政治问题。于是此后人们开始疏远政治。同样的,在澳大利亚,那些认为政府会提供帮助的人更倾向于挑政治体制的错。
小查尔斯·沃尔夫将市场失灵定义为“总收益低于总成本”的情况,他列出了以下几种情况:无法提高技术以降低成本或完善产品,无法提高组织能力或个人激励以提高生产效率(包括利本施泰因的X效率理论),无法适应“分配公平”的普遍概念(相较于需求的政治分配原则,其更倾向于支持奖惩的市场原则),高水平的外部产品造成了企业无法承受的重负,等等。用政治手段来矫正市场失灵,不仅会挑战市场意识形态,还会损害某些人的利益。为解决通货膨胀,目前的学说认为应当提高利率(对浮息按揭贷款的持有人不利)以及失业率!这种权衡会牺牲我们的幸福。无论如何,支持失业以防止通货膨胀在政治上是亏损的,因为通货膨胀对个体的影响并不会影响个体的投票行为。最后,民众对“政府的经济行为”的印象是比较消极的,尽管与对个人的担忧相比,民众对政治经济的担忧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不大。
不过,即使政治隐忧的一些症状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当它们被表达为不公时,其破坏性也会增加。这也是经济问题延伸到政治领域的契机。很明显,金钱是很多美国人会产生疏离感的原因之一。 20 世纪 80 年代, 83%的民众感到“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越来越穷”,由此造成了疏离感的急剧增加。
经济的增长是幸福感的来源之一,而政治和政府的壮大则是不幸的来源之一。绝大部分人认为经济增长会让绝大多数人获益,而公共部门的壮大让很多人感到害怕。因公共部门的壮大而引起的惊恐反映出各种各样的考虑:有时是因为“小政府”支持者的巨大影响;有时是因为市场活动中的个人参与;有时是因为党派之争;偶尔是因为有证据显示国有企业的效率要低于私有企业;有时是因为公共部门的壮大会产生民众不愿即时支付的成本,而延迟支付的话,又会成为下一代人的负担。
政治的扩张与政府的扩张并不相同,还有可能是相反的,这是由于政治本身并不享受其发展进程。无论原因如何,竞选或公共预算的增长都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还是会让人高兴的。
尽管经济问题本身会趋向于以折衷的方式被解决,以达到帕累托最优,但是象征性、道德性或宗教性的问题却没那么容易被调和。宗教信念指的是那些无据可考或至少无法说服非信仰者的信念,比如关于平等、自由、民主、人性的善与恶,以及超自然现象的信念。正如历史证据(让将信将疑者和非信仰者都表示信服的证据)所显示的那样,计划经济是一种效率较低的经济组织方式。在相对较短的 70 年里,计划经济已失去了其在经济上的说服力。但历史经验无法证明教皇是上帝的代理,或言论自由是经济繁荣(以新加坡和麦卡锡时代的美国为例)的条件之一,或白人和非裔美国人之间的平等要好过不平等。
道德和宗教是出了名的对考证无所畏惧,很多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是如此。那些无法用实证解决的问题往往会激发出某种情感,而像其他情感一样,这种情感也会有一些生理上的症状。唤醒是基于自主神经系统产生的,同时伴有以下生理症状:出汗,脉搏加速,胃肠道功能紊乱,斗争或逃跑的相应反应。唤醒从对环境的感知或认知编码中产生,并将内部状态告知给大脑。这一过程未必会带来痛苦(有一种状况为最佳唤醒状态),但当最珍视的信仰受到挑战时,这一过程可能会放大由此产生的痛苦。
和市场相比,民主政治产生的输家多于赢家。在两个实力相近的党派竞争中,几乎有一半的投票者会是输家(在多党派竞争中,获得多数票会产生赢家,但输家的比例会更大),但在市场交易中则不会出现这种输赢比。从这种意义上讲,尽管从长期来看,民主会给公民带来利益,但从短期来看,选举政治更像是一种零和博弈。两种体系的不同还体现在对第三方的利益考虑方面。
在政治体系中,几乎所有人都是某个党派的追随者,因此在候选人和党派的竞争之中必定会产生输赢,很少有人会是第三方成员。而在消费者市场中,当企业竞争时,几乎所有人都是第三方,竞争往往是一种正和博弈。正和博弈对和谐更为宽容一些(实际上它们促进了帕累托最优),而零和博弈则具有很强的敌对性,它怂恿角逐、竞争、互相对立,多多少少都会包含痛苦的情感。如果你的收获代表了我的损失,那么我很难对你的好运气表示满意。当然,选举中的输家也有令人满意的方面,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因参与某种仪式而产生的道德感(见第十一章)。
人们会认为从市场中获得的是自己赚来的,而从政府那里获得的则是自己应得的。基于各种原因,亚里士多德和洛克认为,我们对自己挣得的东西要比对被给予的东西有更深的情感,且但凡含有自己的劳动的东西,我们就会将其看作自己的。我想在此留一个标记,并在随后的章节中结合相关观点——在掌控人们的生活方面,民主并无乐趣可言——进行深入探讨。
由于市场体系将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作为其唯一的正当理由(justification),且政治体系拥有其他的正当理由(权益的防守、监督和保护,等等),因此在增加幸福感及缓解抑郁方面,市场是比政府更好的代理人。尽管有大量关于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相对经济效益的研究能够表明大众对市场决策的干涉必然会降低经济效益,但是我却没有发现任何对市场产生的效用和政治产生的效用进行比较的证据。效用的产生取决于这些代理机构各自对情谊的促进或阻碍作用(见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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