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马克·哈里斯（Mark Harris），美国记者、作家，毕业于耶鲁大学，《娱乐周刊》执行编辑、专栏作家。他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纽约杂志》等撰写过关于流行文化以及电影史的文章。哈里斯著有《改革中的电影：五部电影和新好莱坞的诞生》，该书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优秀作品，并被《沙龙》选为近十年最优秀的十本非虚构作品之一。

译者简介：

黎绮妮，中山大学经济学学士，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媒体与文化研究专业硕士，现于剧院从事艺术宣传和涉外艺术交流工作。

书籍摘录：

序言：珍珠港事件（部分）

一切先从约翰·福特说起。在日本帝国海军偷袭珍珠港的那天，他已经身穿军服 3 个月，身处离好莱坞 3000 英里远的地方。当轰炸的消息传来，已是海军少校的福特和妻子玛丽正在安德鲁·皮肯斯少将位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家中参加周日午宴。一名女仆焦急地拿着话筒走进房间。“是陆军部……那帮人”，她结结巴巴地说出主人的军衔。少将离开餐桌去接听电话，宾客们在各自的座位做好准备。随后他重返宴会厅宣布：“先生们，珍珠港刚刚被日本袭击。我们正式进入交战状态。”宴会厅四下议论纷纷，少将夫人试图拯救这个下午，“光在这里兴奋于事无补，这已经是在这间饭厅宣布的第 7 场战争了”，她向福特夫妇展示墙上的一个弹洞，那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被火枪子弹射穿的。“我不让人把它填起来”，她告诉他们。

玛丽·福特事后回忆道：“那张桌旁每一个人的生命从那一秒开始改变。”但福特早已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彻底地，骤然地。 1941 年后期，电影业内大多数人，一如这个国家的其他人，都相信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时间问题。但这场被同事看作只会笼罩远方地平线的战争阴影，却被福特看作一种必然，它要求进一步的准备，而且会回报做好准备的人。数月前，他就已经离开好莱坞来到华盛顿。那个 9 月，他把所有晚上和周末都用来监督海军志愿摄影分队的组建，亲自训练摄影师、录音师和剪辑师，让他们可以在战争条件下近距离完成工作；为了能够在颠簸摇曳的船上进行拍摄，他甚至使用了常平架平台。如果战争不可避免，他相信对战争的记录将必不可少，而这项工作绝不可以交给业余的人或者陆军部笨拙的官员。

即便如此，福特依然不可能是带领好莱坞迎战的候选人。他老到可以成为应召军人的父亲了，他已 46 岁，再过几年就会迎来第一个孙子。虽然在过去几年，他一直在好莱坞的各个委员会上贡献他的力量——奔波于干涉主义者、热诚的反纳粹活动家和一个致力于为西班牙内战提供援助的特别小组的领导们之间——但他并没有真正到这些战争的前线去。自 1939 年起，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一系列电影，包括《关山飞渡》（Stagecoach）、《童年林肯》（Young Mr. Lincoln）、《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等，这些电影让他成为好莱坞最受尊敬的导演。

到底是什么触动了福特，让他在完成《青山翠谷》（How Green Was My Valley）的拍摄仅 3 个星期后——这部电影让他赢得了 7 年内第 3 个最佳导演奖——就离开他如日中天的事业，要求从海军后备役调到现役？是由于 1/4 个世纪以前，作为高中生参加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入学考试名落孙山带来的挥之不去的耻辱感吗？是由于当时为了闯入好莱坞而忙于担当替身、演员和初出茅庐的导演，以至于错过1917年美国加入一战因而生出的尴尬吗？福特的动机即使对于其至亲来说都是个谜，包括他的妻子，共同制作电影的同事，以及在他最爱的地方——好莱坞运动员俱乐部喝酒的伙伴。“莫非这位顶尖导演……厌倦了好莱坞的华而不实？”其中一篇报道提出这样的疑问。福特似乎乐于完全不给予解释，他答应接受采访谈论他的决定，最后却只肯给出一个答复：“我认为这是这个时间该做的事。”

也许一切就是这么简单——一种责任感，还有一种对于逃避后自己可能会有的感受的恐惧感。那个 9 月，福特登上了一列开往华盛顿的火车。对于好莱坞那些四肢健全却只懂质疑战争将带来什么、只希望征兵的官员碰也别碰他们的人来说，这一切预示了他们的可悲和懊悔。“不用把他们算上，”他写道，“明年他们将会受到重重的打击。”他在卡尔顿酒店办理好入住手续，把制服挂在衣橱内，把一堆书连同烟斗和雪茄摞在书桌上，把所有必需品安放在柜子中，之后便在这只有一扇陈旧窗户的简朴房间里安顿下来。他让房间通风，然后便开始给一位拜访他的记者写信并称自己为“一位在接到通知后只需要一个小时便可立即扬帆出海的男人”。事实上，这正是他的所想所盼；他等待着他的顾问——首席情报官“野蛮的比尔”多诺万的命令，一心只在思考即将到来的一切。“这里的一切都行动飞快”，他写给玛丽，轻责她不必要的开支，例如当她感到孤独、难过或者愤怒时打来的深夜长途电话，还告诉她这个城市有一种“正在筹备中的嘈杂声和兴奋感”。“要用很多很多卷书，才写得尽我有多欣赏你于眼前这紧急状况之下表现出来的无私和勇敢，”他一边在首都等待她，一边写道，“言语无法表达我想说的话。我以你为荣。”

当玛丽终于在华盛顿和丈夫会合，福特送给这位和他结婚 21 年的妻子她一直想要的东西——一场体面的天主教婚礼。这只是一个准备动作，他们都知道这是漫长离别前的一份礼物。当这一刻终于到来，福特和他所训练的人几乎无法掩饰他们的跃跃欲试，这些人在过去几个星期已经接连来到华盛顿。珍珠港受袭的消息传开，短短几个小时，他的摄影分队已经出现在卡尔顿酒店，敲开福特的门，期待被告知接下来要做什么。 12 月 7 日，在黄昏来临之时，福特和他的队伍尽兴畅饮，用鸡尾酒庆祝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好莱坞的其他同事并未感觉到那令福特为之彻底改变生活的危机感，直到 12 月的那个星期日。珍珠港受袭的早上，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正在贝尔艾尔的家中和好友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打网球。惠勒刚开始拍摄《忠勇之家》（Mrs. Miniver）没多久。这部电影歌颂了在面对当时仍被美国人称为“那场欧洲的战争”时一户中产阶级家庭的英勇顽强以及大后方战场的团结抗战。休斯顿作为惠勒的晚辈和门徒，其处女导演作《马耳他之鹰》（The Maltese Falcon）在全国上映，他自己亦因此名声大噪。二人在比赛时谈道，等惠勒完成《忠勇之家》的拍摄，要在接下来的冬天组织一次只限男士的旅程。那天下午，他们计划叫上另一位朋友安纳托尔·李维克（Anatole Litvak）一起去会见一名旅游经纪人，商量到远东去旅行。“威利（Willy）和我想短暂地离开好莱坞。我建议我们到中国好好玩一玩，”休斯顿说，“我们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当惠勒的妻子——怀着第二个孩子的塔利接到来电被告知夏威夷受到袭击，她迅速跑到屋外的网球场，叫丈夫和休斯顿停下手中的球拍。通往外面世界的门即将开启。当天稍晚些，两个男人开车到李维克于马利布(Malibu)海滩的住处，把预期的海外旅游抛诸脑后，开始制订新的计划：他们要多久才可以完成目前手中的工作？多迅速才能离开现在看来是愚蠢儿戏的好莱坞的工作？

39 岁的惠勒按照法律可以免服兵役。但 35 岁的休斯顿则比要求的年龄上限小 1 岁，根据 1940 年的义务兵役法案，他是符合入伍条件的。但由于童年时被诊断为体弱多病，他其实可以轻易得到一个 4-F 豁免权。然而，两个男人都毫不犹豫地做了决定。惠勒是一名犹太裔移民，他第一次看到美国人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解放他的家乡阿尔萨斯时。他还有亲戚被困在欧洲。珍珠港受袭的第 11 天，惠勒开始等候通讯部派来第一个任务。休斯顿的态度则更多是漫不经心，他一直在补偿童年时长期卧病在床失去的时光。休斯顿曾经跟随墨西哥骑兵充当骑手，而他很肯定这场战争会给予他更多机会去将自己重塑为一个有行动力的男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休斯顿紧随惠勒接受了通讯部派给他的任务。“这对于华纳兄弟公司来说绝对是一个损失，”《纽约时报》评论道，“他是导演界的年度新星。”休斯顿在墨西哥一边给马备鞍一边说道：“我只是一个孩子……我对骑马的兴趣要大于学习打架。但这次不一样。”

这些男人在寻求冒险，但更多的，他们是在试图踏足另一个已变得异常艰苦可怕的世界，一个电影公司不可能容许他们在电影中展现的世界。好莱坞最出色的导演们越来越意识到，欧洲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他们却在虚度光阴，把才华挥霍在诱惑美国人民沉溺于消遣之中，逃离头条新闻带来的心烦意乱和惊慌恐惧，而不是致力于让世界的注意力聚焦到真正重要的事上。虽然好莱坞从未有兴趣参与世界大事或者领导公众意见，但近期它对境况改变的适应力变得惹人恼怒地缓慢。惠勒之前曾试图借助《忠勇之家》——一曲对英国民族精神的赞歌——来激励美国人民支持他们最亲密的盟友；但现在，当美国自己也已身陷战争之中时，这个曾一度被他认为是大胆宣言的举措看来迟钝得令他尴尬。而休斯顿则把那个秋天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和朋友霍华德·科赫(Howard Koch)为百老汇戏剧《及时赶到》（In Time to Come）撰写剧本上，这是一部描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关于国际联盟愿景的戏剧。这幕剧在珍珠港受袭的 3 个星期后上演，虽然备受好评，但 1 个月之后便被叫停了。休斯顿并不觉得意外。它“貌似过时了”，他写道。

突然之间，好莱坞最有能力的导演拍摄的电影，很可能还不及在电影前播放的新闻吸引观众。米高梅电影公司（MGM）的乔治·史蒂文斯（George Stevens）正忙于拍摄《小姑居处》（Woman of the Year），这部电影成就了好莱坞最受喜爱的银幕情侣之一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和斯宾塞·屈塞（Spencer Tracy）。在过去的几年间，史蒂文斯展现了他在创作以寻常生活为主题、以轻快氛围为基调的作品方面过人的技能：他知道如何利用经济萧条带来的磨难和现代都市的嗡嗡声作为浪漫爱情片的背景，从而创造出令观影人赏心悦目的电影。他的新片也不例外——女主人公苔丝·哈丁（Tess Harding）是一名记者，一位坚定的反希特勒干涉主义者。她最能表达自己立场的报道包括《民主政体：不团结，则垮台》，另外还在一个专栏广告上高呼《苔丝·哈丁预言，希特勒必输》。《小姑居处》这部电影的基调，非常适合一个热心参与国际大事但尚未深陷进去的国家。正如剧本所写，苔丝的职业热情不过是她走向既定命运路上一个分散注意力的点，不满足于只饰演妻子和母亲角色的她，从事着包括和丘吉尔、罗斯福等人见面的繁忙工作。

但结果并未如愿。珍珠港受袭的那个周末，史蒂文斯收到了令人失望的试映回馈。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制片人约瑟夫·L.曼凯维奇（Joseph L. Mankiewicz）告诉他，对于电影最后一幕讲述赫本和屈塞在颁奖礼之后和好如初的情节，观众们并不买账。他们希望看到赫本被贬抑，希望她因自己的野心而被侮辱。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他开始拍摄一个新结局，在里面苔丝因为无法在厨房熟练地煮好一顿简单的早餐而感到羞耻。史蒂文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崭露头角时便已执导过《老瑞和哈迪》（Laurel and Hardy）等搞笑短剧，他知道怎样表现出电影需要的丑态，却不知道怎样反驳赫本率直的表态，后者称新的结局“是我读过最糟糕的东西”。他和赫本最后都完成了结局的补拍，而 2 个月后《小姑居处》正式在电影院上映时，史蒂文斯已经在考虑把镜头对准战争。那个冬天，他独自坐在洛杉矶的放映室里，带着惊恐和沉迷，观看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向雅利安人不败致敬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从那一刻开始，他意识到他不可以再拍摄任何一部会把公众注意力从战争移开的电影了。史蒂文斯常说，是那天晚上让他决定加入军队的，但他所看到的东西撩起的不仅仅是他要打败德国的爱国主义热情。多年以后他透露，“所有的电影”，包括他自己的，“都是宣传”。

宣传不再是一个肮脏的词。那年秋天，一群信奉孤立主义的议员开始对逐渐升温的反战热情、反好莱坞言辞和为数不少的反犹太主义做出反应。他们把电影业的巨头传唤到华盛顿进行听证，讨论他们每年制作出来的成百上千部电影中是否有一小撮正在各种遮掩之下进行宣传鼓动、加剧猜疑、激起群众的军国主义欲望。宣传——通过纪录片、戏剧、喜剧、故事片、短片、拍给观众看的电影以及只拍给军人看的电影——作为策略需要而在好莱坞和华盛顿内被讨论研究。有时候这些项目会被标上最隐晦的标签——“士气电影”，但大家对这些项目的目的都心领神会。

题图来自：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