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斯泰纳姆是位女权先锋,也是个旅行者
斯泰纳姆的书没有把旅行描述为一项奢侈的活动,而是把它视为一种有改革能力的、有潜力的革命运动。对‘旅行’的这种认知,于女人而言尤其重要……这本书用一个令人感动的章节作为开头,讲述了斯泰纳姆流浪的童年。这份经历明显地影响了斯泰纳姆的女权主义信念,还有她对旅行和流浪的热爱。——《洛杉矶时报》
作者简介: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作家、演讲家、编辑和女权主义社会活动家。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和 20 世纪 70 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因揭露花花公子兔女郎的故事而掀起了反色情运动的风潮。在 1968 年,她协助建立了《纽约》杂志,同时担任政治专栏评论员。她于 1972 年联合创办了《女士》杂志。 2005 年,斯泰纳姆联合成立了妇女媒体中心,并担任董事。代表作有《内在革命》《无耻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反叛》《言语之上》《玛丽莲:诺玛•珍》和《仿佛女人重要一般》等。
斯泰纳姆曾获得彭尼—密苏里新闻奖、《头版新闻》和号角奖、全国杂志奖、女性体育新闻报道奖、专业记者协会颁发的新闻终身成就奖、联合国颁发的作家协会奖、詹姆士•威尔顿•约翰逊新闻奖等。在 2013 年,她被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授予总统自由勋章。
书籍摘录:
第 3 章 我为什么不开车(节选)
我在写一本关于旅途的书,可是我却没有驾驶资格证,更没有车。大概是因为我已经太习惯我的旅行方式了,所以根本没想到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
曾经,我也跟别人一样,特别羡慕开车的人——因为开车看起来是“独立”的标志。我在高中高年级的时候曾经报名参加过一个驾驶班,但是我当时没车,就算借也借不到。我学车其实也不是为了要故意表示我和母亲生活之间的不同。她只是被动的乘客,所以说只要拥有一个驾驶执照就已是我对她的生活的逃离。正如很多女儿说的那样:我一定不要成为我妈妈那样的人——可是说这样的话的人往往也不知道,一个女性的命运很多时候都不是她自己的错。当我在大学读到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时,我静静地想,除了房间,还得有辆车。
但是,当我从印度回来的时候,公共交通对我来说已经非常自然了。我认识到一件事,那就是独享一车的旅行方式真的不是一种有益的旅行方式:因为我会失去跟同行旅者聊天的机会,而唯一能做的只有看向窗外。如果我没法留意身边事物的话,我怎么可以享受这段旅程呢?于是,我开始放弃为自己是一位不想拥有车的罕见美国人这件事想借口了。我甚至不再用开车会加重环境污染这一说法作为借口,也不再说“杰克·凯鲁亚克自己也不开车啊”这种话。他说,他“不会开车,只会打字。”确实,我有的时候会引用公共意见调查的结果,解释说纽约人是美国人里面被认为最幸福的。为什么?因为纽约是美国最不爱开车的城市,纽约市的人们会走上街头,见到对方,互相问候,而不是各自坐在相互隔离的车子里。
可真相实际上是,我没有主动做“不开车”这个决定,是这个决定自己找上我的。如今有人傲慢地问我为什么不开车的时候——对啊,还是有人这么问——我就说:“因为从我离开家门那刻,冒险就开始了。”
出租车司机的智慧
我正和我的朋友一起,坐出租车前往肯尼迪机场,这是一个以总统的名字命名的机场,而这位总统六年前才上任。我们的司机较为年长,有点像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 Williams)的戏剧里一个不好惹的做买卖的角色——他的着装完整了这个角色形象——他穿着一件汗衫,纹身裸露出来,还有一张海军陆战队的旧照片塞在他的司机执照的框框里。很明显,这是他的出租车,这是他的世界。
我的朋友和我表现得非常像情侣,实际上我们确实是的。我们同时高度警觉到,司机在通过后视镜看我们。那是因为,当我们带着一堆行李在渐渐暗下来的街道上等车的时候,一辆低矮的载满了白种少男少女的车快速开过,只在夜空中留下了致命的话语——“黑鬼!”现在我能感到,我们正在努力想办法忘记那离奇的人身攻击,让自己冷静下来——虽然真的有点难。
当我们抵达机场的时候,司机拉开了前后座之间隔板上的那块小口。我朋友和我都变得紧张起来。从那个小口对司机说话总让我觉得我是在点薯条,但是这一次,我还蛮庆幸于这空间的隔绝。我们完全不知道司机是怎么看我们的。
那司机把什么东西从那小口塞了过来。原来是一张磨损的照片,上面有一个穿着西装的年轻男人,他和一位丰满而春风满面的年轻女人站在一起,她用双手抓着她的女式小坤包。“那是我和我妻子结婚的时候,”他说,“除了我在朝鲜的时候,我们这 40 年里没有一个晚上是分开的。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甜心——但是,相信我说的,我们本不该结婚。她家是波兰来的犹太人,而我家是西西里的天主教徒——直到我们第一个孩子出生,我们双方的家庭才开始互相来往。”
“我告诉你这个是因为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你们如果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你们俩其实让我想起了我和我太太。如果你不会因此受到冒犯的话,我愿意免费载你们这一程——那我就可以回家跟我太太说,我帮助了一对跟我们曾经一样的年轻情侣。”
我们又惊讶又感动,便对他说,他说的话已经够好的了,但是最后我们还是接受了他的请求,因为这个请求对他来说意义非凡。在机场的时候,我们站在他的车外,握着手——感觉有点儿怪,但是又很感动。
“你知道吗?”司机说,“我和我妻子,还有你们俩,我们是这个国家存在的意义。”
后来,我的朋友和我认为,街上那充满种族歧视的叫喊,对我们造成的最大影响,或说惩罚吧,就是让我们在一上车的时候对司机感到不信任。
几年过去了,我的朋友和我分头走向了不同的人生。他住在西岸,有了孩子、孙辈,还有一个我无从知晓的人生。但我们非常肯定的是,我们都希望对方过得好。
当 30 年后我又碰见他的时候,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还记得那个出租车司机吗?”我当然记得。每当我坐进一辆出租车,我都会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人的人生。汽车仪表板上放着孩子的照片,后视镜上挂着有关宗教或者其他的装饰物,出租车司机执照上总能看到司机的名字或者其他的种族线索——加上在这小小的空间中,司机的身体作为一种物理存在,也冲击着感官——这所有的东西都让我感觉像是跳进了另外一个移动的世界里。作家皮特·哈米尔(Pete Hamill)有一个说法,他说,“出租车司机有一种防止孤独的策略,他们会和乘客迅速建立起短暂的亲密关系”——出租车司机会跟你说一些他们的事,同时他们也会很开心听你说你的事。
我最初发现这些“轮上世界”时,还是我最初开始住在纽约的时候。在我开始为《纽约》杂志的“城市政治”专栏撰稿之后,我不仅靠着这些出租车司机载我去不同的地点,我还靠着跟他们交谈来接收关于公共意见和选举的消息。他们往往直截了当,引导你看到社会问题的现状,很多时候,他们甚至比很多媒体请来的专家更能预测政治走向。毕竟,他们花在听陌生人讲话这件事上的时间,或许没有任何一家民意调查机构可以媲美;他们无意中听到的小道消息,大概比窃听器接收得还多;还有,他们自己通常就是新移民或是新移民的同僚。这一切,让他们成为了信息宝藏,他们知道社会上真正发生着的事,不仅是美国的事,甚至也包括其他国家的事。
关于以上陈述,其实有例可依,这例子就发生在“9·11”恐怖袭击使坐落在曼哈顿的双子塔倒下之后的十天。我当时正被电视播放的恐怖画面困扰着——办公室里的员工宁可从高处跳下来死去,也不愿在那人间炼狱中被祭杀——那画面如此恐怖,以至于电视台很快就停止播放它们了。中心城区的大街被超现实主义气氛笼罩,覆盖着灰色的尘土和碎片残骸;水沟里填满了鸟的尸体,它们在飞行途中就被焚化了。
当时载我的司机是一个安静的年轻白人,他身上有一种庄严的气质,我一坐上车就发现了。我们开车经过围着围栏的施工场地,围栏上贴满了照片和通告,那都是还没有找到他们失踪的亲属、朋友或同事的人们放上去的。佚名人画的涂鸦如同传染病一般覆盖了纽约,他们都包含同一个信息:我们的悲痛不是对战争的呐喊。
“那是纽约人的感受,”司机说,“他们知道爆炸是怎么回事了,他们真真切切地知道了。但是在纽约以外的地方,人们觉得很内疚,因为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不在场。他们会大声呼喊着说要报仇,因为他们内疚,也因为他们无知。当然,我们都想抓住那些罪犯,但是只有不在纽约的人会想因此轰炸另外一个国家,重复在这里上演的炼狱。”
他说得对。即使在知道伊拉克和萨达姆跟“9·11事件”无关之前——乔治· W 布什总统错误地宣判了这个消息,看起来他关心石油多于关心事实—— 75%的纽约人反对轰炸伊拉克。但是在全国范围来说,大部分的人都支持这个决定。
我也发现了其他城市的出租车司机的智慧。比如说,九十年代早期,当我在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都会区(Twin Cities of Minneapolis and St. Pauls)的时候,一个瑞典司机预测说莎伦·赛尔斯·贝尔顿(Sharon Sayles Belton)会被选举成为明尼阿波利斯市的第一位美国黑人女市长。在她仍在参选市议会议员时,我曾经为她的选战工作,而即使在那时,选战的状态已经非常紧张和激烈了。没有任何一个专业的政治家或者是民意测试专家认为莎伦在这个白人城市会有机会胜出。可是,我那有着跟《魔童村》(Village of the Damned)里面的孩子一样金发碧眼的出租车司机专家,却说,“我要投票给她,我的家人也都要投票给她,我的乘客们也说要投票给她,所以我想她会赢的。”他有他自己的测试组啊。他果然预测对了。
在美国乡村,小镇司机警告我要小心那些正在旺盛生长的新法西斯主义团体力量,比如在中西部的“地方民团”(Posse Comitatus)和在西北部的“雅利安国”(Aryan Nation),本地银行不敢取消他们赎回作为抵押的农场的权利;而警察因为知道这些租赁人都武装齐全,因此也踌躇不前,不愿出手帮忙收回农舍和谷仓。当我把这样的消息带回纽约时,我的朋友们都不相信,觉得我是在夸大事实或者这只是几个狂人说的鬼话。
可是,驾驶是孤独的职业,这职业吸引了很多不同种类的叛逆之人,我遇到的司机中就有一个是极端主义者。在蒙大纳的比林斯市,一个在夜间兼职做司机的大农场经营者,告诉我说联合国在用黑色的直升机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他们想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我没理他,认为他只是疯言疯语——但是一年之后,新闻报道说,蒙大纳的民兵组织在其中一个大农场集中起来,威胁说要把所有的直升机都射下来,并且说他们有武器来做这件事。我怀疑载我的司机是不是他们中的一个。
但是,当我回到纽约,说,“你知道吗?在那里有超级右翼团体,他们都有武器装备。”都市人就只会回应说,“就几个疯子嘛,没什么好担心的。”
直到后来,媒体才开始正视这些极端主义团体的问题。但是到那时,他们已经在好几个城市犯下了种族主义谋杀——受害者包括自由主义的犹太人脱口秀主持人艾伦·贝格(Alan Berg),他在他家的车道里被白人民族主义团体射杀——还有,他们还轰炸了俄克拉荷马州的政府大楼,在洛杉矶的一个托管中心对犹太人孩子开枪,还企图在斯波坎市(Spokane)一个拥护马丁·路德·金的游行中进行轰炸。
我还是没有在报纸中看见关于白人霸权主义者的报道——他们企图在加拿大西北部乡村建立一个自武装的分裂主义大本营。可是当我向出租车司机、加油站的人或者是其他乡镇权威人士问起此事时,他们都对当地“雅利安国兄弟会”的存在给出了实事求是的确认,他们还确认了在小城镇或者一些乡村地区(为了安全最好不要去)安然无恙地存在着的冰毒制作实验室。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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