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纳丁·戈迪默（1923—2014），南非女作家。戈迪默生于南菲约翰内斯堡的矿山小镇斯普林斯，自幼热爱阅读和写作。从小生活在白人黑人混居的环境，目睹和感受了种族歧视带给黑人的苦难，太多数创作围绕种族歧视和反种族隔离制度。戈迪默以短篇小说成名，被誉为“短篇小说大师”，她的长篇同样以技巧高超、内涵深刻著称。 1991 年，她以“强烈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周围复杂的人际与社会关系，其史诗般壮丽的作品使人类获益匪浅”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南非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戈迪默一生共出版长篇小说 15 部、短篇小说集 21 部，另有大量散文随笔发表。代表作《说谎的日子》《贵客》《保守的人》《伯格的女儿》《朱利的族人》《我儿子的故事》等。

译者简介：

贾文浩（195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翻译系教授，学术专长为英汉翻译研究。译著有《众生之道》《热爱生命》《荒野的呼唤》《伊斯坦布尔的幸福》及合译作品《名利场》《马丁·伊登》《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爱玛》《理智与情感》《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了不起的盖茨比》《夜色温柔》《飘》《居里夫人传》等。

书籍摘录：

第一部（节选）

鸟儿在屋顶一声欢叫，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下午已经过去一半，是在酷热的非洲，他立刻意识到身在何处。就连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那一刻，他也并没有流连于自己在威尔特郡的家，那里白雪覆盖，正处在寒冷的冬季。进村的路被雪封堵，狗儿在松软的雪地里尽情奔跑，喘气如牛……房子中央很暖和，开着燃油暖器，还有透过红窗帘射进来的光，奥利维亚的东西也都是温暖柔和的色调——小地毯、樱桃木和椴木摆设、红土陶罐、串珠饰品，还有他们从刚果淘到的两尊精致木雕。几天前，他在家里收拾行李，准备出行，把东西一样一样整理好，事先的决定一再让位于实际情况。要是烧水壶不灵了，看在老天的分儿上，让麦凯来看看，先不要拿到城里去修。

“真可惜，你把你的短裤送人了。”

“也不知道还会有什么地方，我敢穿短裤出去。”

“不过你的腰围没怎么变，连半英寸都没有。”

“看你的睡裤就看得出来，我给你新换了松紧带，尺寸跟原来一模一样。”

三个月前，亚当森·莫维塔在肯辛顿一家牛排馆外面跟他说：当然喽，你现在要回我们这儿来。他开车回家，在空荡荡的路上减速缓行，一路感受着寂寥的仲夏暮色，慢悠悠回到了那座房子。房地产开发占据了村庄，这潮流遍及英国，但是这地方的情况却相反；房子原来是座庄园（奥利维亚认为再以前曾经是个小修道院），但是在十九世纪以前，村里人纷纷迁往工业化的城市，人口锐减，失去了村镇地位，村子就此消失了；商店兼邮局关闭了，许多村舍失修坍塌；往日的农田变成了林木和草地，只有几座房屋幸存下来，卖给了那些渴望过乡下生活的人，他们不在乎生活不方便，不在乎荒凉寂寞。

奥利维亚说过，这地方本该是个令人伤心之处，但实际上并不是；非但不是，还改变了面貌：从前的乡野风光又回来了，带回了那种波澜不惊的安宁和自然界的蓬勃生机，又是新一轮的开端。而且他们去伦敦看朋友看女儿，也就两个小时多点儿。他自从十年前离开非洲就一直跟亚当森·莫维塔和其他非洲独立运动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多年来他花大量时间频繁往来伦敦，凡涉及殖民署的事，他就来提供咨询。别的事只要有助于各种团体前来诉求请愿、反对旧体制、为自己国家的独立进行谈判，他都尽力协助。就在中非这块领土上，他在殖民机构供职多年，后来因为支持人民独立党而被当地侨民弹劾并被驱逐。

他对妻子说：“莫维塔邀请我作为客人回他那儿去。”

“哦，要去也应该在独立庆典的时候去。太好了。”她以前老给莫维塔做三明治盒饭带着，因为他周末总要在加拉省骑车跑好几英里，到各种会议上演讲。

第二天两人告别时，他对亚当森·莫维塔说：“可惜，独立日奥利维亚过不来——我们大女儿差不多在那时候生孩子。”

莫维塔脸上慢慢出现一个不好意思的微笑，他眼睛盯着你的时候，这笑容就像是逐渐变强的光，“你是说小维妮夏？她都要做妈妈啦？”

“恐怕是。”他以自己英国人的方式含糊其辞。

“哦，好，真好。别担心，布雷太太很快就会跟你们在一起了。”

“大概到她可以把孩子交给维妮夏照顾的时候，庆典已经结束了。”

“我的意思是——她到了你们也差不多安顿好了。”

他俩站在莫维塔的出租车门边；两人之间忽然涌起一阵热情，英国人站着没动，矮小但动作敏捷的黑人伸出双手抓住他的胳膊，抓得很紧，只隔着黑西装，要是在他自己的国家，他会跟兄弟十指紧扣。手松开后，他对莫维塔说：“我没听明白。”莫维塔说：“你——我们现在期待你回来。”

“可是我能做什么？对你有啥用？”过去每当他们举行关于宪法和政治策略的讨论时，他总是尽量回避（一个白人，局外人，提供些不带个人色彩的服务，只要用得着。）——此时，一股强烈的自我意识涌上心头，仿佛静脉注射了一支兴奋剂。

“只要你愿意！什么都行！我们需要你，只要你愿意！”莫维塔一扭身钻进了出租车。房子突兀地立在空旷的路上，石墙上架着石梁，石窗台光溜溜的像块用久了的肥皂，不过房子的正面在另一边。房子遮挡着花园，里面草木葱茏，点缀着各种花朵，色彩亮丽，争奇斗艳，还有野蜂飞舞，蛾虫嬉戏，前面连接着一条长长的山谷。

夏日的黄昏，他常和奥利维亚在花园培植花草。并不认真，没她白天自己干得认真，只是随意拔除这儿那儿长高的野草，感觉很愉快，尤其是从土里拔出草根的那一瞬，拔出的根须上沾满细碎的土屑，浓浓的土壤气味扑面而来，类似水果蛋糕。核桃树下，他们在摆放白色木桌椅的地面铺了石板，为的是隔潮。他们在这儿喝威士忌，连饭后咖啡也在这儿喝。偶或黄昏渐近，林木遁形于夜色之前，他会轻轻走进夕阳斜照下的草地里，仿佛将身体浸入金色的潮水中，去射杀一只鹌鹑。没人在乎你有没有狩猎权。夜幕垂落后，他几乎是摸黑把枪擦干净，枪里的润滑油味儿清晰可嗅，洋溢着一种完成任务的满足感。

奥利维亚在起居室放着音乐，窗户大开着，外面也能听到。本夏季的节目单是斯特拉文斯基和普朗克；她属于这样一代人和一个阶层，她们花钱请别的女人织毛衣，等到自己快当外婆的时候，才开始动手制作怪模怪样的布娃娃玩具，送给兄弟姐妹的孩子。她有个雪茄盒，里面装满了奇奇怪怪的扣子，是做布娃娃眼睛用的，但是她把盒子放到远离自己的地方，因为她年轻时鄙视的事情之一，就是虚情假意的老女人拿自以为了不起的事情作秀。

“我觉得这话我们也说过好多次了：等他们独立后我们就回去。”她检讨似的稍稍耸了一下肩膀，承认聊天时偶尔也会说些应景的话。“这倒不是因为谁说过什么。”两人都心知肚明；在那些日子里，重要的是鼓励亚当森·莫维塔，让他相信自己，看到未来，因为你一个白人又不会从中谋取什么利益，只是表明你相信这梦想将成为现实。她眼睛掠过山谷，然后平静地盯着他，目光里含着期待，想弄清楚他们说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说：“当然，我当时是想回去。只是假设。在我们离开前也这样。——只知道我们必须离开。”

“可怜的亚当森，经过了无数次绝望，可是这么快就成事了。十年！”十年前他们被驱逐出境，十年前她年方四十，依旧年轻，女儿们还是中学生。

译 序（节选）

贾文浩

提到戈迪默的创作， 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 “种族隔离制度”。没错，这是戈迪默无法“逃离” 的囹圄。尽管她反复强调 “我对政治毫无兴趣”，“假如我生活在其他地方，我的作品可能不会过多反映政治，甚至我根本不会去写政治”。生于斯，长于斯，长眠于斯，这片土地的点点滴滴注定要融入她的生活、她的职业，乃至她的生命。

但是，仅仅把戈迪默的创作当作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解读文本，那是对戈迪默的轻视，也是对即将开始的“悦”读戈迪默先入为主的打折。单以反映种族问题的主题来看，戈迪默的作品，不一定比《汤姆叔叔的小屋》《辛德勒名单》《为奴十二载》 等更能赚取读者的情感分；况且在南非早已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的今天，再拿此说话，未免过时。尽管评论界常常提及政治因素对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影响力，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那些在诺贝尔文学奖光环笼罩下的作家和作品，是经得起时间和读者考验的。那些获奖作家和作品，最终是凭借文学的魅力和力量取胜的。我想，这也是戈迪默一直不认同“政治论”、一再强调写作初衷的原因：“我从九岁起就开始写作，那时写作是因为对人生好奇，想自我解释生活和人性是怎么回事，这个指导思想一直贯穿了我的写作生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遵循自己内心的写作诉求。”事实上，从文学角度分析戈迪默的作品，她在艺术上的追求是纯粹的，在写作手法、细节描写、情节安排、心理刻画、语言洗练、人性探究等方面，绝对是大师级的。这也是她赢得世界文坛的认可，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根本原因。

至于本书——《贵客》 ，戈迪默的第五部长篇小说，可以说是体现她文学探索和艺术功力的一个典型例子。作品在艺术层面、阅读体验上提供给读者的享受和启示，是极其优质和精妙的。先来看看一九九一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对《贵客》的评价： “长篇小说《贵客》 （1970）是她前期创作生涯中的一座里程碑。这部作品结构严谨，简洁含蓄，文体高雅。她极其热切地成功表达了在一个国家诞生时各种事件的纷繁复杂。回国的前殖民地官员被卷进冲突当中，忠诚感又使他无所适从。事件的进展通过平行发展的主人公的恋爱事件得到反映。他那毫无英雄气概的偶然死亡则对个人在追求未来的伟大游戏中的作用提出了反思。”很显然，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更多地关注了作品的结构、语言、文体以及情节，而“国家” “殖民地”这些政治性名词，只是故事的舞台背景。

翻开这部小说，我们随着主人公布雷上校的足迹，从英国威尔特郡来到了非洲中部一个刚独立的国家。在这块从前的英国殖民地上，我们会见到这位前地区专员的各路朋友、同胞，上至总统，下至佣人。布雷作为总统的贵客，会带我们进入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上流社会、普通生活，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等领域，做一次非洲内陆的“深度游” 。这是作品非常直接的馈赠。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洋洋五百多页的原作，从头到尾，几乎无处不精彩。故事的动人之处，除结构外，还有对人物的精微刻画，对人、人性、心理、情爱的细腻而丰富的描写。

戈迪默塑造过不少精彩的男性形象，采用的手法不甚一样，各有各的特色。本书的主人公布雷作为英国殖民机构的地区专员，他违反了自己的使命，公开支持黑人独立运动，以至于遭到英国侨民弹劾，被遣返回国。作者把他塑造成一个具有人文精神并反对种族歧视的白人先知形象。除了政治立场令人尊敬之外，布雷还具有一个典型英国绅士的可贵品质： 高贵、正直、善良、诚信、忠厚、勇敢、嫉恶如仇、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他在与莫维塔、莘札以及其他朋友的交往中，充分展示了这种品质，赢得了朋友们的一致信任和尊敬，甚至当地的黑人民众都对他敬若神人。当年出于正义感，他扶助莫维塔进行独立斗争。莫维塔胜利后当了总统，布雷一点都没有居功自傲；而当他看到莫维塔大权在握后，受到权力的腐蚀，有了独裁的倾向，也并没有因为友谊而袒护他。布雷后来转而支持与莫维塔对立的莘札，就像当年义无反顾地支持莫维塔一样，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他始终有着自己的是非判断标准。他最后坚持一以贯之的标准，做出了选择，并不掺杂利己思想和功利杂念。

在小说中，尤为精彩的是两个矛盾的设置与铺呈，极具艺术张力。

整个过程的叙述，像一部交响乐，宏大而清晰，把读者渐渐带入情景，节奏掌控十分熟练，收放自如。矛盾的发展、深入、转化、激化都顺理成章，形成一个个强烈的戏剧冲突，悬念交织，引人入胜。

在这个人物众多、关系复杂的故事中，还贯穿着另一条线，像一道亮丽的彩虹，让作品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有惊艳有遗憾。这就是布雷和丽贝卡的相遇。这是主人公深陷的另一个矛盾，是婚姻内外的感情矛盾。两人都是英国人，一个是五十三岁的老男人，一个是二十九岁的年轻女子，双方都远离各自的家庭，萍水相逢，不顾年龄的差距，忘掉了各自的婚姻，奋不顾身投入情网，爱得轰轰烈烈。小说中，情节发生得合情合理，毫不突兀。

丽贝卡为人直率、简单，完全听凭感觉的驱使，不喜欢周围献殷勤的人，对布雷情有独钟。这女子的特点是跟着感觉走，不受理性、利益等观念的影响。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而当爱情出现的时候，毅然迎接，没有丝毫犹豫。这场爱是她的一次全新的经历，她发现这个老男人身上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仿佛面前展开了一个前所未见的瑰丽世界，她甘之如饴、视若珍宝，全身心投入，为之不惜一切代价。这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个特性，追求自我主宰、追求情感满足，一旦时机合适，便不受时空的限制、不受理性的制约，喷薄而出，惊天动地。

在婚姻和婚外恋情的矛盾中，布雷自然比丽贝卡想得多，不过在最初的本能冲动后，他总能说服自己，去继续拥抱这场艳遇。丽贝卡那种天然本色，甚至粗糙的行为举止、做事方式，他既好奇又欣赏。对他来说，丽贝卡是另类，与他婚姻中习以为常的那种温文尔雅、相敬如宾的气氛，形成鲜明对照。突破规则，总能引人注目。而布雷和丽贝卡突破的是婚姻规则，这就更能引起读者的关注。那么美好浪漫的情爱，背后隐现着一个问题：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如何取舍？这问题太大，涉及了婚姻定式，不可能找到答案。小说情节的安排上，也回避了这个问题。也许不回答，就是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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