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乔希·科恩（Josh Cohen），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英语及比较文学教授，《中断奥斯威辛》及《壮观的寓言》作者。

译者简介：

唐健，曾任记者、编辑、国际新闻翻译员，齐泽克《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变态者电影指南》、《怎样读拉康》、《死亡是生命的目的：弗洛伊德导读》译者。少年时代已迷上精神分析、开始不求甚解地啃《梦的解析》等弗洛伊德作品，于 2011 年组织齐泽克学会，一直通过讲座、读书会、放影及翻译等活动向读者推介拉康、齐泽克以及巴迪欧等思想家。

书籍摘录：

导言（节选）

我在“弗洛伊德” 的严厉凝视之下写出了这本书。

在我面前的书架上站着、 仍放在包装盒内的， 是来自一位朋友的礼物： 弗洛伊德玩偶——一个有可移动双臂和颈部、沉着地从玻璃纸包装内向外瞪视的、 四英寸大小的塑料弗洛伊德。 可惜， 无论是毫无笑容的严肃， 还是灰色三件式西装的谨小慎微， 都不能够挽回它沦为新奇小商品的侮辱。 像“ 谈谈你的母亲吧” 这种嘲讽味的弗洛伊德式名句印在盒子上， 使本来隐含在这个玩偶身上的信息变得公开： 这个男人和他的思想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无害的家庭朋友， 仅仅是我们文化墙纸上又一个图案。

什么样的致敬能够更含糊且同时做到既抬举又贬低呢？如今弗洛伊德的重要性很大—也可以说很小， 以至于能够成为一个大量制造的塑料微缩模型， 拥有玩偶爱好者的品牌认同。 弗洛伊德获得了永生， 然而这种永生却是在不可降解塑料制成的死气沉沉的监狱中。 那些在他的概念中曾经鲜活的东西， 已经被大规模的传播剥夺了生命力： 俄狄浦斯情结这一曾经难以下咽的发现， 现在已被简化为滑稽的陈词滥调——“跟我谈谈你的母亲吧”。

这与当初弗洛伊德开始传播他的理论时所面临的困境恰恰相反。 他对那些调节人类生命的隐藏冲动和欲望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阐释， 在他的观众和读者中激发了很多不同形式的敌意： 震惊、厌恶感、 故意歪曲、科学式“ 驳倒”、嘲笑。 今天， 和过去相反， 弗洛伊德的概念是那么无处不在地渗透进我们的日常习惯用语之中， 以致我们已经忘记了它们的起源。 我们随意谈论一个人的“母亲固着”（mother fixation） 、 把另一个人形容为“ 受到压抑”（repressed）、 区分我们的意识和无意识的动机， 在最不可靠的通俗弗洛伊德理论（pop-Freudianism） 中， 在任何地方都能够找到性象征（sexual symbolism） 。 当然， 这类老生常谈不需要指向真实的知识， 更无需谨守于弗洛伊德基本前提。 对其内在生命的词汇的理解， 伴随着一种广泛的“ 我们已经了解了弗洛伊德、告别了弗洛伊德” 的愉快意识。 最终， 生物学家、 神经科学家、 心理学家、 人类学家以及哲学家难道不是已经证明了弗洛伊德不可信吗？ 难道他不是以为所有事情都是性暗示吗？难道弗洛伊德理论不是不可救药地男性至上主义（或“ 阳具中心主义”）吗？ 就更不用提他的异性恋主义了。

在精确的弗洛伊德意义下， 人形玩偶是同时接受和否定这两种矛盾立场的一种典型妥协， 一种同时承认又否定、 同时知道又不知道他要告诉我们的东西的方式。 唯恐我们没看见它， 人形玩偶会引出对这种和弗洛伊德的妥协关系的非常滑稽的评论。 诸如“ 我们当然相信弗洛伊德！ ” 以及“ 毫无疑问我怀有乱伦欲望”（那又有什么大不了？ ） 等反应， 跟“ 这些当然都是无稽之谈！ ”“ 我母亲？ 你有病吗？ 也许你需要看医生……” 同时存在。

换言之， 弗洛伊德玩偶显示出一种当任何人企图展示弗洛伊德概念时所面对的难题。 相对而言， 我们要减少和新概念所激发的敌意进行对抗， 更多地应付熟悉感引致的厌倦。 弗洛伊德的问题在于， 其惊人的新观念—无意识、 压抑、 俄狄浦斯情结、 死亡驱力—太过陌生， 或借用弗洛伊德自己的术语， 这些新概念对他的读者来说太过“ 诡异”（uncanny） （见第六章） 。 对一个世纪之后的我们来说， 这些概念则显得不够诡异： 我们已经能够把这些概念缩小到塑料微缩模型的比例。

这本书的主旨是恢复弗洛伊德的挑衅力量。 值得记住的是， 弗洛伊德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我们对世界和对自身的理解的思想体系。 我们的文化中掩饰它和弗洛伊德的含混不明的关系的所有方式—口头上的知道、 争论性的攻击和防御、 流行的扭曲和化约—全部都是逃避他的思想革命性力量的手段。

我得强调， 这不代表一个人和弗洛伊德的相遇必须以接受他的概念作为结局（假装这是一个接受或否定的简单问题）： 相反， 假如一个人毫无抵抗地阅读弗洛伊德， 这个人其实没有真正读通他。 然而， 没有人可以在和弗洛伊德相遇之后还能毫发无损地保留自己全部的偏见： 至少， 某些属于他的自我形象、 某些有关作为人的含义的意识将被动摇。 同时，对我们这些更认真地看待弗洛伊德的概念的人来说， 很难再以原来的方式体验事物了—一本小说、 一个广告、 一个目光、 一个对话、 一个随意的念头或感受。

即使是随意看看弗洛伊德的生平大事记， 也能发现他临床和理论的巨大发现既不是自然而然， 也不是以完整的形式降临在他身上。 在他的传记中我们无法在他的童年和精神分析的诞生之间划上一条直线。 弗洛伊德上学时每一门课都表现优异， 但他进入维也纳大学时对自己最终选择的医学道路没有太大兴趣。 他的这个选择也不是由对精神科领域的野心所主导， 相反， 当弗洛伊德在 1886 年开始作为神经疾病（nervous diseases）医生私人执业时（他直到 1938 年流亡伦敦前一直保留这个执业） ， 他已经走了很多科学弯路。 开始时对生物学的偏好引导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生理学实验室的总监布鲁克（Ernst Brücke）的指导之下花了六年光阴研究和发表有关鳗鱼和七鳃鳗的论文。

仅仅是在结婚以及需要更多更稳定收入的情况下， 弗洛伊德才将他的学术精力转移到取得医学学位的目标， 即使到这时他的精神病理学（psychopathology）之路还是一条犹豫之路。 毕业后， 他继续发展他的神经解剖学的专长， 同时成为进行可卡因临床应用实验的先躯。 直至 1885 年弗洛伊德到访巴黎， 在著名的沙柏特里埃（Salpêtrière）精神病院跟随伟大的神经病理学家沙柯（Jean-Martin Charcot）研究， 他的兴趣才突然转向神经症病人的心理。 沙柯的极具创新的观点： 将歇斯底里症状视为“ 意念性的”（ideogenic）—植根于病人的隐藏的意念（ideas）而不是生理条件—是启发弗洛伊德对神经症（Neurosis）的新理论及治疗的第一个因素。

弗洛伊德的新兴趣起初是和他的神经解剖学研究一起发展起来的， 后来成为他的独家研究项目。 特别是， 弗洛伊德的病因学（the complex of causes）和歇斯底里治疗的研究通过和布罗伊尔（Josef Breuer）—一位资深的维也纳医生—的合作而获得进展。 1882 年布罗伊尔曾告诉弗洛伊德有关一位年轻女歇斯底里病人的治疗引导他发展出一种新的治疗技术。 布罗伊尔通过让她回忆起那些埋藏在病征底下的病因学（pathogenic）或精神上有毒的记忆的方式， 消除了“ 安娜 O”（Anna O.） 的生理症状（视觉障碍、 暂时性瘫痪、 呕吐及幻觉） 。 这种宣泄（catharsis）—或安娜本人的著名说法“ 谈话治疗”（talking cure）—成为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进行深度临床和理论合作的基础， 以两人 1895 年出版的《歇斯底里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一个由五个个案组成的个案病史（除了安娜之外都是弗洛伊德的病人）—以及歇斯底里的理论和技术阐述、 歇斯底里的治疗作为高潮。

弗洛伊德和布罗伊尔的合作是与他更私下和更思辨性的计划—发展一个新的心智理论（theory of the mind）相对应的。 这个事业的渠道是他和朋友弗赖斯（Wilhelm Fliess） 的通信， 后者是一位柏林的耳鼻喉科专家兼生物学家（弗赖斯曾在生物学领域内提出一些现在臭名昭著地偏离常规的命题） 。 弗赖斯最终担当了精神分析诞生的助产婆。

与弗赖斯的通信生动地表现了这个理论临盆的折磨人的、漫长的过程。 在他写的信里面， 弗洛伊德坚持不懈地发展、修订及推翻构思中的命题。 其中最著名的要算神经症的病因学的命题。 在通信的第一部分以及在他这时期的出版物之中，他从病人的过去经历的事件中辨认出其歇斯底里的原因。 这尤其指一种由病人家庭中较年长的儿童或成人做出的创伤性的童年引诱事件（traumatic childhood seduction） ， 这个命题招来了广泛的怀疑以及来自他一些同事的反感。 然而在1897 年， 他逐渐因为它难以置信和论证不充分而放弃这个命题。 当年 9 月他写信给弗赖斯说道，“ 我不再相信我的神经症理论” 。 然而， 他继而提出的理论替代品也不缺少丑闻：

神经症是植根于幼年幻想（infantile phantasies） ——那些构成儿童的越轨愿望并且成为维持其直到成年期的力量、 成为她的症状的无意识来源的想象性场景（imaginary scenes） 。 事实是这些幻想以及它们赖以运作的机制， 将成为精神分析拷问的主要对象， 我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会有很多关于它们的话要说。

弗洛伊德在 1900 年出版的《梦的解析》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是他第一次有系统地阐释无意识幻想理论（the theory of unconscious phantasy） 。 无论如何， 此时与精神分析运动的兴起还有一段距离。《梦的解析》 被弗洛伊德的同行普遍地忽视， 在头 6 年仅卖出了 351 本。 这种忽视实际上是一个长年对精神分析的抵抗的第一波， 这种抵抗以多种以及变化的形式一直持续到今天。

无论如何， 在这本书出版 10 年之内， 一场精神分析运动已然兴起。 这运动令《梦的解析》 的书名所隐含的权威看似异常地鲁莽。 引发一大群兼有忠实及反叛的徒子徒孙之间对精神分析理论和技巧的激烈自相残杀的论争， 正是植根于如何解读弗洛伊德这一问题。 在这群人之中我们首先会看到的是弗洛伊德遗产的凶猛捍卫者， 当中最有名的代表是弗氏的女儿安娜（Anna）——儿童精神分析的先驱。 安娜在弗氏死后留在伦敦， 而弗氏的很多犹太裔维也纳门徒则因纳粹而避难美国—该地因而和严格的弗洛伊德原则的保存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弗洛伊德后期倡导的加强和教育病人的自我（ego）的临床强调（因此有“ 自我心理学” 这个名词） 。

正统弗洛伊德主义从某方面来说被麻烦的“ 修正主义者” 的崛起所包围， 当中代表人物要数克莱因（Melanie Klein） 。 克莱因在 1926 年从布达佩斯移民到伦敦， 在那里发起一个精神分析研究焦点的重大转移： 从弗洛伊德的母、父、 儿童的俄狄浦斯三角关系到前俄狄浦斯的母婴二元关系的转移—她在这两者间揭示出一场没有语言的、 狂暴的爱与恨的戏剧。 克莱因的新强调， 则又催生了英国的“ 对象关系” 学派（object-relation） ， 由威尔弗雷德·比昂（Wilfred Bion）及 D.W.温尼科特（D. W. Winnicott）代表。 这个学派的名称来自他们的一个观点： 认为自我（selfhood）是关系性的（relational）而不是—像有时弗洛伊德所表达的—封闭的（enclosed） 。

最后， 我们发现弗洛伊德的继承者中最令人困惑（在这个词的全部意义下） 的一个：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 ，一个法国的精神分析师。 针对他认为是双重扭曲的自我心理学“ 教条” 及克莱因修正主义， 他宣布发起“ 回归弗洛伊德” 运动（return to Freud） 。 拉康在临床方面的创新， 尤其是可变时长的（variable-length）精神分析治疗法的引进， 使得他最终被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 驱逐出会。 拉康的煽情“ 回归” 事实上是基于结构语言学（structural linguistics）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激进的重新解读， 其重点是强调言语（words）的不可化约的双重性（irreducibly duplicitous）及破坏稳定的力量在产生精神分析“ 真相” 时的重要性。 我们有证据支持拉康精神分析是今天最广泛地被实践（或执业）的精神分析治疗形式， 并且毫无疑问是影响力最大的其中一个。无论如何， 拉康的思想继续在精神分析体制的边缘占据一个不稳定的位置。

这种对弗洛伊德之后的精神分析的综述必然是一种粗线条的勾画， 没有包含精神分析运动中两个主要的“ 分离主义者”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 以及卡尔·容格（Carl Jung） ， 它更多地是一个人写作这本《死亡是生命的目的： 弗洛伊德导读》 时要负担的固有风险的宣告， 而不是一篇浓缩的精神分析史。

我处理这种风险的方式很直接： 我简单地不对各种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进行阐述或判决—一项超出了这个简短弗洛伊德入门介绍的范围的工作。 只有在能帮助我照亮弗洛伊德著作中一个论点的时候， 我才会提及其他精神分析思想家。 不过， 我在运用非精神分析材料—从文学到哲学到广告和连环漫画—时则没有那么贫乏。 毕竟精神分析是一种解读任何东西的方法。

我这十个短评的目的在于展示内心世界在弗洛伊德的穿透性目光下变得何等丰富、 复杂、奇妙。不论是讨论神经症、性倒错 /性变态、 口误、 梦、 笑话， 还是分析爱（对自己或对另一个人）或死亡， 我都尝试展示弗洛伊德令人振奋、 令人愤怒的成就是剥夺我们所有语言和行动—不论它们有多琐碎或直接—的透明性。 在弗洛伊德之后， 我们不再能够直接假定任何我们说和做的事情的意义： 相反， 我们被迫站在（自己行为的）解读者的位置并被迫面对我们的解读将产生不了“ 真相” 的风险。 对弗洛伊德文本的解读—即使这些文本具有了不起的清晰性—还是无休止地难以捉摸—在上面这种规律之下也永远不能获得豁免。 从我这篇弗洛伊德的导读之中得出的一个原则是： 一个人应该放弃声称拥有解读弗洛伊德的权威。

在这样说的时候， 我不希望给出一种世上不存在准确或甚至是不准确的解读弗洛伊德的方式的印象。 我想说的其实是， 如果要准确地解读弗洛伊德， 就必须认识到弗洛伊德的思想——尽管它是以 19 世纪科学确定性的术语表达的—是以对无意识的承认作为起点的。 无意识是一种经验领域， 它溶解了所有主张知识是稳定和确定的伪装。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