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伊夫•博萨尔特（Yves Bossart），  1983  年生，瑞士国家学术基金奖学金得主，现定居于瑞士苏黎世。曾于瑞士卢塞恩、苏黎世及德国海德堡攻读哲学，后于柏林洪堡大学以论文《维特根斯坦眼中的美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研究重点是知识论、语言哲学和美学。曾出版《思想所及的视野：哲学与摄影的相遇》一书，目前于瑞士德语广播电视担任编辑，同时也在高中教授哲学，并在瑞士学术基金会开设哲学导论课程，该课程完全以哲学的思想游戏进行。

译者简介：

区立远，台湾大学哲学硕士，德国杜宾根大学古典文献学硕士。译有《一九三三：一个犹太哲学家的德国回忆》《疾病与权力》《山屋忆往：一个历史学家的临终追想》等书。

书籍摘录：

电车与胖子

请想象一下，你观察到一列无人驾驶的电车，正朝着五名轨道工人疾驶过去。这些工人都带着护耳罩，而且因为轨道旁几乎无处可闪，所以没有可能逃脱，这列电车将会辗死那五名工人。只有你还可以阻止这场灾难，意思是说，你可以切换转辙器，开关的把手就在你的旁边。然而请注意：如果你切换转辙器，电车将切换到另一条支线上，而那条支线也有一个工人，电车如果驶过去，他也将会丧生。然而你就只有这两个选项。要么你什么也不做，让五个人死去，要么你切换转辙器，让一个人死亡。你怎么选择？让电车改道，好让只有一个轨道工人死去并让另外五个人得以活命，这样是对的吗？

如果你想的是“只死一个比死五个好”，那再请你想象一下以下这个类似的，而且有点残忍的状况：这辆无人驾驶的电车正往五名工人驶去，这次没有转辙器，也没有第二条轨道。你本人站在桥上，电车正要从桥下冲过去，唯一可以阻止电车的办法，就是把站在你旁边的胖子推下桥去，让他卡在电车之前，使电车停下来，五名轨道工人就能得救，可是这位胖子当然就死了。

你会怎么做？你会要杀害这个胖子，以便救那五条人命吗？

我们很难知道，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会如何反应，不过这也完全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什么才是道德正确的？什么才是比较好的？至于现实中这种状况是否几乎从未出现，同样也完全不重要。借由这两个以及其他类似的案例，哲学想要找出的是：是什么东西让行为成为道德正确，什么又让行为在道德上错误？为什么这样做是好的，那样做又是坏的？这些思想实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道德方向感怎么运作，以及，它哪里需要修正。

这些电车的例子非常出名，起先是由英国的哲学家菲利帕·富特（Philippa Foot， 1920 年— 2010 年）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后来由美国哲学家朱迪思·汤姆森（Judith Jarvis Thomson， 1929 年—）改编成许多不同的版本。直到现在都还有人在研究这些“电车问题”（trolley problems），连心理学阵营都不缺席。不久前有研究指出，如果用外语叙述案例的话，会有更多人觉得应该把那位胖子推下桥去，这大概是因为使用外语会产生一定的距离感，理性计算的思维也会被启动。然而这只是初步的假说，让我们在这里把心理学忘掉，回到这些哲学问题。

积极与消极的道德差异

在电车问题里，汤姆森特别关注的是：积极的作为与消极的不作为之间，道德上存在着怎样的差异。因为我们常常觉得，做坏事比不做好事更应该受到谴责，即便两者造成的结果相同。请想象一下：

你参加选美比赛，跟竞争者一起在舞台后方等待登台，当坐在你旁边的女孩站起来、往舞台前走去时，你看见她的衣服上染到一大块咖啡污渍。你本来可以把她叫回来，但是转念一想，这样你就少了一个竞争者，获胜的机会就更大了，所以就没说话。这种行为已经不太好了，但是再请你想象一下，这块咖啡污渍就是你偷偷倒在她的衣服上的，那这是不是又糟糕许多？是的话，为什么？

为什么动手杀死儿童，比起让儿童饿死，是更坏的事？前者我们永远不会做，但是我们天天让后者发生，所以，在杀害跟让人死亡之间，一定存在道德的差异。不过光是说“没做的事就没有罪过”是不够的，因为谁要是没有给他养的猫咪喝水，以至于猫渴死了，那他虽然没做什么，但还是有罪过。有些人甚至会说，是他造成了猫的死亡，尽管他实际上什么事也没做。积极的作为跟消极的不作为之间的差异，是很难界定的。而且为什么其中一个比另外一个更坏，也并不很清楚。

假设你预谋把兄弟淹死在游泳池里，这么一来就不用跟他均分遗产，你开车去他家，看到他正在游泳池例行性地来回游泳。可是突然间，他因为心肌梗死叫喊了起来，你只是看着兄弟在痉挛中呻吟着，然后淹死在池里。这个结果，比起你动手把他淹死，不是一样坏吗？还是只要动手，在道德上就一定会更受到谴责？事实上，法律上确实就是如此。不光是我们的直觉，刑法也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着重区分杀人与任人死亡的差别。对此，也许有一个简单的解答：杀人之所以比任人死亡更糟，是因为杀人一定也包括任人死亡。如果我把小孩推到水里并任其淹死，就等于同时犯了两个错误：推到水里及袖手旁观。但如果我看到有人把小孩推到水里让他淹死，那我只犯了一个错误——袖手旁观。尽管这也够坏了，但是比不上积极动手那么坏。

内在的道德方向盘

让我们把分辨动手与坐视不管这个棘手的问题放在一边，回来关注电车的问题。你现在会怎么决定？你会在第一个例子切换转辙器，但是在第二个例子不把那位胖子推下桥吗？大多数人认为，在第一个例子切换转辙器是正确的，尽管这样做会导致某人死亡——“死一个比死五个好”，这是他们的理由。然而你却觉得，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把那位胖子推下桥，即便那样就可以拯救五条性命。为什么在第一个例子里可以“用一条人命救五条人命”，在第二个例子里却不可以“用一条人命救五条人命”？差别在哪里？两个例子都有积极的作为：第一个例子是扳动把手，第二个例子是把人推下桥，结果也一样——都是一人丧生五人获救。到底有什么不同？一个常见的回答是，“在第二个例子里，我就是直接且有意地杀人了”。确实，我是用自己的双手抓住那位胖先生，并故意把他推向死亡。我们还可以把这两个重点看得更仔细一点。

身体的接触或许是心理障碍，不过这里要问的是，接触与否，在道德判断上重要吗？引爆炸弹导致十万人死亡，比起动手一个接一个地杀死十万人，道德上有比较好吗？从心理因素的角度来说，引爆炸弹比动手杀人要简单，但是道德上可谴责的程度大概是一样的。在胖子的案例上，我们还可以把道德问题跟心理问题明明白白地分开来：我们现在假设，那位胖先生是站在一个活板门上，你可以从远处用把手让那扇门向下打开，这样一来，你在两个电车案例里的动作就完全一样了——你只要扳动把手就好。在一个例子里你让电车走上另一条轨道，导致一人丧生，在另一个例子里，你打开活板门，导致他掉下去，挡住了电车，并因此丧生。现在你会在最后的这个版本里打开活板门了吗？还是你仍然维持原来的想法，决定让五个人死亡？大多数人或许仍然会让胖先生留在桥上，看起来在转辙器与活板门的把手之间，好像还是有个重要的差别。但，那是什么呢？

一个很有潜力的答案是：切换转辙器时，我并非有意杀死那位工人，我只是接受他死亡的结果而已，但是那位胖先生却是被我故意丢到电车底下的，以便救五名工人的性命。这个回答说到了重点，不过我们必须做更仔细的观察。伦理学有“双重效应原则”，是指一个行动常常有两种效果，其中一种是我们希望达到的，另外一种则是我们希望避免的，可是得到好的效果的时候，却无法不同时接受坏的结果。关键词出现了——“附带性损害”（Kollateralschaden），例如对敌方军事要塞进行轰炸以结束战争，虽然会造成平民丧生，但也只好接受了，因为若不轰炸，剩下唯一的选择就是进行陆地的血腥战斗，而且很可能会输；也就是说，为了达成某个目标，只好接受本来并不乐见的附带性损害。转辙器的例子也是这样，为了救五名工人，只好接受另外一人死亡；然而胖子之死的例子却不一样：他的死亡并非“只好接受”。在这里，一个人被化约成一块肉，被当成仅仅是达成目标的工具，这种把人类工具化的行为，会激起我们的道德愤慨，我们内在的道德方向盘在这里有明确的指向，即便因此有五个人丧生也不行。双重效应原则在这里不适用，因为道德感要求，坏的效应不应被当成实现好结果的工具。

义务与效益的取舍

假设有名外科医生移植器官的技术非常精良，以至于器官总是能被受捐赠者的身体接受。现在正好有五名病患在等待名单上：两人迫切需要一叶肺，两人需要一枚肾脏，还有一人急需心脏，所有人都有相同的罕见血型。这时碰巧有位健康的年轻人到医院来做例行的健康检查，他正好有跟五名病患完全相同的罕见血型，所以是潜在可能的器官捐赠者。那么，这位外科医生可不可以杀掉他，把他的器官拿来拯救五个病人？当然不行！我们记得工具化的禁令——人类不可以被当成工具来加以滥用。

但是到了下面这个例子，我们又该如何判断？有个恐怖分子在柏林藏了一枚炸弹，炸弹威力足以把整个城市炸到天上，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全城疏散了，这时我们可以对恐怖分子刑讯逼供，以及时找到炸弹的埋放处吗？假设他的小女儿知道地点，而且唯一获得口供的办法就是刑讯逼迫他的小女儿，那么我们可以这么做吗？我们都知道不得刑讯的禁令，这是写在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及欧洲议会的欧洲人权公约里的，此外，这也明确记载在德国基本法里，不过在瑞士，刑讯并非犯罪的构成要件。这个议题有很多争论，在伦理学上也是高度争议，因为这里有两个影响深远的道德理论互相对立。我说的即是效益论与义务论。难处在于，我们对两种理论都有好感，但是在某些例子上，只有一个理论能是正确的。

效益论主张，行为的道德价值仅仅由行为的结果来衡量。简单地说，规则是这样的：如果你要知道一个行为是好还是不好，就看它的结果。实践上就是，如果一个行为能让相关人等的福祉极大化、痛苦极小化，那就去做。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祉——所以“死一个比死五个好”也就是一种效益论的论述。

义务论则不同：根据义务论，行为的道德价值不只在其结果，也在行为本身；有些行为本身就是坏的，不管能产生多少的善都一样，杀人、刑讯、偷窃都属于此类。这些行为是无条件的错误，也不能通过成本利益的计算来提升其价值，不管是在何种处境下，有些事情人就是不能做。这些道德的禁止告示板保护着我们的人类尊严，也防止我们的利益或生命因为公共利益而被牺牲。

效益论重要的代表人物是两位英格兰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1748年—1832年）和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年—1873年），延续这个思考路线，且目前仍然在世的最著名支持者是澳洲哲学家辛格（Peter Singer，1946年—）。而位于另一端的义务论哲学家里，最重要的是康德（Kant，1724年—1804年），来自德国柯尼斯堡（Königsberg）的启蒙大师，也是声名狼藉的“定言令式”（kategorischen Imperativs）的创造者。

既然在伦理学的领域里不可能绕过康德，我们应该简短地谈一下他的理论。根据康德的想法，如果行为源自于善的意愿，也就是行为的背后有善良的企图，那么该行为就是善的。可是，怎样的企图算是善的呢？康德的答案简单到让人不可置信：如果我希望所有人都根据这个企图来行事，那么此企图就是善的。康德认为，我们的行为基本原则，他称之为“信条”（Maximen），必须是可普遍化的。我有一个行为基本原则，如果我能希望所有其他人都依照此行为行事，那么这个基本原则就是好的。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把垃圾倒在街上、不应该违背做过的承诺、不应该欺骗我们的朋友？因为我们无法认真地希望所有人都这么做，这就是康德著名的定言令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定言令式就是“请只按照那些你愿意成为普遍法则的信条而行事”。这个要求是断然截然的，不带假设性的，无须先决条件就能成立；每一个人都应该在任何时候与任何地方依循这个要求，不论他当时有怎样的私人利益与目标。

根据康德的理论，要测验我们行事原则的道德质量，一个很好的判断准则就是，这个原则是否可以普遍化。此外，在我们对道德正确的日常理解中，就已经蕴藏了可普遍化与公正不阿的理念。只要想一下从前家里长辈常说的话就好：每当我们又做了什么糟糕的事，他们就会说：“你想想，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那不就天下大乱了！”这就是康德的伦理学根本的理念。

但是要注意：定言令式跟那句著名的黄金守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不是同一回事，也不是这个守则的正面表达版本“你愿意别人怎么对待你，就请你那样对待别人”。因为针对各种利益不同的人，这守则要求的行为也不同。相反地，定言令式对每个人的要求都一样——被虐待狂依照黄金守则会变成虐待狂，但是依照定言令式他却不会改变。

康德给这个定言令式创造了好几个表述方式，除了上面提到的普遍性表述之外，还有“自身即目的表述”（Selbstzweckformel）也值得一提：“你的行事作为，无论在什么时候，不只要把你自己，也要把旁人作为人类的资格视为目的，永远不要仅仅当成是手段来使用。”简单地说就是：人不是手段。永远不要把人类当成达成目的的工具，这也包括不能把自己当工具。意思是说，不要剥削你自己，也不要让你徒自荒废。所以，根据康德的理论，我们对我们自身也负有义务。他甚至认为，我们有义务实现我们的天分与可能性，谁要是日复一日地成天坐在电视前面，那就是犯下道德的错误。这是个有趣但是引起争议的想法。你觉得呢？有什么事情是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对自己做的？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