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认为“生产至上”不可取的哲学家,打算重新定义工作、休闲和爱情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重新定义工作、休闲和爱情,这样才能走出西方文明的疑难,重新拥抱世界。”
作者简介:
达尼-罗伯特•迪富尔,法国左派哲学家,巴黎大学哲学教授。著有《神圣市场》《变态之城》《自由主义降临后的人类》等。
书籍摘录:
结论:进步的路上稍微停一停,或许就是一大步(节选)
西方的疯狂念头有好的一面,因为正如笛卡儿预测的那样,这种念头最终会带来普遍福利的增长。曾经用于评价实践共产主义的那一套也用在了资本主义身上:“形势总体良好”。
让我们回到争论的核心关键词:进步。
我们一开始的看法是,当代西方发展计划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对“伟大”的妄想: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人类曾经幻想从世界中挣脱出来,然后统治世界,从而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继而统治一切。在这种妄想的根源处存在着一个梦,人类很可能从诞生伊始便有了这个梦。在笔者看来,这种渴望伟大的梦想实际上正是出于人类的渺小,而人类之所以渺小,是因为他们仍然处于幼态持续阶段——弗洛伊德称之为人类的无能为力。用意念影响事物这种虚幻的力量在各个人类社会中都可见到,这一魔法反映出了人类那古老梦想的力量,有了这种力量,人类与生俱来的无能为力摇身一变,成了一种全能。
有一天,这种魔法——在这里指的是炼金术——再也无法满足西方的胃口。用意念影响事物必须要从虚幻的力量变成一种真实的力量。正是在这一刻,人类古老的梦想摆脱了过去的蒙昧主义,开始向理性转变,而这种理性的征服欲太强,以致在其不断壮大的过程中,逐渐有了变为妄想的倾向。可以这样说,在文艺复兴前后的某一天,人类为了弥补其天生的缺点而创造一系列可观的技术发明,于是人类的妄想就演变成了统治一切的计划。
列奥纳多之后一个多世纪的时代,笛卡儿生活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他准确预测了参与上述进程的国家都将逐渐富强,并拥有大量相应技巧。又过了一个世纪,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彻底胜利的英国,亚当·斯密称之为“国家的财富”。当然,这只是一种婉转的说法,隐藏在这一说法背后的事实是,所谓“国家的财富”长久以来是根据银行家和企业家的财富来衡量的。他们之所以变得越来越富有,甚至梦想过获得无穷无尽的财富,只是因为办公室里的低级职员们,这些“被管理者”,这些用来达到工业目标的新型“奴隶”,他们长久以来一直处于贫困,甚至极度贫困的状态。西方的梦想在实现的过程中就这样出现了转变为社会性噩梦的倾向。
然而,这还只是第一阶段,第二重噩梦接踵而来。机器的广泛应用是西方人用以征服自然的行动方式,然而它却喧宾夺主,使人类成为了机器的服务者;随后,人类与机器之间的互相依赖越来越强,最终合二为一,形成一种超级机器,毫不夸张地说,如今这种机器没有人能控制得了。人们发现,不但机器奴役了为之服务的人,即奴隶们,而且还征服了本应支配它的人。于是人类得到了与他们的初衷相反的结果——即所谓的历史的邪恶诡计:在西方的妄想中,人类认为他们能够依靠机器征服自然,而超级机器却成了人类的主人。
而人们是如何命名这一过程的呢?他们管它叫……“进步”。换句话说,人们口中的“进步”,指的是最终奴役他们而非解放他们的东西。进步的这种定义是在 19 世纪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明确化的 。不难理解,新时代领工资的奴隶虽然“请求”服务于机器,却也将这种“进步”视为严重的倒退。因为这种“进步”固化了他们的奴隶地位,愚弄了他们的尊严,彻底否定了他们的传统技艺,榨取了他们的劳动成果,更剥夺了他们自己生产制造的权利。因此,生产商们曾遭遇过数次针对机器的暴动,甚至是捣毁机器。这些破坏机器的人被称为卢德主义者,他们通常被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人视为“进步”的敌人。马克思称他们为反动者,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他们没有学会“区分机器与资本主义对机器的使用,从而应该将攻击的目标从物质生产资料自身转移到物质资料之社会的剥削形态”。在这种条件下,对生产至上主义的崇拜自然会在实践共产主义的国家里更流行。我们甚至会开始思考,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分工,前者负责在富有国家推动生产至上主义的“进步”,而后者负责在贫穷的大国里植入并发展这种“进步”。
无论如何,对机器的破坏一直有其合理性:事实上,尽管当年反对工业化和机器扩张的斗争如今已经变得零星散碎,卢德派却找到了新的存在形式。他们从此把矛头对准了危险的基因实验(针对的是自然物种进行杂交的风险以及公共卫生方面的风险)、信息化的发展、威胁到开放源码(open source)的私企垄断、普遍化的控制以及建立在算法 基础上的统治——包括黑客的破坏行动、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通过维基解密实现的功绩以及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与美国国家情报机构进行的斗争。
因此在审视“进步”时,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灾难性的事实,即想象中的统治和所谓的全能很可能变成一种事实上的无能。福岛核电站事故就是一个悲剧性的例子:设计反应堆的工程师们肯定不知道如何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的地震后阻止突然出现的核心熔化 。
同样,人们通常将会强化异化的东西称作“进步”;我们把改变了休闲和爱情的东西归为发生在道德领域的“进步”。人们鼓吹自由、流浪、个人主义以及一切违背传统价值观的价值。有一句从广告中借鉴的口号:“去做吧!” 恰恰反映了这种转变。这一口号听上去像是对个人的一种挑战,挑战你是否敢于随心所欲,必要时还可借助科技的力量,同时尤其要无视是非对错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这从传统话语带有压制性的命令中得到解放,加上科技的辅助,确实有助于释放个人的创造力。但只看到解放的一面,就意味着忘记了这种个人化趋势中包含的巨大陷阱。这一点可以用以下的例子来解释:我认为自己在网上选择的是我愿意选择的产品,但是我没有注意到的是,我的购物过程被实时分析,一系列的运算“恰好”——即我心理时间意义上的恰好——提供了合适的产品。这时我会觉得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殊不知我已经被捕捉并列入一个正在形成的消费者群体,群体中的每个成员同时看中了同一件带有某标志的物品。我以为这是一种个人化的表现,实际上我只是被打上了某种标签——这正是如今“商标”的意义。
不止如此,交流(电子邮件、手机、社交网络等)的即时性让每个人强烈地感到了一种自由,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对个人生活愈发严格的控制。 2013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美国国防部下属安全机构)的一名前雇员,名叫爱德华·斯诺登的真正的后现代英雄,向全世界宣布了美国大规模电子监控和互联网及电话网络的数据收集行动,其目标甚至包括美国的盟国领导人的通讯活动,这一事件暴露了美国监控行为的广泛程度。监听的内容包括各种信息:电话通讯的接听者和电子邮件的收件人、通讯中提到的友人、讨论的话题、日间与夜间活动等等。除严重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之外,人们还得知,美国国家安全局成功地在数千万台电脑中植入了恶意间谍软件,并侵入了管理海底电缆的信息网络,这些海底电缆从马赛往北非、海湾地区各国以及亚洲发送电话和网络通讯信号,输送数以百亿的数据。监听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已经知道, 2012 年 12 月 10 日至 2013 年 1 月 8 日期间,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了法国 7030 万份通话记录。获得的数据显示,在法国,平均每天有 300 万份数据遭到拦截,而在 2012 年 12 月 24 日和 2013 年 1 月 7 日,这一数字高达 700 万。 2013 年 2 月 8 日至 3 月 8 日期间,美国国家安全局在世界范围内共收集了 1248 亿份通话记录和 971 亿份电子数据。这次行动进一步巩固了建立在算法基础上的统治,因为想要破译这些数量令人难以置信的数据,必须不停地制造更加强大的新数据。
窃以为,这一行动把奥威尔都打败了 。我们所有人在美国的眼中都被事先推定为有罪,而这个国家还号称是全世界最民主的国家,是公民个人隐私保护工作的楷模。结果便是,我们自以为是自由的,用我们自己的话说,我们不属于任何人,然而,五十多年前就预见了这一现象的京特·安德斯却曾疾声痛呼:“尽管我们是真实的人类,但由于我们的复制品[对我们的监听]在其他人手中,我们实际上也在其他人手中 ”。很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引自“私人领域的过时”一章,因为这正是新型极权主义下的关键问题,这种新型极权主义虽不涉及恐怖政策,却也无从躲避,它要求个体同意放弃自己的私人生活以及以民主的方式放弃“生活在不被监听的环境下”的权利。
爱情方面所宣扬的“进步”指的是相对于大约半个世纪前来说获得的新自由。确实如此,但同时也出现了为鼓吹单一性别而否认性别差异的现象(原因是人们无法选择性别差异,但可以选择——从弗洛伊德学说的角度来讲——单一性别),从淫秽制品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可以看出,对爱情中的享乐成分的追求泛滥,可见如今的爱情病态之严重。一切的一切似乎预示着人类正一点一点走向一个无爱的单性社会,只消审视某些发达国家的走向便可发现这一趋势。例如日本(笔者在之前的一部作品 中便已曾提到过日本)最近已经从感官王国变成了虚无王国,换句话说,就是无性或性冷淡王国:将近半数的日本人(已婚或单身)宣称自己处于节欲阶段,或对与他人的性关系毫无兴趣 。但是不要认为他们就此放弃了肉体。日本是世界上性产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事实上,很多节欲的人会花费相当一部分闲暇时间观看淫秽图像和视频,购买并消费越来越精致的充气娃娃(它们随时乐意效劳,而且从来不会头疼),对着漫画中身着学生装的“小萝莉”意淫,醉心于各种花样翻新、可用于身体上各个敏感部位的性玩具 ……就让我们走向这一命运吧:尽管性冷淡却热衷于淫秽制品;性别不由人,性身份任君选择;有欲无爱,享乐至上!?
想要防止这一悲惨命运的出现,摆脱这种可怕的旋涡,就要放弃占有自然的幻想,幻想只能变成真正的妄想,一种生产至上的疯狂,最终导致劳动异化的加剧。工作量没有减至必要的最低值,以保证在维护环境的同时让每个人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非但如此,一部分人的工作量有所增加,另一部分人有所降低,最终会导致两种人都十分痛苦。因此唯一的办法是跳出生产至上主义,这样才能进入一个真正的良性循环,自然也会随之产生三种结果:摆脱异化劳动;在人口内部分配工作;以及“作品”的概念重新成为劳动的核心,相当于鼓励每个人自愿进入一个地方性或世界性的进程,并在这一进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种最佳的工作分配方式会使人重新发现并定义积极休闲的概念,单凭这一概念,每个人就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 。最后,我们可以断言,这些措施还会帮助人们重新定义爱情以及欲望。当下的性资本主义正逐渐将欲望变成纯粹的淫秽,爱情中的愉悦从此具有了价格和依赖性;性资本主义还促使我们每个人相信,依靠科技,它就可以实现其所有的幻想。我们不要上当,正是这种堕落而病态的性爱限制了人们对其他形式爱情的追寻,而社会关系赖以生存的正是那其他形式的爱情,即友爱(相互的友情)和普世之爱(无条件地承认他人)。
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重新定义工作、休闲和爱情,这样才能走出西方文明的疑难,重新拥抱世界。
我们可能要祈祷,西方文明要走出困境,就不得不从其他文明——那些逐渐被西方的妄想置于危险之中的文明中寻找根源。部分杰出的思想家发起了这项运动,例如奥古斯坦·贝尔克(Augustin Berque)就从亚洲的伟大文明着手,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必须停止将人与环境的关系归为纯粹的技术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重新注入情感、社会、审美、想象和象征成分,毕竟人类这个幼态持续的物种隶属于他所生存的环境,如果人类毁掉这一环境,也就连同自己一起毁掉了。
题图来自:dou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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