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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见者之外,普通人在斯大林时代的生活 | 有关苏联的那些书
这是这些普通人的故事,这些幸存者打破沉默,用比低声私语更大的声音说出了他们的故事。
-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 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4 年 9 月 1 日
- 60 元(亚马逊)
多年来,尤金尼亚·金兹堡、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等持有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以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都普遍被认为是‘沉默的人群’发出的‘真正声音’”,告诉了我们“作为普通公民经受斯大林的恐怖统治‘是怎样一种感受’”。
但顶尖苏联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认为,他们的作品确实反映了一些和他们自己类似的人的经历,反映了那些“积极致力于自由与个人主义理想”的人的经历。但还有好几百万苏联民众,他们从不是政权的敌人,也没有发出过任何实质异议,但还是被发配到了劳改营、被流放到了边远地带,或者被就地处决。费吉斯觉得曼德尔施塔姆和索尔仁尼琴们的作品并不能呈现这些人身上发生的事。
费吉斯的《耳语者》(The Whisperers)探讨了古拉格对“普通公民内心世界”的影响。他总结说,许多受害者“默默地接受、内化了这套体系的基本价值观”,“遵守它的公共规则”。有大量资料证明的迫害、饥荒和战争背后,有着更加隐秘、令人绝望的个人与家庭的故事。为了活下去、为了找到彼此,他们各尽其能,他们妥协让步,甘心忍受身心的破碎创伤。
但是,拆散家庭的不仅仅只有压迫而已。当时苏联政权对于“互相监督”的依赖加重了他们道德上的负担,令他们感到羞愧与内疚,而且这种感受在历经了多年的监禁与流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会挥之不去。
当时人们普遍都住在集体公寓,这助长了政府的压迫。这些公寓一开始是为了解决严重的住房危机而设计的,但后来却变成了“方便政府把监视的触角延伸到家庭私用空间的一种手段”。
家庭成员可以彼此监视、报告任何不忠诚的迹象。一个人遭到逮捕或被处决后,他的配偶和子女都有可能会被送走。为了给成年人施压,促使他们与质问者合作、以求得政府对其子女的宽恕,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被降低到了 12 岁。如果丈夫遭到逮捕,妻子就应当与他离婚。
费吉斯提供了一些令人看了寒心的断交公开信,“这些公式化的通知布告在苏联报刊上出现过成千上万次”。其中一封信上写着:“本人尼古拉·伊万诺夫(Nikolai Ivanov)宣布与以前做过神父的父亲断绝关系,因为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欺骗人们,告诉他们上帝是存在的。因此,我要断绝与他的所有关系。”
年轻人觉得有必要与他们的过去撇清关系,他们常常声称他们的父母都已经过世或逃跑,以此避免“他们的家庭出身给他们带来的耻辱”。还有父母恳求自己的子女发表这样的公开信,以确保他们能够接受高等教育或在职业上有所发展。
每个故事都有着令人灰心丧气的地方。斯大林恐吓人们的行动没有任何道德限制:费吉斯述说了帕夫利克·莫罗佐夫(Pavlik Morozov)的故事。那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据说他因为告发父亲向住在附近“特别居所”的富农销售错误的报纸,被年长的家庭成员杀害。
这个孩子的父亲被判发配到劳改营服役,后来遭到枪决。男孩死后,苏联报刊围绕着他的案例创造了一波“邪教般狂热的宣传”。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呼吁为他树一个纪念碑,因为他“理解血缘可能也会成为精神信念的敌人,明白这类敌人是不能被宽恕的”。
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Aleksandr Tvardovsky)的案例证明,道德堕落可以拆散家庭。特瓦尔多夫斯基是一个成功的诗人,也是文学杂志《新世界报》(Novy Mir)勇敢的编辑。1950 年代末、1960 年代初的赫鲁晓夫时代,他出版发表了一些率直坦言斯大林统治年间情况的内容,比如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和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的回忆录。
但特瓦尔多夫斯基自己的背景也很不幸。他的父亲和兄弟在 1931 年时因为政治原因被逮捕,亚历山大本人因为想要追求文学事业而拒绝与父兄保持联系。他给他们写信称:“我不是野蛮人也不是动物。我请你们巩固自己,保持耐心,积极工作。富农阶层的清算并不意味着对人民的清算,更不意味着对孩子的清算。”
他最后要求他们别再和他联系了。两个月后,他的父亲从流放地逃走,前来寻找疏远了他的儿子。特瓦尔多夫斯基向警方告发了他。当被迫“在家庭和革命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特瓦尔多夫斯基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拒绝屈服于“抽象的人道主义”。
安东尼娜·格洛维娜(Antonina Golovina)是富农的女儿。小时候,她和她的父母被围捕送到了一处“特别居所”。在那里,他们忍受了三年的严寒、极度贫困和孤立。结束流放回来后,格洛维娜成为了老师和同学欺负虐待的对象,因为她“出身富农家庭”。
最后,她结了两次婚,每次结婚的对象都遭到过流放的折磨。尽管她和两任丈夫都一起生活过二十年,但他们都从没说起过自己的过去。羞耻、怀疑和徘徊不去的自卑感,迫使他们对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保持了沉默。他们无法既相信“他们所爱的人”又相信“他们害怕的政府”。
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保住自己医生的饭碗,格洛维娜甚至还加入了共产党。其他囚犯会选择与劳改营看守或管理人员结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生存的手段,也是一种确保他们在苏联社会能有容身之所的手段。
书中的悲剧英雄可能还要数杰出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他是斯大林统治下一名成功的诗人、小说家和记者。
费吉斯说,西蒙诺夫是他这本书的“中心人物”。他相信克里姆林宫的宣传。在他心中,心爱的婶婶被逮捕、同事朋友接连消失都没有他对斯大林的敬畏重要。
1940 年代晚期斯大林发起反世界主义运动时,西蒙诺夫甚至还加入了反犹太人的队伍。1953 年斯大林过世后,其他作家开始挑战当时的政权时,他仍是一名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
但是,西蒙诺夫慢慢开始为他怯懦、自私的行为感到后悔了。生命快走到尽头的时候,他主动写了一本公正、令人吃惊的回忆录,回顾他自己的生涯。费吉斯生动地描述了他的这一决定。
《耳语者》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出现了,那一代幸存者(1917 年至 1925 年间出生的人)都快去世了。苏联解体后,俄国政府正试图美化斯大林主义的历史。这是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普京想要让俄罗斯道德失忆,而这些故事正是对他最有力的反驳。
在纪念协会(Memorial Society)的帮助下,费吉斯招募了研究团队,对古拉格幸存者及其家庭进行了成千上万次采访,收集书信、回忆录和其他文件资料。(纪念协会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出现的少数自由机构之一,而且一直留存到了现如今。)
受害者并不总是好的见证者。但感谢费吉斯,这些幸存者打破沉默,用比低声私语更大的声音说出了他们的故事。
翻译 熊猫译社 钱功毅
题图来自 Russia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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