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美国作家、表演家、视觉艺术家。她的创作天分首次展露于 1970 年代时，将诗作与摇滚乐所做的革命性结合。她录制了十二张专辑，其中《马群》被《滚石》杂志尊为史上最伟大的百张专辑之一。

史密斯 1973 年在纽约高谭书店举办了自己的第一个画展。她的著作包括，获得了 2010 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只是孩子》，以及《维特》（Witt）、《空想》（Babel）、《白日梦》（Woolgathering）、《珊瑚海》（The Coral Sea）、《纯真预言》（Auguries of Innocence）和《时光列车》（M Train）。

 2005 年，法国文化部颁发给史密斯艺术与文学司令勋位（Commandeur des Arts et des Lettres），这是法国政府颁发给艺术家的最高荣誉。 2007 年，她被列入摇滚名人堂。

史密斯与弗雷德•索尼克•史密斯于 1980 年在底特律结婚。育有一子杰克逊，一女杰西。史密斯目前生活在纽约市。

译者简介：

非尔：台北人。非典前一度客居北京。半生浪掷书肆行业，屡以考究译文为念。迩来因缘具足，遂而煮字疗饥。寓役于乐，不亦达乎！pierrotmonami@icloud.com

书籍摘录：

伊诺咖啡馆（节选）

天花板上四片扇叶在头顶转呀转。

伊诺咖啡馆里，除了那个墨西哥厨师和一个叫做扎克的小子之外空空荡荡。扎克为我端上平常惯点的浓烤土司，一小碟橄榄油和黑咖啡。我窝在平常所坐的角落，外套和针织帽都还穿戴在身。时间是上午九点钟。我是第一个客人。当这座城市醒过来时的贝德福德街。我这张桌子，就在咖啡机和临街的窗户旁边，给我一种保有隐私的感觉，可以放心退缩到专属于我自己的氛围当中。

十一月底的天气。小咖啡馆里感觉有点凉。那为什么风扇还在转呢？也许如果我盯着这些扇叶够久的话，我的心也会跟着转动起来。

不着边际的写作可没那么容易。

我可以听到那牛仔慢条斯理又不容怀疑的声音。我随手把他的这句话写在餐巾纸上。怎么有人能够在梦里把你给惹毛了，然后还有脸赖着不走？我觉得有必要驳斥他的说法，不只是随口顶撞，而是要用行动抵制。我低头看自己的双手。我有把握能够永无止境地写些漫无边际的文字。只要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拿来说。

过了一段时间，扎克在我面前放了一杯新煮的咖啡。

—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你服务了，他一本正经地说。
他是这附近咖啡煮得最好的，我听了觉得很可惜。
—为什么？你要去哪里？
—我要到罗卡韦海滩的木板栈道上开一家海滨咖啡馆。
—海滨咖啡馆！真没想到，海滨咖啡馆！

我伸了伸腿，看着扎克把他上午的例行工作一一落实。他不会知道我曾经也梦想过要开一家自己的咖啡馆。我猜这个梦想是起源于当年读了垮掉派、超现实主义者和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流连咖啡馆的生活描述。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没有什么咖啡馆，但咖啡馆一直存在于我所看的书里面，而且在我的白日梦中，越来越像是有那么回事。 1965 年，我从南泽西来到纽约市，只是来走走逛逛，那时候没有比单纯坐在一家格林威治村的咖啡馆里写诗更浪漫的事了。我最后终于鼓足勇气，走进了麦克杜格尔街上的但丁咖啡馆。钱不够在那里吃顿正餐，所以只喝了杯咖啡，不过旁边的人似乎都没注意到，也不在乎。店里墙上贴满了印刷的佛罗伦萨壁画和《神曲》诗中的场景。这些壁画历经数十年的香烟熏染居然到今天都没褪色。

1973 年我搬到同一条街上，一个空气流通，墙壁刷白，还附简单炉具流理台的房间，距离但丁咖啡馆只有短短两个街区。到了晚上我可以爬出临街的窗户，坐在防火逃生梯平台上面，看着客人进出鱼水壶的动静，那是杰克凯鲁亚克最常光顾的酒吧之一。那时布利克街角有个年轻的摩洛哥人卖新鲜的塔可，里面裹着盐渍鳀鱼和几撮新鲜的薄荷。我每天会起得很早，去买一点生活所需。煮一些热开水，倒进加了薄荷的茶壶，然后整个下午就在那边喝茶，抽点儿印度大麻，重读穆罕默德穆拉比特和伊莎贝尔埃伯哈特写的那些故事。

在那个时代，伊诺咖啡馆还不存在。我会坐在但丁咖啡馆的矮窗前，读着穆拉比特的《海滨咖啡馆》。一个年轻的鱼贩子名叫德里斯，遇到了一个避世隐居、不讨人喜欢的老头，老头开了一家所谓的咖啡馆，里面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地点在丹吉尔附近海边的一片岩石地上。围绕着这个咖啡馆的那种慢腾腾的气氛让我如此着迷，当时一心想着要是能够住在那里面就好了。和德里斯一样，我梦想着要开一家属于我自己的地方。因为实在想得太多，我都快要可以走进去了：奈瓦尔咖啡馆，一个小天堂，诗人和旅行者们可以找到单纯庇护的避风港。

我幻想在宽木条的地板上铺着已经磨到快要秃了的波斯地毯，两张长长的木头桌子加上旁边的长板凳，几张小一点的桌子，和一个炉子用来烤面包。每天早上，我会像唐人街上的那些人一样，用芳香的茶水把所有的桌子都抹干净。不放音乐也没有菜单。就只有静静的黑咖啡、橄榄油、新鲜薄荷、烤面包。墙上挂着一些照片：一帧店名典故来源的作家奈瓦尔忧郁的画像，旁边再挂一幅小一点的落魄诗人保罗魏尔伦的画像，穿着他的外套，在一杯苦艾酒前萎靡不振。

到了 1978 年，我有了一点钱，付得起押金，在东十街上的一栋大楼里租了一整层。那个地方之前是一家美容院，不过已经拆空了，现场只剩下三架白色吊扇和一些折叠椅。我弟弟托德负责监工修缮，我们两个一起把墙壁都刷白，再把地板打上蜡。两大面天窗采光，整个空间够亮的。我花了好几天就坐在那光照下，在一张轻便小桌上喝着熟食店里买来的咖啡，计划着接下来该怎么做。我需要一些钱来搞个新的抽水马桶，还要一台咖啡机，再来几码窗帘布把窗户装点起来。在我想象的悠扬乐声中，实用的东西通常都模模糊糊看不太清楚。

最后我还是不得不放弃了我的咖啡馆。 1976 年，我在底特律遇到了乐手弗雷德索尼克史密斯。这个没料想到的邂逅慢慢改变了我人生的进程。我对他的渴望沾染了每一样事物—我作的诗，我写的歌，我全心全意都是他。我们忍受着人隔两地的相思，在纽约和底特律之间来来去去，短暂的相聚之后又是煎熬的别离。我才刚规划好安装水槽和咖啡机的位置，弗雷德就来恳求我搬去底特律跟他一起住。那时候看起来，似乎没有比跟爱人会合更重要的事了，我命中注定要嫁给这个男人。我毫不犹豫就跟纽约和这个城市所装载的雄心壮志说了再见。我把最重要的东西打包，其他的就抛到脑后了。眼睁睁地，看着我的押金和咖啡店就这样没了。但当时我一点也不在乎。那些我坐在小桌旁，一个人沉浸在咖啡店梦想的光晕中喝着咖啡的时刻，对我来说已经足够。

在我们第一个结婚周年纪念的几个月前，弗雷德跟我说，如果我答应给他生个小孩，他就先带我去世界上任何我想去的地方旅行。没有任何犹豫，我就选了马罗尼河畔圣洛朗，那是法属圭亚那西北边境上的小城，地处南美洲大西洋北海岸。很久以来，我一直都想去看看这个曾经的法属流放地现在变成怎么样了，当年许多重刑犯被装船载到这里，然后转往魔岛。在《小偷日记》里，让热内写到了圣洛朗，说那是一块神圣之地，也写到过去被监禁在那里的囚犯，寄予诚心诚意的感同身受。在他的书中，他写到罪犯世界中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描述在法属圭亚那势力所及的可怕地带上，人们凭借一股男子气概的神圣特质，将冠冕饰以繁花。他降尊纡贵，与罪犯们为伍：进出感化院，到处偷鸡摸狗，也坐过三次牢。但当他被判刑，要被送到这个他如此尊崇的监牢时，因为人道的理由，政府把这里关闭了，剩余还活着的囚犯被解送回法国。后来，热内的刑期是在弗雷斯纳度过的，他始终抱憾，没能亲炙他所渴望的荣光。他伤心欲绝地写道：

热内进监狱的时间来得太晚，来不及参与进被他用文学作品刻画而得不朽的同志情谊中。他被排拒在监狱的墙外，正如《花衣魔笛手》的故事里，哈默尔恩的跛脚男孩因为到门口时已经太晚，无法进入孩子的天堂。

那时候热内已经七十岁，据说身体状况不佳，应该不太有可能自己去到那里。我想象如果能够带点当地的泥土和石头给他，应该是美事一桩。我平常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弗雷德虽然常常觉得好笑，但这回对我没事自找的任务倒没有嗤之以鼻，没多说什么就同意了。我写了封信给威廉·巴勒斯，我二十岁出头就认识他了，他跟热内很熟，而且本身也是个性情中人，他答应会找个适当的时机，帮我把石头转交给热内。

为了准备这趟旅行，弗雷德和我花了好几天在底特律公共图书馆里，研读苏里南和法属圭亚那的历史。我们期待着要去探索一个我们两人都没去过的地方，规划出了旅程的前面几个阶段：唯一可行的路线是先搭客机到迈阿密，然后转当地的航班，经过巴巴多斯、格林纳达和海地，最后降落在苏里南。我们得找路去到首都外围的一座河畔小镇，再从那里雇一艘船，横渡马罗尼河，进入法属圭亚那。我们把行程中的每一站都给标出来，忙到大半夜。弗雷德带了好几份地图、卡其布衣裤、旅行支票和罗盘，把原本的长头发给剪短，还带了一部法文辞典。当决定要做一件事时，他会考虑得很周到。不过他倒没去研读热内。这个部分他留给了我。

弗雷德和我飞去迈阿密那天是个星期日，我们在路边找了一家店名叫托尼先生的汽车旅馆住了两个晚上，房间里低矮的天花板上，用螺栓固定着一台黑白电视机，投币才能看。我们在小哈瓦那吃了一些红色的豆子和黄色的米，还去参观了鳄鱼世界。这两天的短暂停留帮助我们适应了接下来要面对的酷热天气。旅程中的飞行很花时间，所有的旅客都要在格林纳达和海地下飞机，因为每到一处货舱都要搜查一遍，看有没有走私货品。我们最后降落在苏里南的时候是一大早，当大家成群走上巴士要被载往旅馆时，一帮年轻的士兵手持着自动枪械等在一旁。 1980 年 2 月 25 日发生的、推翻民族党政权的军事政变一周年快要到了，只比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早几天。我们是这附近仅有的两个美国人，他们向我们保证会保护我们。

接下来几天，首都帕拉马里博的天气热得我们都抬不起头，总算找到了一个向导，开车载我们跑了 150 公里，到了法属圭亚那边境河西岸的阿尔比纳小镇。粉红色的天空雷电交加，犹如血管密布。我们的向导找到了一个年轻男孩，他答应带我们过马罗尼河到对岸，乘的是一种长长的、中间都挖空的独木舟。我们的行李之前装东西的时候都经过审慎考虑，所以很好处理。我们搭乘的独木舟划出去的时候下着小雨，随后没多久就升级为来势汹汹的倾盆大雨。独木舟吃水甚深，男孩递给我一把伞，同时警告我们，不要把手指伸进旁边的河水中。我到这时才突然发现河里成群游着一种小小的黑鱼。食人鱼！他看我迅速把手缩回来，不禁一笑。

船行了一个钟头左右，男孩让我们在一处泥泞的河岸离船上岸。他把独木舟拖上岸，就跟几个工人躲雨去了，遮雨的地方是用一长条黑色的油布，撑在四根木头的竿子上。看我们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走，他们好像觉得很有趣，就指给了我们往主路去的方向。我们费力爬过了滑溜的小山丘，麦提斯沃洛的名曲《梭卡舞》里面的卡利普索节拍，从一个手提式音响飘送过来，但几乎都淹没在这下个不停的雨中。我们全身都湿透了，拖着脚步走过这空荡荡的小镇，最终躲进了没准是这里仅有的一家酒吧里避雨。酒保端给我一杯咖啡，弗雷德点了啤酒。店里有两个男人正喝着卡尔瓦多斯苹果白兰地。我后来又喝了好几杯咖啡，弗雷德则用破碎的法语加英语跟一个穿皮衣的家伙攀谈了起来，据说是附近海龟自然保护区的负责人，整个下午就这样过去了。等雨变小一点时，当地旅馆的老板出现了，邀请我们去住宿。然后一个比较年轻，更阴沉一些，但跟老板有点神似的人物也跟着登场，说要帮我们拎行李，我们随着他们沿一路的泥泞走下坡，来到新的投宿地点。我们原本连旅馆都没有订，如今却有一间客房正等着我们。

加利比旅馆完全是斯巴达式的简朴清苦，不过住起来还算舒服。一小瓶兑了水的干邑白兰地，连同两个塑料杯放在柜子上。我们累坏了，睡得很沉，任凭越下越大的雨毫不留情地敲打着白色瓦楞铁的屋顶。等我们醒过来，发现有大碗的咖啡正等着我们。早晨的太阳很烈。我把我们的衣服晾在天井。有一只小小的变色龙停在弗雷德的卡其衬衫上，颜色也随之趋于相近。口袋里的东西，我摊在一张小桌子上。皱巴巴的地图、受潮的收据、支离破碎的水果，还有弗雷德随身携带的吉他弹片。

接近中午的时候，有个水泥工人载我们绕着圣洛朗监狱遗址的外围兜风。有几只走失的鸡在泥土上搔抓，旁边还有一辆翻倒的自行车，但附近似乎都没有人。我们的司机跟我们走过一道低矮的石砌拱门，然后就自顾自地离开了。监狱院子里，有一种大起大落的暴发城镇那种物在人亡的悲剧气息—就从这里，把人的灵魂给埋葬了，然后将躯壳送到魔岛。弗雷德和我走在这一片仿佛具有魔法的静默之中，小心不去打扰统摄着这里的神灵。

为了寻找合适的石头，我走进了单人囚室，仔细检视像是刺青在墙上的褪色涂鸦。毛茸茸的睪丸，带有翅膀的阴茎，热内的天使们最重要的器官。不是这里，我心想，还不是。我环顾四周想找弗雷德。他正努力从长得太高的草丛和棕榈树之间翻找出一片小小的墓地。我看他停在一块墓碑前，碑上刻着：他在那里站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没去打扰他，对着附属建筑端详了起来，最后选择了大囚室的泥地来收集石头。这里很潮湿，地方大概有一个小型的飞机棚那么大。钉进墙里的铁链都锈得很厉害，细长的光束照在上面。不过还是有一点生命的气息：粪便，泥土，和一长串急忙飞走的甲壳虫。

我往下挖了几英寸，希望能找到当年被囚犯长满厚茧的脚掌或狱卒的靴底所压进土里的石头。我选了五颗，放进一个超大号的茨冈牌香烟火柴盒里，附在石头上的泥土也没掸掉，尽量原封不动地保存起来。弗雷德用他的手帕帮我揩去手上的土，然后抖了抖，把那个火柴盒包了起来。他把这一整个包裹放在我的手里，这是将这些石头交到热内手上的第一步。

题图来自： amaz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