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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墨西哥城国际机场出来，路上挤满了汽车、公交和卡车，堵在路上的一个小时里，我一直向车窗外面看，寻找曾经熟悉的路标、街道和社区，这些地方有我儿时记忆的蛛丝马迹。

我曾在这个城市学会读书、写字，这是我第一次上学、第一次去墨西哥城国家博物馆的城市，也是我第一次领略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胡塞·奥兹可（José Orozco）和大卫·艾尔法罗·西奎罗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壁画的城市。我在这里学会了轮滑，就在玫瑰区日内瓦大街上殖民地风格公寓楼铺满瓷砖的院子里。我还在查普泰派克公园（Chapultepec Park）学会了骑自行车，爬上了特奥蒂瓦坎古城遗址里的太阳和月亮金字塔，还在霍奇米尔科两岸鲜花盛开的运河里泛过舟。我记得在马戏团里迷过路；我记得妈妈拉着我的手，走路送我去上学；还记得路边摊烤玉米糊的香味。

如今度过半生，我又回到了这个地方。我下榻在了罗马区的一家酒店，罗马区是墨西哥城中一个遍布咖啡馆、美术馆和广场的波西米亚街区。几分钟之后，我走入这个让人目眩神迷的城市，用我的脚去观察这里的土地，触摸它、感受它的气息。看门人提醒我暴风雨将至，但我还是踏上了林荫浓密、繁忙、纵横交错的大街。虽然上一次来到墨西哥城还是几十年前，但我确定，即便是在晚上或是雨中，我依然会记得这里的路。

我有一个地方要去，那是一家叫做可兰德斯蒂娜（Clandestina）的地下麦斯卡尔酒吧。我想用人生的第一杯麦斯卡尔酒来庆祝我重返墨西哥城，人们告诉我，可兰德斯蒂娜酒吧的麦斯卡尔酒是小镇上最棒的。我在起伏的街道上悠闲地散步。小商贩和警察、服务生和酒保为我指引方向，他们指的方向各不相同，让我不断地原地打转。暴雨来临，路旁的人行道和排水沟满是水，室外的咖啡厅和沿街的店面也都一扫而空。我问了一个满头脏辫的人，他倚在一家昏暗的沿街铺面门口，我浑身已经湿透。我问，你知道可兰德斯蒂娜酒吧吗？他笑了笑，很显然这是他希望听到的问题。

他说：“你来对地方了。”他向里屋招招手。转角座位上的一堆情侣向外望了望我之后继续喝着酒，烛光下很难看清他们的样子。在一个半封闭的包厢里，四个人在喝酒的同时发出高调的笑声。一名服务生拿着一份麦斯卡尔酒单出现在我面前，满头脏辫的那个伙计拉了一个凳子坐到了我的旁边，摆上了一排半满的酒杯。每一杯下肚的时候我都会倒抽一口冷气，到第六杯的时候就撑不住了。我又点了一杯麦斯卡尔和内格罗尼的鸡尾酒。小酌之后付过账，我开始找回酒店的路。我依然选择了走路，而且是在黑暗里、在雨中。酒店员工第二天告诉我，我真是个幸运的姑娘。我觉得这是一种魔力。

很多时候，你都能感觉到墨西哥城向你扑面而来，路的两边满是古怪酒吧、玻璃塔、破旧房屋、墨西哥卷饼摊、小酒馆、上等餐厅以及富有艺术气息的酒店。生活的画卷就这样在大街小巷、广场公园、市场和商业区、市中心和郊外以及遥远的山区中展开。很少有一个地方能让人如此发狂，又如此美丽、神秘而不可思议。

如今的墨西哥城有毒品贩卖网络、绑架、杀害和腐败等一系列问题，但它仍然是世界级奢华度假游的好去处。这里不乏精致的美食和酒店，沙龙和私人夜店，也是游客、明星和富二代们游乐的好去处。

在这个拥有 2200 万人口的大都市，旅游业蒸蒸日上，居 2016 年度必游城市排行榜的第一位，墨西哥城是拉丁美洲最为锐意进取的城市，2015 年，墨西哥城迎来了 630 万外国游客，2012 年这个数字还只有 490 万。这里有 70 万来自美国的移民，他们当中有退休老人、服务生、艺术家以及企业高管。

总地来说，墨西哥的旅游业在近三年获得了重要发展；墨西哥的旅游产业在全球排名第九。墨西哥旅游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 年的国际游客数量为 2340 万人次，而 2015 年则上涨到了 3210 万人次。大部分游客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和西班牙。但在特朗普当选之后，国际游客的数量可能会逐渐减少。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观点增加了美国与墨西哥关系的不确定性，墨西哥国内犯罪率的攀升对于旅游业也有会一定的影响。

墨西哥的首都（不包括其他城市）在 2010 年将同性婚姻合法化，这在拉丁美洲十分罕见。旅游行业还不断开拓着同性恋游客市场。2015 年，墨西哥旅游业收入达到 171 亿美元，而在 2012 年，这个数字还只有 127 亿美元。

墨西哥城与巴西的圣保罗都面临着贫困和暴力的问题，两个城市也在拉丁美洲最富裕城市的角逐中不相上下。墨西哥城的人均年收入为 1.8 万美元，这个数字高出许多拉美城市，墨西哥城的中产数量在不断扩大，在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中排名第 30。

旅游业在某种程度上攫取了墨西哥城，因此游客们眼中的墨西哥城与我所看到的相差无几也并不奇怪。今年夏天，我在一个明媚的周六早晨走在历史悠久的城中区，我在家人、情侣和游客组成的人群中穿行，牛群绕着中央广场踱步。中央广场位于城市的正中央，是由西班牙人在阿兹台克城特诺奇蒂特兰的废墟上建造的一个大型石结构广场。

平时，联邦和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在西班牙占领时期的宏伟建筑内办公。但在周末，这些地方就变成了游客中心，当地和外国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发自拍，在入口处排队参观巴洛克风格的大都会教堂和国家皇宫。

中央广场附近街道两侧的运动酒吧在那天挤满了球迷，他们为电视屏幕上德国和法国队的比赛高呼呐喊。购物的人们在玛德罗大道上穿梭，在冰激凌和墨西哥卷饼小摊前驻足，在打折服装店和甘地书店进进出出。几个街区之外，墨西哥国家美术馆，几个人在售票处排队（每人 60 比索，不可用美元或信用卡支付），年轻的妈妈们和咿呀学步的孩子排在大理石台阶前，欣赏那些美妙绝伦的壁画。

我第一次参观这个美术馆还是小时候，直到现在它也没有什么变化。这里还是一个大教堂，威严庄重，除了玻璃墙后面的一个艺术书店以外，这里与当年我还是个满怀崇敬的小女孩的时候没有什么变化。外面的风景也似曾相识：小商贩把纪念品摆在街道两旁，抗议者发着传单，青少年抽着烟嬉笑着。街的对面，有在阿拉米达中央公园野餐的家庭。

我走到几条街之外的圣胡安市场，这个地方在旅游手册上面是个十分出名。圣胡安市场周围有许多馅饼摊，露天鸡肉摊上摆着新杀的鸡，还有许多热闹的街道。市场里面，走马观花地看在箱子中“展览”的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水果（那些樱桃啊！）和新鲜的蔬菜，这里还有一些不常见的食物，光日本的蘑菇就能有 15 种。转了几圈之后，我回忆着小时候尘土飞扬、到处苍蝇的街市，也理解了为何如今通风良好、干净卫生的市场大厅会吸引来众多的主厨和老饕。

在回罗马区酒店的路上，我绕路去了玫瑰区，那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我们从波多黎各来到墨西哥城，我的父亲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学医。他在学校的时间，我的律师妈妈就在家里做家务。在墨西哥生活了三年之后，我们回到了波多黎各，妈妈继续做律师，爸爸结束实习之后也开始行医。我们当年在日内瓦大街上的公寓已经不见了，找不到曾经的母校梵戴克学院，修道院走廊里戴眼镜的修女和高门废墟也不见踪影。附近社区的夜生活十分热闹，酒吧商店林立。我童年的那些市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现在只存在于我的记忆里。我回到了罗马区。

罗马区的 La Cervecería de Barrio 餐厅正值周末晚间用餐高峰，十分忙碌。我占到了一个可以看到大地女神喷泉（Fuente de Cibeles）的位置——它是马德里大地女神喷泉的复制品。这里是个社区小广场，是一个周围布置着蜡笔色折叠椅、阳伞和桌子的环形交叉路口。酒吧、咖啡馆和小商店四下分布着。附近的常客、跑步者还有骑自行车的人都聚集在小广场上，这是罗马区以及邻近的康德萨区——一个安静并且更加排外的飞地，里面有很多精品酒店、装饰艺术和加利福尼亚建筑以及颇具历史意义的阿姆斯特丹大街和墨西哥公园的林荫路——等墨西哥城比较有钱的街区里经常出现的场景。罗马、康德萨和波朗科这三个区构成了墨西哥最为高档时尚的三角地带。如果说罗马区和康德萨区让人联想起巴黎玛莱区的话，波朗科区则更像是洛杉矶的比弗利山庄（Beverly Hills，被称为“全世界最尊贵的住宅区”，译注）。

大城市通常都会用文学、艺术、时尚、剧场、音乐和多元化等方式来定义自己。这些元素墨西哥城同样全都拥有。如今在这座平均年龄只有 27 岁的千年都市里，新一代厨师正引领着文化潮流，开创了新的美食运动，并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全新声誉。

《千年报》（Milenio）专栏作家卡洛斯·普格（Carlos Puig）在罗马区专做瓦哈卡菜的简洁服务餐厅 Aguamiel 吃午餐时对我说：“他们都是有远见的人。我们从来不缺有远见的人。”——不过这次他们不只着眼于国内，而是有着全球化视野。他和妻子、电影制片人兼记录片制片人伊索尔·伊瓦拉（Yissel Ibarra）在墨西哥电影协会（Instituto Méxicano del Cinematografía，简称 IMCINE）工作，对餐饮界都很熟悉。经过一番讨论之后，他们一致认为，备受好评的 Pujol 餐厅里的著名主厨、40 岁的恩里克·奥维拉（Enrique Olvera）是墨西哥烹饪革命的领军人物。

尽管是由当地居民提出来的，不过确实可以有把握地说，现在 Pujol 餐厅的声誉正如日中天。它是当地美食家以及国际评论家和主厨的宠儿。这家有着 16 年历史的餐厅是在 2010 年迎来转变的，当时，哥本哈根世界顶级餐厅之一 Noma 餐厅的主厨勒内·雷哲皮（René Redzepi）访问了这里，离开之后就开始在全世界大加宣扬。

墨西哥城的胃炎患者突然大量增加。“那时候大家都很有热情，”七月份奥维拉在他位于纽约市颇受欢迎的 Cosme 餐厅（今年他打算在曼哈顿开第二家）里喝咖啡时这样告诉我，他说墨西哥的美食革命“让所有人惊讶，但我早就知道会发生的。”

“我年轻的时候就曾这样梦想过，”他又接着说：“我知道我们很有可能会创造一个新菜系。”

于是我亲自来感受这个新菜系。在波朗科区一条树木繁盛的大街上，Pujol 餐厅安静地等候在那里。餐厅的工作人员说话低声细语，脚步轻柔地穿行在深灰色墙面、精美艺术品和烛光灯影交织出的私密空间里。这里既有珠宝盒般的优雅，也有教堂似的庄严。菜单是装在一个密封的羊皮纸信封里拿上来的，感觉就像一道皇家诏令。餐厅里随处可见情侣、三五成群的朋友和漂亮的交际花。菜品不停地端过来送过去，我数不过来，连看都看不过来，所有菜的卖相都很精美。夜幕慢慢降临了，以一种仿佛精心计算好的节奏。餐厅里依然安静，从没出现过喧哗。我心中有些敬畏。在我小的时候墨西哥城可从来没有这样的地方，即使后来长大了也去过一些高级餐厅，但 Pujol 餐厅现在仍无愧于它的顶级地位。

特丽莎·齐夫（Trisha Ziff）说：“我觉得墨西哥以前一直被误会，所以名声不佳，直到最近这些年才有好转。”她是来自巴西的记录片制片人和电影制作人，已经在墨西哥城生活了 12 年。我们一起在 Maximo 餐厅吃午餐，奥维拉的徒弟爱德华多·加西亚（Eduardo García）在这里准备了城里最好吃的法国风味墨西哥菜。

她说：“一直受到无休止的攻诘反而会带来一种奇特的自由感，那是一种很有创造力的无序状态。我们会去冒险，因为没有什么好失去的。我们的文化就是在冒险，所以它才如此有活力。不管美食、音乐和时尚都是如此。年轻和能量让这个城市充满了活力。”

墨西哥的旅游和文化繁荣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过去大约一年时间里慢慢达到临界点的。

协助政府运作的经济学家帕特里夏·梅尔卡多（Patricia Mercado）坐在一间可以俯瞰宪法广场（Zócalo）的办公室里说：“这就是年轻的一代。”她从政府事务之中抽身出来几分钟时间，列出了带来城市崛起的几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方面：自由的政策、人权和教育、合法堕胎和同性婚姻、还有她作为中坚力量参与其中的强大的女权运动。

墨西哥城文化部长爱德华多·巴斯克斯·马林（Eduardo Vázquez Marín）是这样说的：“这是一座难民城市，一座移民城市，一座有着极大文化差异性的城市。”

我们约在洞穴一般的城市博物馆（Museo de la Ciudad）见面，他说，正是 2006 年墨西哥城拒绝加入联邦政府对贩毒集团展开的全面军事战争，才让这座首都在一个十年以来约有十万人死于毒品暴力的国家里，得以维持相对安全的局面。

但贩毒集团并不是牵扯进流血事件的唯一非法势力。墨西哥和国际人权组织活跃分子指责联邦政府没有尽职调查两年前格雷罗州 43 名大学生的失踪事件。这些学生被与警察串通一气的毒贩黑帮绑架，很可能已经被杀害了。不过政府的调查仍在继续，9 月，检察长办公室的调查工作负责人辞职了。

墨西哥城一直没有忘记这些学生。第一长街改革大道上竖立着一个数字 43 形状的大型红色雕塑。

回顾过去的几十年，巴斯克斯寻找着导致城市复兴的转折点和相关因素。他想到 1985 年毁灭性的大地震给首都造成了极大刺激，并且激发出了一种持久的团结精神。然后是 1997 年，墨西哥城选举出了推进社会和经济改革的自由政府。2007 年堕胎合法化，2010 年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些做法不顾墨西哥传统和天主教会的存在，直接把这座城市拉进了 21 世纪。

他表示：“墨西哥城就像一个火车头，它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在罗马区的拉卡索纳酒店（La Casona）住了六天之后，我又住进了波朗科区的拉斯阿尔科巴斯豪华精选酒店（Las Alcobas），酒店位于马萨里克大街，这条街相当于墨西哥城的罗迪欧大道（Rodeo Drive，洛杉矶最奢华的高档商业街，译注）。拉斯阿尔科巴斯酒店距离建筑大师里卡多·列戈瑞达（Ricardo Legorreta）1968 年的杰作皇家大道酒店（Camino Real hotel）不远——那个酒店看起来就像是明亮的黄色和粉色中隐藏的幽灵。相比之下，拉斯阿尔科巴斯酒店的外观就有点相形见绌了，不过这里的门房会像对待皇室一样接待你，从以红木螺旋梯为中心的精致大堂也可以看出酒店的奢华舒适设计。

我没什么日程安排，沿着改革大道走了很久，一直穿过查普尔特佩克公园。这个公园是我成长时期最喜欢的地方，我在这里学会了骑自行车、骑驴子。漫步在高大的树木之间，我随意看着人行道上的摄影展，还有墨西哥艺术家设计的足球式大屏幕。橙色和蓝色的踏板船点点分布在平静的湖面上。租船入口处、墨西哥快餐店和食品车前都排了长队。今天是工作日，但给我的感觉就像是记忆中星期天的公园一样热闹。

几个小时之后，我在墨西哥城的最后一晚坐在了大热门之一的 Dulce Patria 餐厅的红色天鹅绒软椅上。房间的设计让人想起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墨西哥色彩、建筑和艺术。弗里达·卡罗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脑海中。主厨玛莎·奥尔蒂斯（Martha Ortiz）是墨西哥仅有的几位女性顶级厨师之一，今年已经 49 岁，比很多新晋的著名厨师都要年长。她的餐厅给人的感觉很极端。我认识的人里，有人很讨厌这里，还有人特别喜欢。

我的主菜是一份配着不常见的墨西哥蔬菜的猪排，装在一个有着画笔描边装饰的盘子里。盘子本身就很漂亮，值得拍下来。用餐到最后时，玛莎主厨走到了我的桌边。她很高很瘦，黑色头发精心梳理在瘦削的脸颊两侧。她弯下腰、伸了伸瘦瘦的手掌，然后就像突然出现时一样离开了。

我慢慢走回拉斯阿尔科巴斯酒店，心里一直想着那些盘子上盘旋的色彩，以及 Dulce Patria 餐厅里的猩红和宝石红、翠绿色和靛蓝色。这就是现在的墨西哥。

翻译 熊猫译社 孙一 乔木

题图来自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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