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新年到来前,人生突然改变,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一次对个人的恐惧和丧失亲人的准确、坦诚而具有穿透力的记录,作者勇敢地说出了事实。——《纽约时报书评》
作者简介:
琼·狄迪恩(Joan Didion):美国著名作家、记者,生于 1934 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20 世纪 60 年代步入文坛,以出色的小说、剧本、杂文和文学性新闻写作奠定了在美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作品有《向伯利恒跋涉》《最好的狄迪恩》《蓝色的夜》等。
2005 年,琼·狄迪恩凭借《奇想之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 2007 年,她又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为对美国文学具有卓越贡献的作家颁发的年度奖章。 2013 年,美国政府授予琼·狄迪恩美国艺术与人文国家奖章。
书籍摘录:
1
人生突然改变。
人生在一刹那间改变。
你坐下来吃晚饭,你所熟知的生活就此结束。
自怜自哀的问题。
这是我在事发之后写下的最初几行文字。微软Word文档(“变化札记. doc”)显示的修改时间是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日晚十一点十一分,不过当时的情况,大约是我打开文档后,条件反射地在关闭前点了一下保存。整个五月,我没有修改过这份文档。自二零零四年一月起,也就是事件发生的一天、两天,抑或三天后,我写下这几行文字,便没有做过任何改动。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没有提笔写过任何东西。
人生在一刹那间改变。
那一刹那稀松平常。
在某个时间点,为了铭记这个事件最令我惊异的部分,我考虑过要添加如下字眼:“那一刹那稀松平常。”但我立即明白,“稀松平常”这个词其实全无添加的必要,因为我绝不会忘记:这个词从未离开我的脑海。正是大事件之前周遭一切稀松平常的本质,不断阻挠着我,令我没法理解它、接纳它、渡过它,乃至不能真心相信事件已然发生。如今我确认这一现象其实是普遍存在着的:遭遇突发灾难,我们关注的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时,周遭的情况是多么平凡。飞机坠落时湛蓝的天空;汽车燃起大火时正在办理的例行差事;孩子们像往常一样荡着秋千,而响尾蛇钻出常春藤咬了他们一口。一位精神科护士的丈夫死于高速公路上的一场车祸,我在她的描述中读到:“他正行驶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开心、成功、健康,然后就没了。”一九九六年,我采访过一些人,他们都亲历过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檀香山的那个早晨;无一例外,他们对珍珠港事件的讲述都以如下措辞开头:那是个“稀松平常的星期日的早晨”。多年以后,当纽约居民回忆起美航第十一次航班和联航第一七五次航班撞向世贸双子塔的那个早晨,他们仍然会说“那不过是九月的一个稀松平常的日子”。即便是“九一一事件”调查报告,开篇也是这常常带有预兆性,却依然令我们瞠目的说辞:“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二,美国东部破晓的天空万里无云,空气温暖而湿润。”
“然后——就没了。”我们在生的怀抱中死去,圣公会教徒在墓地前如是说。后来我意识到,我肯定向最初几周来到家中的每位宾客一遍遍重述了事件的细节;所有这些亲戚朋友都帮忙带来食物,倒好饮料,在餐桌上摆好餐具,款待午餐或晚餐时家中的诸多来客;所有这些人还帮我收拾餐盘,冷藏剩饭,打开洗碗机,把我们(我还没法用“我”的概念来想问题)原本空荡的房子塞得满满当当,即便在我去卧室(我们的卧室,这间卧室的沙发上仍然搁着一件特大号毛巾布袍子,是我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从贝弗利山的理查德·卡罗尔商店买回来的)睡觉后都有人留守,并把门关上。在我的记忆中,关于最初几天乃至几星期最清晰的印象,是那些我被突如其来的心力交瘁击垮的瞬间。我不记得跟任何人讲过那些细节,但我肯定这么做了,因为似乎每个人都知道。某个时刻,我想过事情的细节有可能是在他们中间传开的,但又立即否定了这种可能性:他们对事情来龙去脉的把握都太过精准,不可能出于彼此相传。那只可能出自于我。
我明白事情只可能出自于我的另一个原因是,听到的每一个版本,都不包含我当时无法面对的细节,比方说客厅里的那摊血迹,它直到何塞第二天上午回来才被清理干净。
何塞。他是我们家的一员。那天(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些时候,他本该飞往拉斯维加斯,却没能成行。何塞那天上午一边哭一边清理血迹。我把事情告诉他时,他一开始并没有听明白。显然我不是一个理想的讲述者,我的版本不仅逻辑混乱,还有很多遗漏,我的言语无法表达当时情景的核心事实(后来当我把事情告诉金塔纳时,也同样词不达意)。但待到何塞看到血迹,他就明白了。
他那天上午来我家之前,我已经拾起了扔在地上的注射器和心电电极,但我没法面对那摊血迹。
事情大概是这样。
现在我提笔写下这些文字,时间是二零零四年十月四日下午。
九个月零五天前,也就是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晚上九点左右,我同丈夫约翰·格雷戈里·邓恩在纽约寓所的客厅里刚刚坐下吃晚饭,他当时看上去(后来得到确证)是突发了严重的冠心病,这最终令他丧命。我们的独生女金塔纳在过去的五天里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住在贝斯以色列医疗中心辛格分院的重症监护病房里。这家医院(二零零四年八月停止营业)位于东区大道,是大家熟知的“贝斯以色列北院”或“达可塔斯医院”。起初我们以为她得了严重的流感,在圣诞节一早将她送去急诊室,可她的病情却恶化成了肺炎和败血性休克。接下来的那段时间,那几星期乃至几个月中,我曾经拥有的关于死亡,关于疾病,关于概率和运气,关于好运与厄运,关于婚姻、子女与记忆,关于丧恸,关于人们直面死亡的事实时采取的应对方式以及无法应对的方式,关于理智的肤浅,以及关于生命本身的任何一个固有的观念,都被切割得支离破碎。而这些文字是我的一番尝试,我试着去弄明白这其中的意义。我把毕生都献给了写作。作为一名作家,自孩提时起,在我的文字还远远没有化作纸上的铅字时,我脑中便形成了一种观念,认为意义本身居于词语、句子和段落的韵律之中;我还掌握了一种写作技巧,将我所有的思考和信念隐藏在愈发无法穿透的文字虚饰背后。我的写作方式是我的存在方式,或者说已经成为了我的存在方式;然而在这本书中,我希望拥有的却不是词语及其韵律,而是一间配备有 Avid 数码剪辑系统的剪辑室。我可以按下一个键,便打乱时间的顺序,在同一时间里向你们展示如今来到我跟前的所有记忆画面,由你们来选择不同的片段,那些微妙的、不同的表达,那些对同一语句的多种解读。在这本书中,我只有超越词语才能找到意义。在这本书中,我需要穿透我的所有思考和信念,即便只是为了我自己。
2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一个星期二。
我们已经去贝斯以色列北院六楼的重症监护病房探望过金塔纳。
我们已经回到家中。
我们已经讨论过是外出吃晚饭还是在家吃。
我说我待会儿给壁炉生火,我们可以在家吃饭。
我生好火,我开始准备晚饭,我问约翰要不要喝杯酒。
我给他倒了杯苏格兰威士忌,拿到客厅里,他正坐在炉火旁的椅子里读书,那是他惯常的座位。
他读的是戴维·弗罗姆金《欧洲最后的夏天:是谁发动了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战?》的试读本。
我做好晚饭,在客厅里摆好餐桌,只有我们两人在家吃饭时,我们都会坐在这处烤得到炉火的位置。我发现我一直在强调炉火,因为炉火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在加利福尼亚长大,约翰和我在那里居住了二十五年,在加利福尼亚我们用炉火给房子供暖。我们甚至在夏夜都会生火,不然雾气会进来。生火表示我们已经回到家中,我们画出了一个安全的范围,我们会平安度过夜晚。我点亮蜡烛。约翰在入座前让我再给他倒一杯。我倒好递给他。我们在桌边坐好。我集中注意力搅拌沙拉。
约翰说着话,然后他停住了。
在他停止说话的前几秒或前一分钟里,在某个时刻,他问我给他倒的第二杯酒是不是纯麦芽苏格兰威士忌。我说不是。我倒的威士忌跟第一杯一样。“那就好”,他说,“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但觉得你不会让我混着喝。”在那几秒或一分钟里的另一个时刻,他谈论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性,说它决定了二十世纪余下的整个时期的走向。
我不知道当他停止说话时,我们在讨论哪个话题,是苏格兰威士忌,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我只记得自己抬头看时,他举着左手,人却耷拉着一动不动。一开始我以为他在开一个一点都不好笑的玩笑,试图让这一天的艰难显得尚且能够应付。
我记得自己说,别这样。
可他并没有回答,我最先想到的是他也许被食物噎住窒息了。我记得自己将他从椅背上架起来,要对他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我记得他重重地向前倾倒,先是撞上餐桌,然后仆倒在地板上。厨房的电话旁贴着一张卡片,上面有几个纽约长老会医院的急救号码。我把这些电话号码贴在电话旁,不是因为预计到会发生这样的状况。我贴这些号码,是怕万一楼里有其他人需要叫救护车。
其他什么人。
我拨通了其中一个号码。调度员问他还有没有呼吸。我说快来救人。医护人员抵达时,我试图告诉他们都发生了什么,可在我说完之前,他们已将约翰躺倒的那部分客厅变成了急救室。其中一位(他们一共三个人,也可能是四个,甚至一小时后我还是搞不清人数)在向医院报告约翰的心电图,他们好像已经在传输数据了。另一位正在拆注射器的包装(第一枚还是第二枚,反正后来还用了很多。肾上腺素?利多卡因?普鲁卡因胺?这些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名字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记得自己说他可能是窒息了。但医护人员检查了一下,立即否决了这种可能性:呼吸道是通畅的。他们现在要使用心脏除颤器,试图恢复约翰的心律。他们也许让约翰恢复了一拍正常的心跳(也许只是我一厢情愿,我们都沉默不语,约翰被震得剧烈跳动了一下),然后心跳又没了,然后又震了一下。
“他还在颤动”,我记得拿着电话的那位医护人员这样说道。
“室颤,”第二天上午,当约翰的心脏病医生从楠塔基特打来电话时,他这么解释道,“他们说的应该是心室颤动。”
他们说的也许是“心室颤动”,也许不是。心房颤动并不会直接引发、也不会必定引发心跳骤停。但心室颤动却会导致这种后果。也许他们说的就是心室颤动吧。
我记得自己试图在脑海里厘清接下来都发生了什么。既然救护小组已经在客厅里了,那么按照逻辑,下一步就应该去医院。我突然意识到,救护小组会突然就决定去医院,而我还准备不足。我手头可能没有需要携带的东西。我可能会浪费时间,被他们丢在后头。我找出自己的手提包、一串钥匙,以及约翰的医生对他的病史所做的概述。当我回到客厅时,医护人员正在观察他们放在地板上的监视器。我看不到监视器的画面,只好注视着他们的面庞。我记得其中一位匆匆看了另外几人一眼。当他们决定要走时,一切发生得太过迅速。我跟着他们走向电梯,问能不能跟他们一块儿走。他们说得先把轮床送下去,我可以搭乘第二辆救护车。其中一位医护人员陪我一起等电梯上来。待他和我钻进第二辆救护车时,装着轮床的那辆救护车已经发动起来从大楼前门开走了。我们那栋楼跟纽约长老会医院(那个院区原先是纽约医院)隔了六个穿城街区。我的记忆中既没有任何救护车的警报声,也没有那时的交通状况。当我们抵达医院急救中心的入口时,轮床已经被推进了医院大楼。一位男士在车道上等候。我视线里的其他人都穿着医护服,他却没穿。“这是那位妻子吗?”他问司机,然后转头对我说话。“我是您的社工。”他说。而我猜,在这个时候我就应该知道结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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