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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郑州电 — 四四方方的大型海关中心，就像是深入中国中部内陆的一座繁忙商业岛。

身着严谨制服的政府工作人员匆忙奔走在迷宫一般的木制集装架之间，那上面高高堆满了箱子——他们要计数、称重、扫描然后批准出货。一辆辆不甚醒目的卡车足足排列到一英里之外，等待着装载下一批货物运往北京、纽约、伦敦以及几十个其它目的地。

这个最为先进的服务设施是几年之前建造的，服务对象其实只有一个：全球出口商苹果公司，它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也是中国最大的零售商之一。

《纽约时报》查阅了机密政府记录，并采访了一百多名工厂工人、后勤管理者、卡车司机、税务专家、现任及前任苹果公司高管等人，结果显示，这一套安排得极为妥当的海关程序正是中国提供给全球最大 iPhone 工厂的特权津贴、减税和福利等隐藏补助的一部分。这一系列好处和奖励价值可达数十亿美元，对于苹果公司生产它最热销、同时利润也最高的 iPhone 手机极为重要。

一切都集中在郑州，这是一个拥有 600 万人口的城市，位于中国贫困地区。全速运行的工厂则归苹果的生产合作伙伴富士康公司所有，也由其管理。它每天可以生产 50 万部 iPhone 手机，现在当地人都把郑州叫做“iPhone 城”

当地政府确实在其中发挥了不少作用，政府至少拔给富士康 15 亿美元，用于建造大型厂房和附近的员工宿舍。他们还铺设公路、建起了发电站。

政府的帮助还包括工厂运行所需的可持续能源以及运输费用，以及帮忙招募装配生产线上的工人，为实现出口目标给工厂提供奖金。

所有这一切都支持了 iPhone 的生产。

郑州官员李自强表示：“我们需要一些可以让这个地区真正发展起来的企业。中国有句古话叫‘筑巢引凤’，现在凤凰就来了。”

美国官方长期以来一直谴责中国对国有企业的支持，认为那些补贴及其它援助在全球市场环境下是极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但郑州的工厂表明，中国政府的意图已经扩展到了吸引海外跨国公司到国内建立生产基地上。

当地以及省政府官员为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推动经济增长，用一揽子奖励计划来招揽制造商，使其生产更方便、成本更低。北京这几十年也一直从国家层面进行这样的奖励，比如开发经济特区、为跨国公司提供税收减免，并特许其免受成本高昂且繁重的政策约束。

通过这种方式，中国不像美国等地会出现国家和城市之间争夺公司的情况。全球化时代的竞争让跨国公司面临来自股东和客户的巨大压力，它们必须寻求最好的机会，也越来越依赖遍布全球的高度互联供应链。

不过让他们做出选择的原因不一定总是透明的。中国对公司的招揽通常是秘密进行的，很少暴露在公众监督或舆论之下——而且焦点常常停留在生产合作伙伴上，不会涉及到跨国公司本身。

中国的诱惑力太大了。戴尔、惠普和三星都已纷纷在中国设厂，以便降低生产成本、巩固基本生产线并伺机进入这个全球最大的消费者市场。他们之中很多都要依赖富士康这样的当地生产合作伙伴。

虽然苹果比很多科技公司进入中国都晚，但它现在在中国的销售额已经占到公司总收益的将近四分之一，而且中国的业务有着最大的利润空间。因此，郑州一例尤其表明了中国对于美国科技公司的重要性——特别是在 iPhone 生产以及最近的苹果产品零售方面。

一台 32G 的 iPhone 7 生产成本估计有 400 美元（约 2780 人民币），在美国的零售价格约为 649 美元（约 4510 人民币），苹果公司则从这种差价中抽了一部分出来作为自己的利润。结果是：据一家名为战略分析（Strategy Analytics）的调研公司的数据显示，苹果赚到了全球智能手机行业 90% 的利润，尽管论销售额它只占全行业的 12%。

很难去统计郑州的政府福利总价值有多少，也不好判定这给富士康或苹果带来了多少确切利益。中国政府和富士康都没有披露补贴金的情况。公共记录档案上也找不到。苹果公司表示，自己没有参与同富士康的谈判。

《纽约时报》获得的机密政府记录显示了几年以来的数次会谈，详细描述了郑州市官员如何讨论给予生产 iPhone 的“支持”，他们把这些福利称为“优惠政策”。这些记录还给出了福利的大致内容，其中包括在多个领域对富士康进行援助，比如基础设施、工人、税收和出口等。

作为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主，台湾公司富士康在这些争取奖励政策的谈判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公司的大小和规模以及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力是跟苹果公司相关联的。富士康是苹果最大的供应商，苹果则是富士康最大的客户。

两家公司在郑州结合到了一起。从工厂开工起，苹果就是富士康在这里唯一的客户。即使到了现在，苹果这家美国科技公司也几乎占据了郑州工厂产出商品的全部，这里生产的 iPhone 手机是全世界产量的一半。苹果公司也是使用此地海关设施的主要出口商。

面对一些质疑，苹果回应说他们知道中国政府的基础设施支持，但又补充说并不了解政府给予生产合作伙伴的具体补助补贴或税额优惠有多少。

富士康在一份附加声明中感谢了政府的支持，并提到税额优惠“和所有公司在世界其它国家进行重大投资时得到的类似地方优惠政策并没有什么不同”。

不断发展的反全球化浪潮，使得苹果和其它大型跨国公司直接进入到了美国和中国这两个越来越有侵略性的大国视线里。

候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发誓要减少政府对那些把工作岗位发展到海外的美国公司给予的全力支持，并威胁说要对他们销售回美国的商品施以惩罚性关税。苹果公司就是特朗普经常攻击的目标，他在竞选期间曾表示，他会让这家科技公司“在我们美国生产那些可恶的计算机和其它东西”。

而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正变得越来越不忍让，并对西方国家的影响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尤其是那些美国科技公司以及他们带给中国消费者的巨大影响力。一家国有出版物称苹果公司是“无缝渗入”中国的“金刚”之一，可能会对国家安全产生威胁。

不再满足于做世界工厂的中国，正在积极地发展属于自己的科技业巨头。北京敦促地方政府削减了政府补贴计划，其中一些在几年前还备受推崇。几十年来得到北京支持和保护的大型出口商，如今面临着广泛的审查。

监管机构在今年春天关闭了苹果公司 iTunes 电影服务 和 iBooks 电子书商店，而这两项业务当时刚引进中国六个月。中国政府因这个科技巨头没能全部完税，而向其收取罚金。而 iPhone 6 在上市前受到了全国范围的安全检查，延迟了它在中国的发布。

苹果公司目前在忙着做公司版的穿梭外交。12 月，作为与新政府建立关系的部分动作，苹果公司 CEO 蒂姆·库克和硅谷其它高管一同在纽约与特朗普见面。这与库克在 8 月对中国进行的一次友好访问一脉相承，当时他与副总理在中南海见面——作为曾经北京皇城中的一部分，这里目前是中国领导人的住地。

中美两国正在玩儿一场赌注很大的游戏。

与很多跨国公司一样，苹果公司的发展依赖于全球范围内的供应链，它跨越多国、包含多家公司，其中每一环都有其专业性和优势——这个复杂的机体往往在贸易中迷失在政治博弈里。iPhone 由一系列复杂部件组成，它们在全球不同地方生产，最后在中国组装，促进了许多国家的就业；苹果公司称其为美国提供了 200 万个就业岗位。

中国和美国都标榜一种新形式的经济民族主义，它们冒险中断原有系统，却不一定能确保实现自己的目标。跨国公司和它们的制造商合作伙伴都可能要面临严峻的经济权衡。

郑州的做法表示，中国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它还提供了难以被美国或其它任何国家复制的激励措施。郑州提供的好处流经 iPhone 的生产过程，从工厂一直延续到零售店。

富士康达到出口目标时，就会得到奖励。根据政府数据记载，这些补贴在富士康专门组装 iPhone的头两年里共计达到 5600 万美元。

那段时期的补贴，平均到成千上万台 iPhone 上的单位奖励是很微小的。但各种补贴最终会累加起来：政府记录中还罗列了郑州的十几种其它形式的政府财政支持。

郑州政府免去了富士康前五年的企业税和增值税，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这两种税的税率也只有通常税率的一半。郑州还降低了富士康缴纳的社保和其他应付用工费用的水平，最高减免额达每年 1 亿美元。

海关流程也被放进了所谓的“保税区”，实际上，中国把保税区看作是外国土地，因此制定了差异化的进出口规则。这种设置可以让苹果公司更加容易地把 iPhone 卖给中国消费者。

对 iPhone 的追逐

苹果公司在中国属于后来者。

为了降低成本，包括康柏（Compaq）、戴尔（Dell）和惠普（Hewlett-Packard）在内的一些大型美国科技企业在 1980 年代就开始逐步取消在美国国内的生产，把工作迁往了国外（基本上都放到了亚洲）。但苹果公司当时没有这么做。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认为，软硬件开发必须紧密整合在一起。

苹果公司非但没有关闭工厂，反而开始在科罗拉多、德克萨斯和加州兴建工厂。在乔布斯 1985 年离开苹果公司之后很久，苹果公司都还保留了其中的一些工厂。它们都高度自动化，墙也被涂成了乔布斯喜欢的白色，它们还被宣传成是美国人聪明才智的象征。

1984 年，苹果公司在加州设置了一家制造工厂，生产 Macintosh 个人电脑，当时乔布斯就宣称：“这是一台美国制造的电脑。”

但财务状况迫使苹果公司改变了策略。1990 年代中期，当 Mac 电脑的销售跳水、库存开始激增的时候，苹果公司不得不采取了此前只实验性地操作过的外包生产方式。在乔布斯 1997 年回归公司以后，他让他新任命的运营负责人库克（彼时他刚刚从康柏加入苹果）想一下如何做外包。

在库克的带领下，苹果公司把更多的业务转到了富士康，当时的富士康已经开始受到了康柏、IBM 和英特尔等大型美国公司的青睐，是一家很有前途的台湾合同承包制造商。与富士康的合作使得苹果公司得以解放出来、专注于自己的强项——设计和营销。苹果公司于是可以想出新的创意，而富士康也会找到低成本制造数百万台设备的办法。

曾经在亚洲工作的苹果公司前高管乔·奥沙利文（Joe O’Sullivan）说：“他们有十分优秀的模具工程师，而且也愿意为了跟上苹果公司的发展而投入大笔资金。”

2001 年推出 iPod 之后，苹果公司的销售一下子腾飞了，富士康既有满足每一款大卖的产品供应需求的能力，也有相应的技术，它的工厂可以很快地做出原型机、提升生产率，而且能在生产最紧张的时候招到数十万工人。

富士康的创始人、台湾亿万富翁郭台铭还拥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多年来，他频繁地到大陆来会见地方官员和中央政治局成员，通过游说来争取补贴、廉价土地、工人，以及与大批量生产 iPod、iPad和 iPhone 的工厂配套的基础设施。

参与设计了 iPod 的苹果公司前高管托尼·法德尔（Tony Fadell）说：“富士康之所以发展到这么大，就是因为有郭台铭。他说他负责打造一个制造产业，而中国政府则会给一部分钱，让他完成这项工作。当郭台铭的产业跟着苹果公司的业务一起发展起来的时候，别人就无法跟它竞争了。”

2007 年，第一台 iPhone 推出之后，富士康扩大了生产，开始在全中国寻找新的厂址——这使得渴望得到这些业务的城市之间爆发了激烈的竞争。来自不同地区的官员驻扎在了深圳的各大酒店里，因为富士康的主要运营部门在深圳。

在清华大学教公共政策的高宇宁说：“竞争变得像奥运会一样激烈。”

郑州市政府把富士康的工厂看作了让一个在中国经济腾飞过程中被遗忘的地区实现发展的大好机会。政府官员想把被嘲笑为农民工源头、并被不公正地污蔑为小偷和造假大省的河南重新包装一下。

根据政府记录，郑州市的官员给予了富士康慷慨的资金支持和优惠的投资条件。他们承诺让富士康享受优惠的能源和交通成本、降低了它的社保缴费水平，还在工厂以及可以容纳数十万工人的宿舍建设中给予了超过 15 亿美元的支持。

郑州为这个项目打造了一个特殊的经济区，并为富士康提供了 2.5 亿美元的贷款。当地政府还许诺投资 100 多亿元、大幅扩建离工厂只有几英里的机场。

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人士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说：“我们知道，中国为了促进发展有着各种各样的政策，而这项政策满足了所有需求。”

郑州的动作很快。政府签订协议几个月后，工厂建好了，许可证也批下来了，组装线也在 2010 年 8 月开始运行。在郑州，中国政府事实上在贫瘠多尘的中原平原上划出了一大片土地，并把它变成了一个面积巨大的工业园。

苹果公司的首席运营官杰夫·威廉姆斯（Jeff Williams）当时参与了早期设立工厂的部分讨论，他说：“他们做事非常专注，让我很是钦佩。”

中国制造、中国销售

当苹果公司最初把生产迁到中国时，中国还基本上是一个生产成本较低的地方。它也迅速地发展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有着十亿潜在客户。

但苹果公司为了把它的产品送到中国消费者手里，一开始不得不“绕道香港”。

由于中国是在 1980 年代开始经济开放给的，所以政府通过建立经济特区等政策鼓励发展制造业和出口。但这些政策也阻止了国人在国内消费海外品牌的产品。

大部分跨国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都必须走出口转内销的路子，这样才能按进口商品课税，因此许多公司都采取了绕道的做法。

2005 年，苹果公司卖得最好的移动音乐播放器 iPod 还在华南的工厂里生产。为了符合中国严格的规定，生产出来的 iPod 被装上货船运到了香港。这些船往往一到香港就掉头把东西送回了大陆。

埃德温·柯赫（Edwin Keh）曾在沃尔玛担任全球采购负责人，在中国为沃尔玛和其他跨国公司工作了 20 年。他说：“这其实是中国过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后遗症。当时我们（这些跨国企业）打造出的供应链很擅长在东方生产商品，然后把它们拿到西方去卖。”

苹果公司和其他跨国公司想有一套更好的体制。

到苹果公司 2007 年发布 iPhone 的时候，中国在解除各方面限制、让国际公司更容易地进入中国市场方面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苹果和其他企业认为，把商品运到香港既浪费时间，又浪费能源。它们想让商品从中国工厂的大门直接被送到它们在中国的门店和配送中心。

在和郑州政府官员讨论建厂事宜时，富士康坚持把这套手续放到一个保税区里完成，并要求在工厂大门那里设置一个海关，以帮助完成 iPhone 的出口。它还想让工厂建在离城市机场几英里的地方，以加速苹果公司在全球的发货速度。

尽管郑州并不是第一个（帮富士康）打造如此紧密联系的业务的城市，但它为富士康提供了便利的体制，因为它为让郑州工厂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iPhone 生产企业。

保税区的功能很像是一个外交地带，政府把它看作是外国的土地。保税区里的国际企业不必为进口的零部件交各种税费，有了保税区以后，企业也不必把商品先运出国去了。这些保税区里的产品不必跨越国境线，就能实现虚拟的出关入关，然后它们就能迅速地被送往全国或者全世界。

作为 iPhone 的最后组装地，中国实际上也是苹果公司全球税务策略的基地。

在郑州保税区里，一般是在那里的海关，富士康会把造好的 iPhone 卖给苹果公司。在买下这些 iPhone 之后，苹果公司就会把它们转卖给各个子公司。这个过程其本上通过电子方式来完成。

在中国生产的其他苹果产品也会走这个流程。根据苹果公司 2013 年就自己的税务操作提交给美国国会的报告，它可以把这些商品的部分利润分配给它在爱尔兰的子公司，而爱尔兰税收政策非常优惠。这种做法并非中国所独有，许多大型科技企业也都普遍这么做。

美国众参两院税收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前参谋长爱德华·科林伯德（Edward D. Kleinbard）曾说过：“美国的跨国公司在避税策略方面世界领先。在避税过程中，他们创造了无国籍收入，将收入从产生这些收入的国家转移到了其他有经济往来的国家。”

根据国会的报告，这个过程让苹果公司将数十亿美元转移到了境外，极大地降低了应缴税款，一名参议员将这种行为称为“避税圣杯”。今年 8 月，欧盟要求爱尔兰向苹果公司征收十年间超过 145 亿美元的未缴税款。

苹果公司宣称自己遵守了所有适用的税务条款，坚称公司交了所有税。苹果还宣称自己已经根据新的法律对公司的缴税程序进行了一些调整，包括在之前没有税收管辖权的爱尔兰注册一家子公司。目前苹果公司正在就欧盟的判决进行上诉。

郑州的官员们则表扬了提供给富士康的一揽子刺激手段，他们相信 iPhone 的生产会继续带来巨大的红利。

根据《纽约时报》获得的政府记录，2014 年 8 月，城市的最高领导们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同富士康“深化合作”。领导们骄傲地说，郑州是“全球最大的 iPhone 生产基地”。

富士康的工厂里有 94 条生产 iPhone 6 和 iPhone 5s 的生产线，政府宣布，郑州已经出口了 2.3 亿部智能手机，让这座城市成为了全国重要的出口中心。iPhone 的产能已经达到了每天 50 万台，城市的税收也在快速增加。

官员们给这个现象还起了个名字：郑州速度。

政府招募的大军

清晨六点半，大量的早班劳动力陆续抵达。有人步行，有人乘坐公交、摩托车，甚至是三轮车。

他们陆续进入了分布在 5.7 平方公里上的数十个车间。生产高峰期，约 35 万工人每分钟能组装、测试、包装 350 台 iPhone。

苹果公司所需的相当于一个国家军队的劳动力严重依赖郑州政府的慷慨大方。

作为和富士康协议的一部分，政府负责招聘、训练和安置这些工人。省级官员们会联系下属乡镇，要求帮助招工。

在郑州开了一家私人劳务中心的刘淼（音）透露：“每个城市的劳动部门和人力资源部都被动员了起来。”

刘淼还说，每招一个人，政府都会给招聘人员发放补贴，“如果需求很大，补贴会提高，如果需求不高，补贴则会降低”。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郑州等城市一直在向制造商提供补贴。但地方利益和国家层面的计划变得愈发不匹配，给在中国经营的跨国企业造成了大量的不确定性。

随着经济放缓，北京开始从制造和出口主导的发展路线转移到鼓励创新和消费上。国家希望强化中国品牌，培育自有技术。

为了推动这个目标，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重新考虑那些原本偏袒外国企业的投资政策。2014 年 11 月，国务院指示地方政府评估并取消任何偏向性的政策，包括让跨国企业受益的各类补贴和税收减免。

这个威胁引发了反弹，其中最主要的反对者就是富士康和其他跨国企业，它们想努力保留已有的刺激手段。自那之后，中国政府就没有再提这个事。

但大趋势很清晰：跨国公司将不再拥有它们曾经享受过的待遇了。中国政府正在收紧进入其巨大国内市场的通道，迫使西方科技公司配合中国推进政府在国内的目标。美国国会的一项研究将这个情况称为新型“技术民族主义”。

现居上海、几十年间一直向在中国经商的美国公司提供咨询的麦健陆（James McGregor） 说：“中国政府希望知道你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并且中国也拥有对应的市场和能力。他们不会再兜圈子了。”

中国的监管机构已经在惩罚跨国企业了，比如美国的手机芯片制造商高通，这家公司被要求降价向在中国市场销售智能手机的企业供货。中国日益成为了由华为、小米这类同苹果和三星打价格战的中国品牌主导的市场。

中国也就国家安全事务对西方科技公司进行了检查。北京已经通过新的网络安全法规加强了网络监管，并强迫国有企业减少在购买海外技术上的开支。中国还要求苹果公司交出源代码，而苹果则声称自己拒绝了这一要求。

苹果公司已经同意了政府要求将本地数据储存在中国境内服务器上的要求。它也必须在新的 iPhone 开售前通过“安全审查”。

中国政府还希望美国公司帮助中国发展自身的能力。苹果公司正和国有金融机构银联组建团队，还向中国的打车服务商“滴滴出行”注资 10 亿美元，而这家公司背后有来自国企的大力支持。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也小心翼翼地打造着苹果作为大规模雇主、良好企业公民以及重要经济贡献者的形象。他定期往来北京，还曾穿上工装视察在郑州的生产线。他也向监管者、国有电信公司高层以及包括习近平在内的国家领导人示好。

在去年接受中国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库克描述了苹果公司在中国植树的情况，并将其称为“公司环保战略的支柱”。他详细介绍了建设为苹果公司专卖店、总部以及遍布全国的办公室供电的大型太阳能电站计划。他也炫耀了为中国创造的超过 300 万份工作，其中的一半是在制造业。

今年 8 月，在中南海紫光阁，库克承诺在中国建立第一个研发中心，并支持政府对于高端制造业的强烈关注。

当时库克的对面坐着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身边则是他的合作方，其中包括富士康主席郭台铭。在场的还有郑州所在的河南省的省长谢伏瞻。

从郑州工厂到苹果门店，一部 iPhone 的旅程（以及为何在中国售价更高）

iPhone 是苹果公司利润最高、最畅销的产品。自第一代产品发售以来，苹果公司已经售出了超过 10 亿部 iPhone。

现在有超过一半的 iPhone 是在中国中部城市郑州的大型工厂里生产的。以下讲述了 iPhone 如何达到消费者手中的故事。

获取零件

每部 iPhone 中包含了来自超过 200 家供货商的零件。

苹果公司从遍布全球的 200 多家供货商为 iPhone 采购了大量零件，比如记忆卡、调制解调器、相机模组、麦克风以及触摸屏控制器。运营郑州 iPhone 工厂的台湾公司富士康甚至会生产某些小型的零件，比如金属壳。

苹果公司向全球供应商订购零件，然后将零件批量卖给中国的生厂商们。在郑州，这个生厂商是富士康。

制造 iPhone

富士康位于郑州的工厂占地约 5.7 平方公里，最多能雇佣 35 万名工人，其中大部分工人的时薪是 1.9 美元（约 13.2 元）。工厂的业务被称为 FATP，即最终组装、测试和包装。

郑州的这家工厂里共有 94 条生产线，而组装一部 iPhone 需要大约 400 道工序，包括抛光、焊接、打孔和安装螺丝。工厂每天的产能是 50 万台 iPhone，每分钟制造约 350 台。

当 iPhone 离开生产线后，会被放置到一个设计不错的白色纸盒子里、包装好、放到木质货板上，然后运送到等候装车的卡车上。

通过海关

海关就在富士康工厂旁边。

这些刚组装好的 iPhone 会被送到几百米以外的工厂门外，在那里中国建了一个巨大的海关机构。通关程序在一个被称为保税区的地方完成，这让苹果公司能够更轻松地将产品送到中国顾客手里。

除了作为 iPhone 完成组装的地点，中国同时也是苹果公司全球税务战略的起点。在郑州，通常是在上文提到的海关机构里，富士康将组装好的 iPhone 卖给苹果公司，后者再将这些手机卖给全球的苹果经销商。正如前文所说，这个大部分已经电子化的过程，让苹果公司可以将一部分利润转移到适合避税的爱尔兰子公司。这样的操作并非中国独有。

运往海外

智能手机由波音 747 飞机运输。

发往美国或者世界其他国家的 iPhone 被卡车运离海关，前往 5 公里以外的郑州机场。随着 iPhone 产量的增加，这个机场的规模在最近几年里已经大大扩张。

几年以前，中国制造的个人电脑经由集装箱海运到美国，全程耗时约 1 个月。智能手机更小，可以通过飞机大量运输，成本也更低。一架宽体波音 747 就能轻松地运送装在铝筒中的 15 万台 iPhone。

从郑州出发后，UPS、联邦快递（FedEX）和其他货运服务商通常会将运往美国的 iPhone 拉到肯塔基州的安克雷奇。在那里给飞机加油后，再前往路易斯维尔这样的大型物流中心，或者美国的其他地点。

留在中国

将 iPhone 运到上海所需的时间几乎和运到旧金山的时间一样长。

至于要在中国市场售卖的 iPhone，海关工作人员会利用一个电子系统给其盖上出口的电子章，之后再盖上进口的章。在郑州，整个过程都发生在富士康工厂外的同一家海关机构里。

一旦产品被认定为进口产品，海关就会征收售价 17% 的增值税。之后货物就可以被运往中国各地了。

在中国国内发售的 iPhone 通常会被装上大型卡车，经过 18 小时的旅途后抵达位于中国东部的上海。苹果公司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全国分销中心。一辆卡车最多能运送 36000 部 iPhone。因为车上装载的货物价值高达 2700 万美元，所以这些卡车通常配备有摄像头，甚至有时会有全副武装的保安随行。

在 iPhone 离开郑州富士康之后，平均需要两天进入到上海的零售店，这是一条长达 950 公里的路线。而抵达旧金山零售店的时间平均是三天，路线长度约 10140 公里。

不同的价格

iPhone 在中国的售价相比在美国本土能高出近 20%。

因为汇率的波动和高昂的增值税，中国的消费者们需要支付更高的价钱。

一台 32G 的 iPhone 7 在上海的苹果专卖店售价约为 776 美元。在纽约，它的售价是 649 美元。

翻译 熊猫译社 乔木 刘昉 葛仲君 Harry

题图来自 Pexels、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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