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冷战之后的欧洲,“凑合度日”真的胜过任何教科书中的良方吗?
阅读施勒格尔的人会明白,自由处于穿越帝国边界的过程中。——阿诺•魏德曼,《柏林日报》
作者简介:
卡尔•施勒格尔(Karl Schlögel)出生于 1948 年,是一位德国的东欧历史学家和出版人,他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俄罗斯现代史、东欧城市文化史和历史叙述的理论问题等。他先后在柏林自由大学、莫斯科、圣彼得堡学习哲学、社会学、东欧历史学和斯拉夫文学。他曾作为东欧历史学教授在欧洲大学(Europa-Universität Viadrina)任教至 2013 年。最新出版作品:《读懂莫斯科》(Moskau lesen)。
译者简介:
丁娜,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毕业,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现居住在德国慕尼黑。译有《德意志之魂》(合译)、《寻访行家》(合译)、《何谓成功》、《饥饿与丝绸》和《幸福,在幸福远去的时代》等。
书籍摘录:
当下欧洲
人们针对欧洲所进行的争辩从未如此严肃与激烈。发生在当前众所周知的危机中的新一轮辩论不仅仅关乎金融、银行、债务或欧元危机领域,而且关乎欧洲去向何处: 1945 年战后的欧洲和 1989 年分裂结束以来的新欧洲面临着新风险。尽管形成于负面情境和危机压力下,但欧洲公共领域看来确实存在。辩论和抉择的对象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试验”或“项目”,而是质疑欧洲大陆各民族迄今尚属成功的共存与合作,询问 20 世纪末的欧洲该如何继续发展。几乎没有任何人可以想象,在铁幕消失后新边界的划定是怎样严酷,而这又会引起何种新的扭曲与迁徙,这要求欧洲大陆的居民具有极高的克制和自律能力。但是纵观欧洲历史,难道可以说欧洲的重整是件易事吗?欧洲不再仅仅意味着舒适和美好的未来,也意味着要面对危机、牺牲和放弃。自始至终显而易见的是:政治和政治精英们面对当前局面已然束手无策,只有社会作为整体共同面对当前局面,才有赢的希望。任何人都没有魔咒或处方,也不可能有。众所周知,事态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发展为皆大欢喜的结局。但是有一种经验是难能可贵的,即我们经历过的 1989 年后东欧对危机的掌控。没错,南斯拉夫的内战曾在很长时间内令我们目瞪口呆;但是更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在体制崩溃后一夜之间被甩出了他们的生活轨道,他们必须重新“安身立命”。如果说这种弃旧迎新的转变虽然不无艰辛,但基本上没有在大范围内发生武力冲突,而是完成了和平转变,那是因为没有发生恐慌反应和暴发社会癔症,尽管困境重重,人们还是保持了冷静。 1989 年后危机能够成功被掌控的关键在于:人们没有乌托邦式的幻想,而是在看上去毫无出路的境况中仍能找到应对办法。东欧当时展现出惊人的冷静和对动乱与危机的掌控能力。老百姓日复一日所实践着的凑合度日的方法,在克服危机方面被证明胜过任何幻想或教科书中所开列的良方。在熟悉的常规不复存在时,随机应变才是当务之急。把欧洲从战后的分裂局面解救出来的水滴石穿的渐进过程显示了欧洲到底有多强大的底蕴。现在的情况依然如此,因为西欧也开始清理旧局面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个过程会更加困难,在持续时间很长的一个黄金时代中我们已然习惯了高水准的生活,告别这种曾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并非易事。在危机局势中被唤醒的不光是恐惧,还有平稳时期不那么受到重视的道德与能力。现在发生的很多事是平凡时期难以想象的。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Hic Rhodus,hic salta!)
德国的 D 大调发声练习
人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 1989 年不过就是个日期而已。我们这些当年亲历了那场变革的人——作为活跃分子或旁观者——自然而然熟悉的人和事,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亲身经历的人与事。那是一段生活、一个周期结束了的珍贵的瞬间,值得永远怀念;但那个瞬间与其他人毫不相干,它仅仅是另一个舞台和另一场演出的默默无声的前提条件,现在在那儿登场的是完全不同的演员。为了放眼别的东西,人们必须告别老照片。只有随机应变才是可取的,而不是生搬硬套历史上的类似情况。若想变得或保持脚踏实地,最好能适度遗忘一些事情,对太熟悉者亦要保持一定距离。 1989 年已成过去,一个历史性的日期,一种回忆。谁若太长时间地凝视着这个日期,就会对现在视而不见。人们从中可以学到什么?答案是学不到什么或能学到的不多。成功更多地取决于进行抉择的历史关键时刻,这种时刻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它出现或者不出现。
正当人们想要告别过去,因为新时代吸引了我们的全部注意力、才智和精力时,人们有必要再次回顾那蜿蜒、曲折和费力的发展过程,它最后以战后时代的结束而告终。即使战后出生的那代人仍旧完全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中,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也获悉了德国的罪行。为此人们应该找到怎样一种语言?在一个长期被两种敌对势力分割的国家,怎么可能找到脱离冷战语言规则的自己的语言?在首先必须讲清德国人给其他民族带来的损失时,又怎么去诉说德国人自己的损失?也许那些看不见的后果、那些长期的后果恰恰是最持久的。看来我们的发声练习还远远没有结束,顶多是换了音调,也许是从 D 大调改到 E 大调。
俄罗斯空间
在我这一代,有不少人都完全有理由希望能活着看到一个不同的俄罗斯:这个俄罗斯彻底摆脱了 20 世纪的恐怖和苏联解体后的混乱。这个俄罗斯不再意味着过激行为、乌托邦式的承诺和巨大牺牲,俄罗斯终于只是一个“像其他国家一样的正常国家”!人们早就明白,历史不会遵守计划或行车时刻表,俄罗斯走的是自己的道路,为此它也需要必不可少的时间。这通常会让一些人——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非常无奈和失望,这些人几乎一生都在与这个国家打交道。那种痛苦有些类似单相思,但更多的是困惑。秋切夫(Tjutschew)的名言“用理智难以理解俄罗斯”似乎再次得到证实。然而人们也可以说:是该审核一下我们的范畴、标准和分析矩阵的时候了,而且也必须允许没有固定结论的调查研究了。那么困惑就不是必须接受反正要发生的事的廉价借口,而是愿意探索新的未知领域的理由。这种经历了数百年时间成长起来,而且并非仅仅靠武力维系在一起的帝国空间的解体过程,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从A到B的过渡模型所能描述和涵盖的。因此,当权者以及分析师同样以为自己是这一进程的舵手,这很显然是种错觉,实际上他们充其量不过是被驱动者或参与其中的观察员而已。今后俄罗斯也会让最疯狂的想法的追随者没有喘息之机。也许现在时机才刚刚成熟,俄罗斯知识分子最彻底的自我反思之一——第一次俄国革命后不久于 1909 年出版的杂文集《路标》(Wegzeichen)——终于在欧洲其他国家找到了迟到的回声。
欧洲的新叙事
随着铁幕的消失,半个世纪来各自存在并分别为自己的合理性和果断性而疯狂的两种经验视野汇聚了。是的,在一种新的现实降临的时刻,历史本身退居到第二位。现在更重要的是气定神闲,意识到此时此地。倘若歌德说的没错,每一代人都会改写历史,因为他们积累了自己的经验,提出了自己的问题,那么 1989 年以后的这代人的视野不再是被分成两个阵营的,他们肯定将发展出自己的叙事,不,他们已经在这么做了。这是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如此之大,整整一代人都会为此耗尽精力,而且他们还可能失败。这意味着,重写欧洲人那些可怕与错综复杂环环相扣的历史,创建可视化的经验视野,而我们后来人以及比我们更晚出生的人是无缘亲历这个过程的。一个灾难重重的时代——接连不断的战争、内战、种族和社会“清洗”——登峰造极地体现在对欧洲犹太人的灭绝性屠杀上。任何一代人,只要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一切,他们又怎么能够通过综合与汇总的叙述来感同身受呢?目前欧洲还处在回忆之中,人们前往重大事件发生的场所,似乎那里凝聚着所有的历史经验。欧洲惧怕去探索历史,历史上发生的事冷峻坚硬、无可辩驳,没有协商余地,不只是主观感受,而且是客观发生的冰冷的历史事实,无法再逆转或纠正。在经过太久的回忆与思考后,现在该进行另一项工作了:正视和面对那些历史事件和经历,这些还根本没有变为整个欧洲的叙事,也不知欧洲人何时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必将证明,欧洲人——多声部的欧洲合唱团对自己的叙唱究竟能否容忍与承受。
题图来自: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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