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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院里有过一部你完全没留意的电影,它说的是一个寻找自己身份的藏族人

王珊珊 · ·

万玛才旦被称作“藏地新浪潮导演”,他不靠电影院排片活着。

《塔洛》是万玛才旦的第五部藏语电影。

万玛才旦是一名藏族作家、编剧、导演。在国内电影圈,他因为一些文艺属性的藏语影片而为人所知:处女作长片《静静的嘛呢石》(2005 年)、《寻找智美更登》(2007 年)、《老狗》(2010 年)和《五彩神箭》(2014 年)。

这几部电影呈现了藏族人的日常生活、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变化。它们在国内外的各个电影节上跑了一圈,拿到不少肯定,为万玛才旦赢来了“藏地新浪潮”的名声。

不过就像很多文艺影片一样,这四部电影之前都未曾在院线正式上映过。

到了第五部,《塔洛》的机遇要好一些。这部电影 2015 年拍好之后,首先获得了更高的成就——入围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在台湾金马电影节获得了最佳改编剧本奖,后来又陆续入围了国内外 10 余个影展。它由独立文艺片商“天画画天”投资,2016 年底得到了发行方“太合娱乐”的进入,得以在电影院上映。它从 11 月下旬开始,陆续在西宁、兰州、拉萨等藏族聚居相对集中的城市进行了一批放映,12 月 9 日,又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一些影院上映。

不过,可能你完全没有留心《塔洛》上映的消息——在《你的名字。》和《血战钢锯岭》等商业片的竞争下,这部“限量上映”电影只有 0.2% 左右的排片,最终票房只有 93.5 万。

但发行方太合娱乐的宣传人员告诉《好奇心日报》,他们并不会因此亏本。事实上,这两年随着视频网站变得主流化,越来越多的“小众影片”在网络上找到了盈利的办法——《塔洛》的网络版权已经卖给了爱奇艺,再过一段时间就会上线,已经足够收回成本。

  《塔洛》  

《塔洛》的故事改编自万玛才旦 2013 年的一篇 7000 字藏语小说。“塔洛”是男主角的名字,意思是“逃离的人”。剧情主线非常清楚——一个纯粹的人走到外面的世界,感受到了迷失和焦虑。牧羊人塔洛已经年过中年,在贫瘠的山中守着羊群。大约是 2005 年的某一天,他为了办理二代身份证而来到镇上,在理发店遇到了一位短发的年轻藏族女子。她主动和塔洛调情。当塔洛重新回到山中,他脑海中的想法也受到了震荡,他的孤独和宁静都被彻底打破。

万玛才旦说,整部电影是的核心是“寻找自己的身份”。塔洛保留着藏族传统男性的习俗,有一条小辫子。“这个辫子就成为他的一个符号,他的一个身份。然后他在寻找自己的身份,或者说是寻找这样一个官方的一个身份的认证。(过程中)连他的小辫子也被别人剪掉了,就是一个象征,就形成了一个对应。”

塔洛是电影中的绝对主角。其他人都位于和他发生碰撞的对立面。事实上,万玛才旦在最初写小说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就是“留着小辫子这样一个男人的形象”。他顺着这个形象,编出完整的线索。

《塔洛》全部都是黑白色的。万玛才旦说,这是为了呈现塔洛的精神世界:“他对待所有的事情只有一个这样的方式,非黑即白。他自己也是,要么成一个好人,要么就会成为一个坏人。所以对他这样的一个人物就选择用黑白影像的表达,我觉得是最好的。”

塔洛“非黑即白”的原因不仅是由于山上的生活,还因为背负着年代的印记。万玛才旦说,塔洛 40 多岁,经历过文革。“这一段历史时期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一个很特殊的痕迹,就成了他的一个世界观。他所有的世界观、价值观,都是以这个为依据的。”

电影中的很多细节,都来自于万玛才旦自己的生活记忆。这位 48 岁的导演经历过文革的尾巴,记得“集体无意识”的批斗场面。藏传佛教寺院里的僧人被迫还俗,用诵经的方式背诵《毛主席语录》——塔洛也同样用这种语调背诵了《为人民服务》。

电影的拍摄地就在万玛才旦的老家——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青海省有海南、海北、黄南、玉树、果洛、五个藏族自治州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指的是青海湖。

历史之中,青海领土上的藏族部落,是由吐蕃吸收青藏高原各民族逐渐发展形成的。藏族现在占青海省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塔洛放羊的山,就是万玛才旦小时候熟悉的山。塔洛下山去到的现代化小镇,离贵德县大约一百多公里。万玛才旦小时候,父母都以放牧为生,也下山种田,就在黄河边上种。

万玛才旦能够“走出大山”,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会念书。他的经历映证着那句“知识改变命运”。他跟随爷爷长大。藏族佛教有“转世”的观念,爷爷认为孙子前世是一位“文人舅舅”,供他一路念下去,希望他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公务员),吃铁饭碗。

万玛才旦折腾了很多年:先念了师范的中专,当了四年小学老师,又考上了甘肃兰州的西北民族大学藏语系本科,毕业后分配当了一阵公务员,又回民大念了藏/汉语翻译硕士,直到 2002 年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艺术硕士——从那之后就留在北京,没回去。

《寻找智美更登》  

算起来,万玛才旦已经在北京居住了 14 年。不过他的五部电影里没有对于首都的描绘。他拍的都是故乡,用藏族演员,说藏语,打中文字幕。

他写小说的时候会用两种语言写两遍,发表在面向不同读者的杂志上,不过不是单纯的翻译,“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写,藏语它有一个藏语的表达方式”。

万玛才旦同时面对着藏族、非藏族观众的反馈。他说在《塔洛》的宣传过程中,自己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拉萨的藏族观众。那人对他说:“我可能也没看懂你电影主要在讲什么,就是支持,会带来几个朋友来支持这个电影。”“我就觉得挺感动的,就是一个纯粹的支持。”

他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够反映藏族传统文化:“藏区的宗教和各种传统文化都很独特,她很博大、包容。”他希望能够让同胞感同身受:“有些电影连最起码的细节都处理不好,藏族人觉得非常不真实。”

而对于不说藏语的观众,他的感情则更加复杂,不想作品带有教导意味:“我并不期望这部电影能让更多人了解藏文化,或者让更多人想要去了解藏文化。因为观众是不同的,大家的认识和经历都不一样。所以我不会刻意强调什么是我想要表达的,我希望观众能有自己的理解,如果能从塔洛,联想到自身的处境那就更好了。”

《寻找智美更登》 

万玛才旦带着眼镜,短发,口音轻淡。如果你在街上遇到他,你可能看不出他是藏族人。但他说自己刚到甘肃念民大的时候,也经历过一个生活习惯上的磨合过程。“我身边其实还是有很多藏族的,然后这里就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所以肯定有一个互相了解融入的过程。后来就慢慢适应了。”

之后他到北京,又经历了职业生涯的磨合,从学生短片拍起,逐渐拍长片,融入到电影圈。不管何种背景,一个导演在市场化的电影领域,所受到的待遇都直接和作品挂钩。万玛才旦说这里的规则更加直接:“你的融入多深,跟你所谓的能力也有关系,要不然你进入不了这个圈子。你只能靠自己的一个特长,你不是一个电影世家,有人直接去推你、帮你,你只能通过自己的作品进入这个圈子。”

和其他需要证明自己的青年导演一样,万玛才旦拍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的时候,是靠着自己和朋友拼凑的 300 万,“倾家荡产”拍出来的。

《静静的嘛呢石》闯出名堂之后,卖给了电影频道,到海外发行,还获得了一些政府的资助,借此差不多回了本。之后的几部都是如此。

万玛才旦现在和妻子、儿子一家人居住在北京。他说自己的收入在这个城市里算“没问题,差不多”。但他也说,自己生存的方式不是靠小成本文艺片,而是去接一些公司、政府的影视项目,拍一些赚钱的短片、纪录片。

他说自己并不排斥“商业片”,因为“电影的属性最终都带有商业”,即使是文艺片也需要商业运作。只是近两年,有一些电影公司来找他拍一些商业题材,他因为不喜欢题材都拒绝了。

他合作的公司大多是文艺属性的小公司,他说自己也不算“融入进了电影圈”,“跟电影圈的很多人都不熟”。

万玛才旦的性格内向,“小时候朋友倒是多,但是根本不爱说话”。他说自己青少年时期,很多时候都是孤零零地待着。“我也有过一段时间像塔洛一样,去山上放羊,一整天看不到一个人,只有一部收音机,一本书。我想这些经历会培养一个人的孤独感。”

不过这几年成名之后,万玛才旦被视作藏族文化的符号性人物。他有自己的公司“喜马拉雅”,身边围绕着一些藏族的电影人。《塔洛》的男主角西德尼玛,毕业于西安电影学院导演系,是一位诗人、导演、翻译。女主角杨秀措是 1991 年生的年轻人,2010 年参加青海卫视选秀节目《花儿朵朵》出道当了歌手。

还有其他导演——松太加担任过《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的摄影和美术,2011 年拍出了导演处女作《太阳总在左边》,讲述了一名藏族青年意外杀死母亲之后,自我救赎和忏悔的心路历程。

  《太阳总在左边》  

万玛才旦如今的生活之中,混杂着“传统和现代”。他每隔一段时间会回老家看看,这两年看到越来越多的碰撞、变化:“这两年可能感受得更强烈一些,觉得变化更大。所以从我的电影你就看到,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一些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改变了。有一些传统的东西消失了,然后一些新的东西进来了。”

在《塔洛》中,变化被染上了悲观、孤独的色彩。“非黑即白”的塔洛,最终选择做一个坏人,卖掉了雇主所有的羊,孤注一掷地投奔爱情,却遭到了年轻女人的背叛。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塔洛在旷野之中,靠着熄火的摩托车,点燃了一支炮竹。

“像塔洛那样一个人我觉得最终就只能走到那了,那是他的宿命。塔洛这个人物,他的命运,不可能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万玛才旦说。

当被问到“对于更多现实中面临着变化的人,他们是否能有更乐观的结局”时候,万玛才旦的回答是:“那个就看你的生活方式、价值方式。跟这个有关系吧?”

不过变化不一定是“走出去的问题”。万玛才旦说现在藏区的年轻人,有很多喜欢二次元的 90 后,过着电影里所展现的城镇生活。他说他们可能反倒对于传统更加陌生:“比如说一些城市藏族的年轻人,因为他从小生活在城市里面,没有学习藏语的机会,所以你进入到自己民族群体的时候,同时会面临着一个身份的问题。”

万玛才旦的儿子在北京长大,就在“试着找寻自己的身份”。2014 年万玛才旦把儿子送到老家的一个寺院学校待了一年。儿子刚开始有点排斥,去了之后就喜欢上了。“你可以看到明显的那种变化,他自己也有一个身份的归属感,要不然你藏语不会,很多东西你不懂,你只是个藏族人,身份意义上的,符号意义上的。你进去之后别人也会排斥你。但是他学会了这个交流,学了这个文字,也会和更多的人有更深的接触,别人也信赖他,所以他也会有种归属感。”

“你到了另一个环境,就等于打开了另一扇窗户。他就能感受到很多东西,然后检讨自己,觉得有些东西是不好的。所以他自己也会调整。”

儿子现在回到了北京上大学,念的也是北京电影学院,想当导演。万玛才旦说,这可能是受到了自己的影响,不过,他还不清楚儿子想要拍什么。

 《静静的嘛呢石》  

万玛才旦说,在适应新世界的过程中,难免会“焦虑、迷失、迷茫”。他说自己肯定也有焦虑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焦虑感肯定慢慢就减轻了”,因为“能认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会让你想明白一些事情”。

事实上,现实中矛盾仍然存在。2016 年 6 月份万玛才旦出了一个意外:中国电影导演协会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声明,称万玛才旦在西宁机场被当地警方采取强制措施带离,在羁押过程中出现身体不适,于 27 日入院。而在西宁市机场公安的声明中,万玛才旦是因为“不听劝阻擅闯机场控制区取行李,扰乱机场公共秩序”。在《好奇心日报》的采访中,万玛才旦说这件事情“还是没有解决”,“不是误会,他们有一些偏见”。

几年前,万玛才旦在采访中强调的是要展现“纯粹的西藏”。但现在,他更多倾向于说“我首先是要做出一部好的电影”,拍摄他眼中的藏族。

他认为比起前几部,第五部电影有一个进步:“这次我只描绘塔洛一个孤独的个体,没有试图去展现一群人的世界”。


图片来自豆瓣电影、《塔洛》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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