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阿兰·雅尼克（Allan Janik，1941— ）：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奇科皮，先后毕业于圣安塞姆学院、维拉诺瓦大学和布兰迪斯大学。他曾在喇沙书院和韦尔斯利学院教授哲学和思想史，现为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布伦纳档案研究委员会的一员。另著有《提示汇编：对维特根斯坦哲学概念起源的研究》（Assembling Reminders: Studies in the Genesis of Wittgenstein's Concept of Philosophy）、《隐喻的运用和滥用》（The Use and Abuse of Metaphor）、《哲学的风格、政治和未来》（Style, Politics and the Future of Philosophy）等。

斯蒂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1922—2009）：英国哲学家、作家、教育家，生于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曾在牛津大学、墨尔本大学、利兹大学、布兰迪斯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哲学系任教。他生前主要致力于道德理性的研究，出版过二十余部著作，涉及领域广泛，其中包括《回归理性》（Return to Reason）、《都市：现代性的隐藏议题》（Cosmopolis: 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前瞻和理解：拷问科学的目的》（Foresight and Understanding: An Enquiry into the Aims of Science）等。

译者简介：

殷亚迪，博士，就读于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政治学理论专业。另有译著《欧洲商贩史》。

书籍摘录：

第二章哈布斯堡的维也纳：充满矛盾的城市（节选）

在美好的旧时代临近尾声的时候，维也纳首先是一座资产阶级城市。它在所有领域中的领军人物大多都有资产阶级背景。维也纳自远古以来就一直是一个商业中心，并且从玛利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a）统治时期开始就一直是大规模公共行政中心。尽管如此，只有到了 19  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维也纳资产阶级才获得了自身的个性特征。这正是工业扩张时期，那时投资者、工业组织者和拥有整套新颖的制造技术的人创造出巨额财富随即又将其失去——这就是繁荣时期（Gründerzeit），下一代耕耘艺术所需的闲暇时光全赖此一时期创造的物质财富。良好的财政是一个父权制社会的基础。操办资产阶级婚姻的首要目的仿佛是商业合并，而不是出于情投意合、两心相悦。在旧日的维也纳，我们确实可以同意马克思的话：“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对于想成为大亨的人而言，一桩“好婚事”必不可少。这个社会珍视的价值是理性、秩序与进步，是不屈不挠、自力更生，还要与良好的品位和行为标准若合符节，做到训练有素。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非理性、激情和混乱。一个人遵守了这些规则，他就会赢得一个好名声，而且无论什么样的成功都会被认为与其个人才能相称。这样的成功要从一个男人拥有的财产多寡中看出来。就像马克斯·施蒂纳习惯说的那样，一个人依其所有来说话。

在这样一个信奉昔日的传统和秩序的社会，“稳定”在德目中地位颇高就不足为奇了。这些观念具体体现在一个男人的家里。在这个时期，家确实（往往从字面说）就是他的城堡。在这个君主政体的缩影里，父亲在家里就是秩序和安全的保证者，而且同样拥有绝对的权威。家的重要性不只体现在它能反映一个男人的成功上面，它还是一个逃离外部世界的避难所，是一处不允许日常工作世界里冗长乏味的细节进入的地方。一个人要是不生在那个时代，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隔绝的环境中从出生到长大成人，所有生活关怀都被小心翼翼地规避掉，人会变成什么样子。斯蒂芬·茨威格恰恰就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长大，他伤感地说：

每当我跟年轻朋友交谈的时候，一讲到“一战”前那个时代的某件事，我从他们令人吃惊的提问中发现，对我而言显而易见的现实，对他们而言却已变成历史事件，变得无法理解。而且某种隐秘的本能告诉我，他们是对的。沟通我们的往昔和今天的一切桥梁都已被摧毁了。

对于那些还感受着帝国无上光荣的末代子民而言，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World of Yesterday）的重要性只能以他们的失落感来衡量了。因为战争摧毁了与现实的绝缘状态，而正是为保持这种状态，资产阶级家庭才得以创生。不仅如此，战争更让维也纳居民直面现实的方方面面，而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们却毫无准备。

这种矫揉造作的资产阶级生活观表现在各个地方。如果说家庭不只是一台生活机器（machine à vivre）的话，那么家里摆放的物品同样在实际用途之外也兼具象征价值。当时，保守的批评家把 19 世纪的影响视为一场弥漫在生活方方面面的灾难。没有比缺乏标志性的风格更明显地构成这个时代的真正本质了。资产阶级由于没有属于自己的风格，就只好模仿过去，所以他们的家里布满了过往各时代的艺术仿制品。每个房间都杂乱地摆放着不同风格的“艺术品”。一而再再而三，人们青睐复杂更胜简单，喜好雕饰大过实用，致使房间不仅粗俗得不堪一顾，而且几乎无法居住。如果潮流讲究家里必须要用以往时代和域外文化的风格布置，那么这道命令就不容置辩。穆齐尔的讽刺可谓一语破的：

另一方面，这个暴发户（nouveau riche）阶级喜好他们祖辈恢弘浮夸的年代，他们不自觉地要吹毛求疵、精挑细选。无论在哪，一座城堡要是归资产阶级所有了，它就不仅得配备现代的便利设施，比如一架绕上电线的家传枝形吊灯，而且在装潢上，不够好的东西也要清走，添置有价值的东西，后者要么根据个人选择，要么听取专家建议—这么做准没错。顺便提一句，最能显示这个文雅化的过程的地方不是城堡，而是排屋。在那里，为了赶上时代潮流，装饰品全都用远洋油轮舶来的毫无人情味的奢侈品，但在这个充斥着精致的社交野心的国度，在排屋说不出的宽阔中，在家具与家具间几乎难以察觉的距离里，或是在一幅挂在墙上供人仰望的绘画上，这些排屋仍然留有早已消逝了的伟大荣光那清晰别致的回光返照。

因此，家就是他们的城堡。在如此这般的装潢布置中，上升的资产阶级表现出他们对哈布斯堡王朝古老的天主教贵族那粗糙的模仿。

一家之主一旦置身于他的城堡中，就可以尽情享用他的劳动果实——艺术、音乐和文学，这些既是他全部激情“天然的”人性化发泄途径，而且对他来说也是形而上学真理的来源。正当模仿贵族的热望日益广泛的时候，对艺术的赞助及时地转变为一种财富和地位的象征，此外，这么做也伴随着隐秘的动机。一旦城堡和庇护所成了这个人市场地位的一种反映，从艺术中获取的优雅和风度就盖过了艺术的内在价值，成了人们所渴望的东西。一个人得证明他是个把空余时间全心全意投入到艺术中去的人，就跟他在工作时间打理生意一个样。那一代在世纪之交长大成人的维也纳人，的确是在一种浸透着“审美”价值的气氛里成长起来的，人们无不献身于这种价值，乃至他们绝少能理解还有其他价值的存在。

当代的一个研究维也纳文化的杰出历史学家对比了奥地利的唯美主义与英法的唯美主义：

简而言之，奥地利唯美主义者既不像他们的法国同侪那样疏离于社会，也不像他们的英国同侪那样参与社会。他们一没有痛苦的反资产阶级精神，二没有热情的改善社会的动力。奥地利唯美主义者既无人超脱（dégagé）也无人投入（engagé）。他们并不疏离于他们的阶级，但却同这个阶级一起疏离于挫败其期望、拒绝其价值的社会。

传统上，资产阶级早已在艺术中找到一种教授形而上学真理和道德真理的教育工具。在繁荣时期，这一观念变得如此广泛，人们的审美趣味简直成了其社会经济和地位的晴雨表。然而对下一代而言，艺术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如果说奠基者（Gründer）那一代认为“生意就是生意”，艺术实质上是（商业）生活的装饰品的话，那么对他们的儿子而言，艺术本质上是某种创造性的东西。他们会反驳说，“艺术就是艺术”，而生意只是一种冗长乏味的活动，只会让人从（艺术）创造活动中分神。奠基者那一代重视的是专注于往昔种种价值的艺术；他们是收藏家，是博物馆——他们指的是他们的家——馆长。相比之下，年轻一代的艺术则是积极进取、锐意革新的。这种艺术构成了他们生活的中心。

这正是以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 ）和赫尔曼·巴哈尔（Hermann Bahr ）为焦点的诗人圈子产生的背景。这个圈子在格林斯德（Griensteidl ）咖啡厅聚会，并以青年维也纳著称：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和斯蒂芬·茨威格。他们生长在一个理所当然地以戏剧为中心的社会，戏剧塑造了演说、衣着和风俗的标准；他们生长在一座新闻标准出奇之高的城市。确实，《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 是欧洲最佳报纸头衔的有力争夺者。“在维也纳，”茨威格以其唯美主义者的视角写道，

真的只有一家上档次的日报，那就是《新自由报》。由于其高贵的原则、文化方面的努力和政治声望，在奥匈帝国，它承担着一个不同于《泰晤士报》在英格兰或是《时报》在法国的职责。

他们（还有他们的父辈）想要在这份报纸里面做到极致（ne plus ultra）的是文学评论和文化随笔，也就是“小品栏”（feuilleton）——

小品栏作家是写作小品文的艺术家。他以互不相关的细节和事件为材料写作，这些对 19 世纪喜好具体事物的口味颇富吸引力。但是，他力图发挥想象力来给他的材料染上色彩。记者或评论家对一次体验、对他的情调的主观反应明显压倒了他对事情的讨论。表达一种感情状态成了系统阐述一种判断的模式。因此，小品栏作家的文风是用形容词淹没名词，以个人色彩抹去讨论对象的轮廓。

茨威格的自传清楚地表明，只要有一篇文章得到了《新自由报》小品栏编辑特奥多尔·赫茨尔（Theodor Herzl）的认可，就意味着“站上”了奥地利文学舞台。

父辈们以其商业劳动挣来的地位对于后代来说意义不大。对于这些投身到为艺术而艺术中去的人来说，唯一有价值的工作是哺育内在羽翼未丰的诗才。对于父辈们而言，他们所属的社会圈子是他们自己通过辛苦奋斗才获得一席之地的。他们认同那里的价值，可孩子们却予以拒绝，这太不道德了。一旦在旧秩序中成功立足，他们就成了它忠诚的辩护人，而且他们还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抑制年轻一代的革新本性。因此，至少在年轻的唯美主义者眼中，教育体系规定的是与生活无关的填鸭式学习，塞给他们的是一套始终如一的厌倦和无聊。为了逃脱“生意就是生意”的世界，他们跑到艺术家频繁出没的咖啡馆。在那里，他们找到了生命活力，他们可以畅抒己见，那里完全没有死记硬背的教育。要是有这样一个整齐划一的体系，在那里，老师的话就是法律，根本没有学生权利这回事，那么（茨威格评论道）从那里出来的人——如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能发现“自卑感”在说明人类行为中的重要性，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茨威格眼里这个体系是如此压抑，乃至对于许多人而言，任何与传统权威不明显一致的思想或活动都成了内疚的源泉。

茨威格没有明确认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起源说，要知道，弗洛伊德就是维也纳人，而他的学说则强调，受压抑的性欲引发的挫败感是理解神经官能症和一般人类行为的关键。不过茨威格强调，这个社会彻底为有关性的想法迷住了。性从未被公开讨论过，而这一事实恰恰保证了性久久萦绕在人们心头，挥之不去。是性禁忌而非发扬思想和行为的“纯洁性”让人们的性意识趋向极端。彼时的维也纳资产阶级比起巴黎、伦敦或柏林的资产阶级来，对性的热衷是更多还是更少，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可被社会接受的渠道来表达这种热衷。那时，老一代视性为一种无政府力量，必须彻底被社会控制。哪怕稍稍公开承认确实有这么一种冲动存在也不被允许，更别说承认那是基本人性，或者意识到性挫折会引发灾难性后果了。这样对性不约而同地保持沉默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对性事的公然压抑和无知，另一方面则是暗地里过分注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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