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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想过成为鲍勃·迪伦最好的朋友,我是他签约公司的总裁”
在整个音乐圈,没有人像克莱夫·戴维斯这样独一无二。他就像《现代启示录》里的罗伯特·杜瓦尔。——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
作者简介:
克莱夫·戴维斯(Clive Davis,1932—),美国传奇唱片制作人,阿里斯塔唱片公司创始人,唱片工业史上发掘天才最多的“金耳朵”。他的人生几乎代表了整个美国流行乐发展史。
安东尼·德柯蒂斯(Anthony DeCurtis),《滚石》杂志(Rolling Stone)特约编辑,同时是多家音乐与娱乐媒体撰稿人,现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
译者简介:
李宏杰:野马现场创始人,张北草原音乐节创办人,原《滚石》(Rolling Stone)中文版主编,MTA 天漠音乐节创始人。
书籍摘录:
迪伦(节选)
1968 年 1 月 20 日,鲍勃·迪伦自 1966 年摩托车事故后第一次现场演出,是在伍迪·格思里的两场纪念音乐会上,该音乐会于卡内基音乐厅上演。格思里是迪伦的偶像,当然,难以想象还有别的什么可以让他放弃在伍德斯托克的平静生活,重新回到舞台。事实上,迪伦曾在 1967 年 10 月,伍迪离世后,立刻致电格思里的经纪人哈罗德·莱文萨尔,提出要做些什么来向这个伟大的民谣歌手和美国的全民偶像致敬。这两场纪念音乐会便是在那段对话中确定下来的。这事说明了迪伦只要表示一下兴趣就可以促成大事件发生。这两场音乐会有少量的小印刷广告,迪伦没有在民谣全明星的演出阵容中占据任何特别位置,但仅凭迪伦的名字就可以保证演出人气。对于迪伦的好奇再次抓住了乐迷们的心。他怎么样了?他会表演什么?他会说什么?
自从几年前我和迪伦因为《谈论约翰·伯奇社团布鲁斯》的歌词争吵之后我就没见过他,现在我成为他的签约唱片公司的总裁,我非常希望迪伦已经忘记或者不在意我跟他之间的冲突了。在那之前,我们曾经对于他的合约商谈得非常愉快,时间在 60 年代似乎是被拉长了,因为事情发生得太多太快。之前他跟我争论的日子似乎已经过了很久了。无论如何,当我在卡内基音乐厅的演唱会之前,去他下榻的喜来登公园酒店看他并把他第一张金唱片送给他时,他并未提起旧事。 1967 年我们发行的《精选集》不仅获得了金唱片奖,销量超过 50 万张,而且还刺激了他以前发行的专辑销量,其中一些也成了金唱片。
迪伦的妻子萨拉和他在一起,还有他的经纪人艾伯特·格罗斯曼。当我进了他的房间,把金唱片给他的时候,他显得非常高兴。他问我是否觉得他之前的所有专辑都能成为金唱片,我不得不承认,我没有更多的要求了,但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他看起来很放松,甚至有点爱讲话,一点也不像我听说的那么严肃。我们交谈了一会儿,还开了几个玩笑,之后我就离开,准备去音乐会了。
这可能很奇怪,因为迪伦在那段时间好像已经淡出了商业圈子,他应该不太关心自己专辑的销量,但是,这就跟詹妮丝当初的表现一样,表明了他对待自己的音乐有多认真。他关心的不仅仅是销量,他也不太愿意去做一些音乐家通常会做的事情以提高自己的销量,比如出单曲、开巡回演唱会、做专访这一类的事儿。但是销量仅仅是提高自己人气的一种方法。总之,他要迅速把自己提升到更高层次的方法有很多,更何况,哥伦比亚唱片在做这方面工作的效率非常之高。还有,举一个例子,他问我为什么《约翰·韦斯利·哈丁》这张专辑没有卖得更好。我告诉他,因为这张专辑中,没有一首精彩到能够在专辑出版之前发行的单曲。他经常会提出一个话题,但是自己却没有就此说很多。跟迪伦聊天,你可以确定的是,你讲的所有东西他都有认真地听,而且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又会提起这些事。
卡内基音乐厅的表演可以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那些很快就要组成“乐队”的乐手们的助演下,迪伦用摇滚的形式演唱了三首格思里鲜为人知的歌——《库里大水坝》、《亲爱的罗斯夫人》和《我回过家》,这再一次证明了,他不愿意一昧地去做别人希望他做的事情。尽管如此,他仍尊重公益性质的表演,与皮特·西格、朱迪·科林斯、奥黛塔、里奇·黑文斯、伍迪的儿子阿洛·格思里以及其他的艺术家们打成一片,跟他们一起上台表演。这次表演的唯一一个缺点就是,迪伦的存在几乎湮没了对格思里致敬这个主题,无论是在演出中,还是在媒体报道中。这就是迪伦非凡的明星效应的另一个例子。他越想抑制这种效应,它就越会发光闪亮。
我和迪伦在他下榻的酒店碰面,很简短,为了重新建立我俩之间的联系。那之后,只要他完成了新专辑,就会把每张新专辑的录音带寄给我,然后我们会讨论一些问题,关于发行专辑的时间、美工,还有可能提前发行的单曲。但是关于单曲的讨论一般就会很麻烦,我对他强调,如果他关心销量,那么在电台播出的单曲是非常重要的,可以给他带来忠实歌迷之外的听众。在一次交谈中,他告诉我他的朋友中,没有人听电台,所以,这能有多重要?对我来说,这正是问题所在。他的朋友是我们已经拥有的听众。如果我们想要拥有更多的听众,那么,电台是关键。我们从来没有就这个争吵,只是一直都在讨论,但是从来没有明确的解决办法。每次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就又要重复这些观点,就好像以前我们从来都没有讨论过这些问题一样。
《约翰·韦斯利·哈丁》这张专辑发行之后,迪伦和艾伯特·格罗斯曼的关系有点恶化。其中原因我不是完全清楚,但是我和艾伯特的关系一直都不错。然而,事情很清楚了,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好转,最后断绝了联系。这不是迪伦会和我讨论的事,我不确定他有没有跟别人讨论他和艾伯特之间的事情。但是,迪伦没有找其他的经纪人,我开始担心他没有经纪人这个问题。他保护隐私的倾向和在伍德斯托克的生活让他变得太孤僻。
迪伦表现最好的时候,会开始跟其他的艺术家聊天,看他们的表演,跟他身边信任的人讨论一些问题,并从外界汲取许多东西。如果你觉得他信任你,之后,接下来的一些事情会让你知道他到底有多谨慎和多疑。他喜欢跟别人检验你给他的那些建议。反过来,他会去尝试别人给他的建议,然后听听我的想法。这些对话会像车轮一样,循环着,你猜不出他什么时候才会停止这种对话,做出决定,更不必说知道他做什么决定了。这是他与周围保持距离的方式,然而这也是他总是让人觉得很神秘莫测的主要原因。不过,那时候,由于他的这种与他人保持距离的方式,很少有其他领域的艺术家会有过多期望和迪伦合作。他怀疑周围人的动机,这也无可厚非。每个人看起来都想从他身上获得一些东西。
我尝试着用和其他我喜欢和赞赏的音乐家相处的方式来和迪伦相处。当他明白自己的身份时,他会厌恶那些对他溜须拍马的人。我尽力地以一种坦率和诚实的方式去和他相处。我甚至邀请他出席哥伦比亚唱片的销售会议,为什么不呢?他可能喜欢这种交流,和其他音乐家还有经纪人见面,了解一些公司运作的方式。他和苏兹·罗托洛一起出席了 1963 年哥伦比亚在波多黎各的会议。后者是他的女朋友,也就是上了迪伦 1963 年那张专辑《放任自流的鲍勃·迪伦》封面的那一位,虽然他那张专辑销量并没有很高。
我一直在努力,不那么咄咄逼人地跟迪伦保持联系,让他知道,我一直都在那儿,只要他需要我。我没有想过要成为他最好的朋友。我是他签约唱片公司的总裁,我很真诚地以他喜欢的方式,保持着我们之间的交流。我会给他的秘书留言,他偶尔也会给我回电话。我暗示,如果他觉得我的建议有用,我很乐意提供帮助。如果他想见一些经纪人、制作人或者商业顾问,我都可以帮他安排。他总是很认真地听,也会在某件事上听从我的意见。
当我第一次听到《纳什维尔地平线》这张专辑里的歌时,我就喜欢上了,对它的潜力感到兴奋。我觉得这张专辑反映了迪伦现在平静的家庭生活状态,当然还有他更加直白的写作风格。我认为,这些因素应该会让大众觉得比他之前那些神秘的专辑更容易听懂。当然,他也把他声音中的青涩和沙哑抹去了,变得更加平滑。他说这是因为他把烟戒了。谁知道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更加关注自己的商业前景了。
我很想让他把专辑的名字给换了,我们讨论了好几次这个问题。他是在纳什维尔录制的这张专辑,他以前也在这里录过唱片,所以没有必要去强调这一点。虽然《纳什维尔地平线》这张专辑里面肯定有一些乡村元素,但它并不是真正的乡村专辑。我觉得专辑的名字会误导人们对这张专辑的看法。更值得注意的是,我相信专辑的名字可能会倒了许多摇滚乐迷的胃口。虽然摇滚和乡村音乐家更接近彼此,但是摇滚乐迷和乡村音乐的乐迷还是大相径庭的。迪伦可能会有更多乡村音乐的乐迷,但是我怀疑他可能会失去一些原来更喜欢摇滚的乐迷。迪伦给的回应还是没有改变,“我会回复你的。”很多时候,这个意思就是,“我不想直接拒绝你”。但是有时候,他可能会给你回电,然后跟你说他改变主意了。而我的策略就是直接给他最忠实的建议,然后看看有什么结果。
在这件事中,当我们之间的谈话过了一个月,专辑的封面已经印好的时候,迪伦打电话跟我说,他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他觉得我可能是对的,专辑的名字是应该改改。我只能告诉他,太迟了,我们改不了了。他开始担心了——我真觉得专辑的标题会影响销量吗?我解释了很多会对专辑销量产生影响的因素,哥伦比亚会尽全力增加专辑的销售。另外,我补充道,如果有一首热门金曲,我们就能做得很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次的对话起到了效果,之后每次讨论关于从专辑中出一首歌作为单曲发行的事情,迪伦都会接受别人的意见了。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在附近,问能不能跟我谈下专辑的事情。他带着很多想法和疑惑来到我的办公室。问我觉得哪首歌做单曲最好?我毫不犹豫地说,《躺下吧,女士》。他非常惊讶。我想他应该习惯了歌词经常带来的麻烦,他觉得歌词的性暗示会影响它的播放。这个我能理解,但是我认为我们会有办法两全其美。 1969 年性解放革命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所以这首歌适合这个时代背景。然而,它是一首温暖、柔和、旋律优美的民谣,有诱惑力,但不是粗鄙的引诱。这展现了人们从未见过的迪伦,它贴近平常的音乐爱好者,能够跟上现实,而不仅仅是先锋人士。迪伦承认,他从来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样的歌能够畅销,什么不能,所以他会听从我的意见。我应该做那些我认为是最好的事。
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激励。我们从《纳什维尔地平线》中选出的第一首发行单曲就是《我把它全扔了》,展现了迪伦向温柔转变的另一首民谣,还有,这首歌也打进了榜单前 100 位。之后,我们发行了《躺下吧,女士》,这首歌进了榜单前十,并且让《纳什维尔地平线》的销售量突破了 100 万张。
另一个刺激专辑销量增长的因素就是强尼·卡什跟迪伦合唱的那首迷人的民谣——《北国妞》。卡什一直是迪伦最早期的支持者之一,他们俩早已是非常好的多年老友。那时候,卡什是音乐界最有名的巨星之一。他打破了民谣和乡村音乐的界限。他在《纳什维尔地平线》中的出现以及他为这张专辑写的封套说明文字使迪伦有了一种独特的主流感,并且不会削弱他的外来者身份。除了卡什没人可以为迪伦做到这些。
1969 年 6 月,卡什邀请迪伦上他在黄金时段的电视秀,这在当时是一个重磅新闻。自从迪伦在《艾德·沙利文秀》的不愉快经历后,他一直回避这类曝光。我怀疑除了卡什还有什么人能让他上这种广受注目的节目。迪伦在《强尼·卡什秀》上的露面给他和他的音乐带来了新的观众。当然,卡什的节目也得
益于迪伦的超高人气,收视率大增。卡什和迪伦都是哥伦比亚唱片的艺人这一点让我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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