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这个发现和记录了敦煌的人,到底是学者、特务还是强盗?
伯希和是一个很全面的东方学家,可能任何人都不曾达到这一程度……敦煌可能是其一生中闪烁出的最具决定性的火花。……他以一种曲折多变的兴趣和一种地狱般的速度书写,人们很难去追踪这种始终准备走入新轨道的思想,而且时刻都准备顺便排除那些会使人联想到其他问题的内容。……如果说“天才”一词尚保持了某种意义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它用到伯希和身上。——路易·勒努《伯希和的传奇学术生涯》
作者简介:
菲利普·弗朗德兰(Philippe Flandrin),法国作家。曾在巴黎索邦大学学习,师从安德烈·马尔罗,致力于研究中亚历史和艺术。曾担任法国《十字架报》、《巴黎竞赛画报》、《费加罗报》和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著有《生死塞加拉——与让-菲利普·劳尔的对话》(1992)、《偷盗者博物馆》(1996)、《金字塔纪事》(2000)、《阿富汗——撒旦的珍宝》(2002)、《洗劫伊拉克》(2004)、《亚历山大大帝传》(2005),小说《艾妮格玛》(2006)、《罗克珊娜》(2008),电影剧本《毕加索》、《吴哥》、《埃及》等。
书籍摘录:
伯希和在敦煌(节选)
1907 年圣诞节前夕,伯希和离开乌鲁木齐,经官道前往吐鲁番。吐鲁番绿洲位于古丝绸之路北侧,拥有众多考古遗迹。但伯希和不打算在吐鲁番停留太久,时间紧迫,必须尽快赶到敦煌,看一看敦煌佛窟和著名的藏经洞。 1 月 24 日,伯希和抵达哈密,来到位于戈壁滩和蒙古之间的中国门户。 1 月 28 日,伯希和离开哈密,深入戈壁滩腹地,去迎接铺天盖地的寒冬。他必须经受严寒的考验,一行人马在冰冻的天气中遭受了一些损失。随后,天气变得晴朗起来,但气温仍在不断下降。伯希和考察队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在海拔一千五百五十米的星星峡发现了此次东行途中最后一座穆斯林坟墓:
穆斯林圣贤的墓上插满了木棍,朝圣者在上面系了很多布条。我们在那里测量到整个旅途中的最低温度(-36℃),尽管当时我们并没有太多感觉。
必须给牲口卸掉驮鞍,因为它们已经不堪重负。在缺少食物的情况下,只能拿斧子砍了它们吃肉。夜里,伯希和与同伴们挤在朝圣者歇脚的小屋里取暖。这段日子是最艰苦的时期,即使是穿越戈壁滩时的酷暑也不足以与之相提并论。考察队从喀什出发以来,经受了严寒的极端考验。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也要到达敦煌。
伯希和一行沿着有水井的地点,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经过星星峡后,海拔已经上升到一千六百米。随后,他们再次走向飞沙走石的荒漠,一直走到疏勒河边。这条河宽二十多米,水量充沛。他们渡过河,对岸的景色迥然不同:
再过几公里就是柽柳沙漠,然后是盐碱地和柽柳丛,有不少佛塔和房屋遗址。从石槽子开始,便进入了沙州(敦煌)绿洲,那里距离城市十七公里。
沙州绿洲方圆二十五公里,以贯穿南北的沙州河命名。它位于南山山脉北侧,与西藏隔山相望,占据了甘肃省最西端。伯希和考察队在新疆考察了十五个月后走出那里,超越了最初设定的考察范围,来到敦煌。
20 世纪初,敦煌有八十五个村庄、三万人口,全部是汉族人。敦煌行政首府沙州城人口三四千人,到处是商人和手工艺者开的店铺,另外也有一些农民:
农民们精耕细作,尽管他们使用非常原始的农具,但小麦、大麦、玉米收成都不错。他们颇有耐心,顽强地对抗着周围的盐碱地,试图扩大自己的耕地面积—用沟里挖出的泥沼铺在盐碱地上,厚度不到一米。
尽管如此,他们的生存条件依然艰苦,毒品在当地很流行:
尤其是在敦煌,吸食鸦片已成为痼习,无论男女都会沾染。孩子哭闹时,母亲甚至把鸦片烟吹到孩子脸上,好让他安静下来。
伯希和一行到达时即发现绿洲北部有一些村庄遗迹,大部分村庄都有类似堡垒的建筑。在漫长的历史中,敦煌经常成为来自哈密、于阗和南山游牧部落的侵袭目标。“农庄周围建有高墙,四角有高大的塔楼,守望着广阔的村落。居民和牲畜可以躲在里面,抵御外界侵袭。当地人和部分财产得到了保护,但最完善的灌溉系统却没有任何屏障,很多水渠遭到破坏,无法使用,导致盐碱地面积进一步扩大。”在绿洲腹地,有一个形似月牙的湖,湖南岸陡峭的悬崖上雕刻着汉人口中提到的千佛洞,维吾尔人称之为明屋。2月25日,伯希和在千佛洞与努埃特及瓦扬会合,他们已在伯希和之前先行抵达。
古河床已经干涸,岸边悬崖上雕凿着数百个佛窟,窟内绘有壁画,座台上刻有佛像,这就是千佛洞,距离敦煌城东南约十五公里。古时的僧侣不住在佛窟中,而是住在修建于干涸河床上的露天寺院里。大部分佛窟壁画都是 5 — 11 世纪的作品。壁画中数以千计的注释对壁画进行了解释,并注明了年代。我们借此可以研究佛教艺术在中国西部最辉煌的一段发展史。魏、唐时期的佛教艺术,在别处只能见到浮雕和造像,这里却有一系列体现其发展过程的板绘。
这里的洞窟完好无损,和丝绸之路上其他地方的洞窟不同。瓦扬记述道:“穆斯林从未到过这里,虔诚的佛教徒在这片四十多米高的山崖上开凿佛窟,窟内壁画未遭到破坏。”
直到当时,还没有人对这些石窟进行过“认真”研究,包括先前来过的斯坦因。伯希和马上开始工作,瓦扬负责绘制地图,努埃特拍摄照片。伯希和给洞窟编了号,共有 182 个值得研究。随后,伯希和列出清单,对千佛洞进行系统性研究。洞窟中的造像、壁画、浮雕和装饰图案令人叹为观止,但这些并不是伯希和最关注的,最让他着迷的是阅读洞窟墙壁和石碑上的文字。
千佛洞石窟数量众多,内容极其丰富,考察工作容不得半点拖沓。另外,并非所有洞窟都值得研究,例如伯希和对 17 号洞窟只写了寥寥几笔:“洞很小,没什么意思。”还有 16 号石窟:“洞很小,常见的风格,没什么。”以及 160 号洞窟:“洞很小,古代风格。”而 163 号洞窟却激起了伯希和的兴趣,可惜藏经洞上了锁。一名僧人诚惶诚恐地向伯希和解释说,发现藏经洞的王道士受甘肃兰州官府委托担当看守人,但他现在不在。这样的话,自然也就进不去了。王道士去哪了?也许在敦煌。伯希和只好返回敦煌,在那里找到了王道士。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的汉人,穿着道袍,头上戴着一顶道冠,下巴上留着小胡子,笑容可掬,模样谦恭。他对伯希和说,是神灵托梦给他,他才发现了藏经洞。实际上,藏经洞 1900 年被发现纯属偶然。
当初,王圆箓主动承担起修缮通向佛造像和施主画像的廊道的任务。他在一座封在墙里的石碑后面发现藏经洞,还发现里面的写本、彩绘、素描、幡旗和一批小型铜造像。很多卷子被当做礼物送给甘肃官员。一些朝圣的蒙古人前来查阅大部头藏文写本。后来兰州官府得知这一消息,但发现洞窟中既没有黄金也没有白银时,很快便对藏经洞失去了兴趣。
就这样,王道士一个人守护着藏经洞。他告诉伯希和,斯坦因在洞中考察过三天,买走一批写本。
王道士还说,我们的英国同行付给他一笔钱,数量可观。他的目的是让我们付更多的钱。我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暗自思忖用什么手段对付他。
“手段”,这个词用得很好。伯希和只有付完钱才有权进入藏经洞进行挑选,但也只能拿出有限的几个卷子,以免吓到看守藏经洞的王道士。
藏经洞的钥匙不在敦煌,而在千佛洞。于是伯希和陪着王道士返回千佛洞:
我们最终拿到了钥匙。 3 月 3 日“忏悔礼拜二”这天,我进入神圣之所。我惊呆了!八年前,藏经洞的书卷开始外流,我以为藏书数量已大大减少。您能想象吗,当我进入二点五米见方的洞中,发现里面三面墙上都堆满一人多高的书卷,每面墙都有两三层卷子。大量藏文写本夹在两块木板之间,用绳子捆着,堆放在一个角落里。其他书捆里也隐约可以看到一些汉文和藏文文字。
这是激动人心的一刻。伯希和好像是侦探,又好像是盗贼,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这个藏经洞。
藏经洞壁画属于常见风格,但看起来更古老,应该没有经过修缮……菩萨造像一直排到藏经洞门口。可以推断,写本藏入洞后不久,洞窟就进行了一次修缮。还可以推断,为了使藏经洞不易被人发现,这次修缮的目的正是要掩盖藏经洞。只是当时时间仓促,人们不会有兴趣对整个洞窟进行修缮。还有另一种可能性,纯属我个人观点: 11 世纪初,僧侣们偶然发现菩萨像后面有一个洞穴,遂将它用作藏经洞,并试图加以掩盖,所以才在上面重新做了一遍修饰。
我很快做出决定,至少要对藏经洞进行一次粗略考察,这项工作将为我指明方向。要逐个展开藏经洞中一万五千至两万册藏卷,我没有时间进行过多思考,否则六个月也看不完。但我至少要把所有卷轴都打开一遍,辨认每个卷子的性质,看看是否有新发现。第二步要把卷子分为两类,一类是精华部分,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拿到手;另一类也要努力争取,但必要时可以舍弃。尽管我很努力,这项工作还是花了我三个多星期时间。头十天里,我每天翻看将近一千册卷子,这肯定创下了纪录,因为平均每小时要在洞里翻阅一百册卷子,那是文献学家在用开车的速度翻看写卷。后来,我放慢了速度。开始时我有点疲劳,书捆里的灰尘让我喉咙很难受。接下来,我开始和王道士讨价还价,我想尽快谈妥,避免耽误更多时间……不仅对一册卷子是如此,对一页破纸也应如此,因为只有上帝才知道这堆破纸片有什么价值。只要未经过我的手,就不能排除里面有我需要的东西的可能性。
尽管工作条件恶劣,伯希和还是注意到,完成于 11 世纪初的西夏语写本中出现的最晚年号属于宋朝初期,即 10 世纪末。他还发现,西夏人 1035 年占领了敦煌,但藏经洞书卷中没有关于西夏的记录。伯希和由此推断,藏经洞可能是在西夏入侵前封上的。
汉文和藏文文书、绢画、帷幔、铜造像和 851 年雕刻的大石碑毫无秩序地堆放在一起。也许有人认为,成捆卷子四处散落是因为当地即将遭到入侵,人们都很恐慌,但我觉得更应该从中看到当时中原文明在敦煌地区的衰落。
伯希和花了三个星期时间,凭借蜡烛的微光在洞穴中翻阅书卷。这些书卷反映了公元后第一个千年后半期汉、藏、回鹘、粟特文化在中原门户之地敦煌相互交融的情景。藏经洞中藏文卷子比婆罗米文和回鹘文多。我把它们全部放在一边,一共有近五百公斤写本,可以上溯到藏传佛教诞生后最初的四个世纪,但我担心无法获得所有这些卷子。一名叫做柴达木的蒙古王公好像每年都来千佛洞,养成了在那里看“夹板”(夹在两块板子中间的经文,汉文称之为“书”)的习惯,王道士不敢惹他生气。
伯希和还是获得了数量可观的藏文写本,包括一部 8 — 10 世纪期间用墨在纸张上书写的西藏史。伯希和上次离开千佛洞前往敦煌时心情焦躁不安,现在又回来了,心情终于放松下来。伯希和在藏经洞里发现一张写于 9 世纪的希伯来文单页,这让他惊愕不已。这张纸的作者是一个来自伊朗的犹太人,纸是折着的,也许他当时把纸带在了身上。纸上的文字主要是《先知》和《诗篇》的部分段落,目的是祈求神灵的宽恕和恩赐。
……洗清我们的罪孽吧!哪个神灵能如你般铲除罪恶?……请勿忽视我们的赞颂之词,请原谅众生的不端,聚集起你的信众,洗清犹大的过错,授予你的信众旌旗,耶路撒冷的创建者!……
在恐惧和匆忙之中藏起来的书卷和纸页在洞里堆放了九百年。最初,藏经洞塞得满满的。伯希和在书卷中占据的狭小空间正是斯坦因留下的空隙。伯希和亲自翻阅的不仅有写本,还有数量众多的彩绘和画稿。一大幅用墨、金和彩色绘制成的画引起了伯希和的注意。一位 9 世纪的画匠在上面描绘了千佛洞当年的场景:一名僧侣背着大背篓,里面放着书。背篓很重,僧人弯着腰,手里牢牢地握着禅杖。他用力向前走着,脸上露出吃力的表情,眼光中却闪烁着强烈的渴望。道路艰辛,从印度一路走来需要穿越沙漠和戈壁。一只老虎陪伴着他,保护他前行。他头顶上升起一小股烟,化作祥云,上面坐着佛祖。他手拿大串佛珠和禅杖,浑身上下配备了所有朝圣者应有的行头:钵、拂尘、手提香炉和帆旗。这是一幅描绘北印度传法僧来中国的画像,敦煌是他们必经之路。这幅画很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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