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斯特兹·特克尔，美国口述史权威、著名作家、广播节目制作人。 1966 年，特克尔的第一本口述史著作《断街》出版，旋即成为畅销书，之后他一部部推出人们颇为关心的讨论话题，每部都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包括《艰难时代》《美国梦寻》《正义的战争》等，曾获普利策非虚构文学奖。

书籍摘录：

苦难的日子，别再来了……（节选）

写下这几个字，史蒂芬·福斯特（Stephen Foster）的那首歌就开始在脑子里肆无忌惮地回旋。

这是 1986 年初，我却想起了“肮脏的三十年代（Dirty Thirties）”。多年前的一位议员就是这样定义那阴沉黯淡的十年的，我们将在本书中读到他的回忆。

为什么这会引发我们的回忆？《六点钟新闻报道》和最知名杂志的财经板块都在讲（通过政府的传单）形势从未好转。即便是“繁荣年（boom year）”这个词也只是偶尔出现在标题中，权作一种乐观的预言。

没错，还有一些不大正式的警告，严肃登场：和“赤字”有关。除了这些通常无人相信的预言，没什么让人失眠。这个词比较晦涩难懂，会计才用得到。它同“饥饿”和“无家可归”完全不一样。这些让人不舒服的字眼总是出现在专题报道中，讲述“人情冷暖”的故事边上就是八卦专栏和戏剧新闻。

最开始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情况。先来看看股市。“股市再次上涨 12 点……将道琼斯工业指数推向新高，说明对未来经济增长和公司收益的乐观情绪依然高涨。”再来看看道琼斯指数；看看公司的广告，“责任”充斥其中；看看工商管理学院毕业生容光焕发的脸庞，他们煞有介事地拿着公事包，乘车赶去忙乱的办公室或更加忙乱的议院上班。

此外，还会不可避免地看到电视摄像机拍到的农民。你肯定也知道这么一位：那是一个绝望的爱荷华人，杀死了自己的邻居，然后自杀。我记得一位银行小官员也曾遭遇这种事。这也不是他的错，他和杀死自己的人一样心神错乱。这样的命运是他们自己不能左右的。

犹尼昂县拥有南达科塔州最富庶土地。上个月，这里农场主住宅管理局（Farmers Home Administration）的一位年轻官员在自己的妻子、儿女及狗熟睡的时候杀死了她们。随后，他去到自己的办公室，开枪打死了自己。他留下一份遗嘱：“这份工作给我很大压力，让我左脑痛。……”因为他是外地人，农场主住宅管理局显然认为比起南达科塔当地人，他会更愿意以强硬的态度对待那些还不上贷款的本地农场主，所以将他派遣到本州各处去工作。

我朝谁开了枪，穆勒·格雷夫斯（Muley Graves）惊呼道。他是斯坦贝克（Steinbeck）笔下一个几近癫狂的“奥客”，被拖拉机赶离了自己的土地。镇上的银行职员回答道：上帝啊，我也不知道。他自己也快要疯掉了。

穆勒是三十年代的一个小农户。那位爱荷华人是八十年代的一个小农户。他们之间虽然隔了半个世纪，导致他们穷途末路的原因却是一样的：还不出钱。

自大萧条以来，还没有个体农场主经受过这样的艰难与绝望。数以万计的人越来越消沉，正品尝着愤怒的葡萄。如果政府不施以援手，他们就会从别人那里寻求帮助。因此，身边总是不乏骗子的存在。

科尔尼，内布拉斯加州——在一间寒冷黑暗的粮食仓库里， 200 个来自中西部的男男女女蜷缩在毯子底下，认真地听一个高个子男人讲话。他身穿黑色西装，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拿起武器包含一无所有的农户。 32 岁的拉里·汉弗莱（Larry Humphrey）长相英俊，还带着点稚气。他说道：“基督告诉我们他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当银行体系垮掉，亮出武器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情。……人所周知的是，世界上的大多数银行都是犹太人开的。……”

在三十年代，乡下也曾弥漫着愤怒情绪，也曾出现过武装斗争，但两者是有差别的。“地方武装团队（Posse Comitatus）”和“雅利安民族（Aryan Nation）”被当成小丑并有转移视线之嫌，让人从麦地里轰走了。人们多多少少知道根本原因所在，但这种认识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已经不剩下什么了。三十年代的农户将矛头对准了华盛顿。

南达科塔州的埃米尔·罗瑞克斯（Emil Loriks）回忆道：“在十到十一个州里，局势一触即发。你几乎可以闻到火药的味道。当爱荷华的州长赫林（Herring）要出动国民警卫队时，米洛·雷诺（Milo Reno）说：‘等等！我不会让自己的双手沾染上无辜民众的血。’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让农民离开 75 号高速公路。那里可能聚集了上千人。雷诺在苏城召集了一次会议，来了大约三万农民。我们决定前往华盛顿，勉强接受它的一个农场计划。如果胡佛在 1932 年不发挥点作用，我们就遇上真正的麻烦了。”

当时和现在。在三十年代，政府确认一项需求便施予援手。现在，政府看到一种表象，报之以微笑。拉里·汉弗莱看到一颗苦果，已经熟透，等待采摘。

芝加哥南郊区最近发布的一份公报显示，美国钢铁公司的南部工厂准备解雇 6000 人。这样一来，在岗工人只剩下 1000 ，也只是暂时在岗而已。这算不得意外。钢铁行业里的人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重工业里又多了好几千个无事可干的人。

艾德·萨德洛夫斯基（Ed Sadlowski）是一名工会领导，他的祖父、父亲还有他自己都说钢铁工人。最近，他驾车载着我在工厂里转了转。我就像莱斯利·霍华德（Leslie Howard）在电影《伯克利广场》（Berkeley Square）里扮演的主人公一样，进入了另一个时空。这位英国人发现自己成了乔治四世的臣民。而我发现自己回到了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治下的日子。

烟囱不冒烟。空中也不再出现橘色的火光。停车场空荡荡的。不管你的视力有多好，连一辆雪佛兰或福特车都看不到。偶尔会发现一辆被遗弃的破旧老爷车，这样的画面也会让人想起三十年代。我们的座驾是方圆几里之内唯一在行驶中的车辆。一条流浪狗，不见人影。那天算不上很冷。事实上，天气暖和得有些反常，让周遭的一切显得愈发萧条。

那片街区的店铺也没什么生意。只有两三间木板条搭建的铺子。艾德指给我看一家成衣店，挂着“开门营业”的牌子。“老板下个月就要关门大吉了。”

南芝加哥加入了扬斯敦、约翰斯敦和加里的阵营。八十年代左右的钢铁城变得和三十年代左右的鬼城一样。最近，我在一家艺术电影馆观看了威拉德·范·戴克（Willard Van Dyke） 1938 年拍摄的纪录片《山谷之城》（Valley Town）。它向我们展现了大萧条时期的兰卡斯特（宾夕法尼亚州），冰冷死寂。一时间，时光仿佛倒流，我看到了萨德洛夫斯基的南芝加哥。

此去何往？下一站是何方？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在他著名的长诗里提出了这些问题。他呈现了一个群体的集体回忆，跨越了好几代人。他不相信一代人会完全失忆。现在，他会将他的诗重新命名为《人民，可能吧》吗？

起居室里的报纸越来越多，上周的、上上周的，捆得像流浪汉的铺盖卷那样。我能从中发现那些与牛市有关的标题。其中，一个与众不同的题目吸引了我的目光。发稿地，爱荷华州滑铁卢：“迪尔公司（Deere and Co.）将再解雇 200 人，自十月以来，该厂已逾千人下岗。” 文章引述了美国联合汽车工会（UAW） 838 分部丹·佩奇（Don Page）的一番话：“你总是在说情况不会变得更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丹·佩奇和总统先生似乎在不同的频道上，当然更不在同一个星球上。默多克新闻集团的标题积极正面：辉煌重现。子标题是：“美国正日益强盛——里根”。尽管《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不那么浮夸，但同样兴高采烈。

让我们回到那捆报纸。发稿地，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的涡轮发动机部门将在今年裁掉至少 1500 个工作岗位……。” 1974 年，该厂雇佣了 29000 人。到了 1980 年，这个数字降到了 17000 以下。

翻到漫画版块，是著名的《布鲁姆县城》（Bloom County），采用的是旧图新画的手法，几乎不着痕迹。东方航空公司（Eastern Airlines）传达了一条很严肃的声明： 1700 名空乘人员将被裁剪，留下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将下调 20%。运输工人工会（Transport Workers Union）在别处表示实际工资的降幅达到了 32%。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也发布了一项声明。它并没有出现在公司的电视广告中。演员克利夫·罗伯逊（Cliff Robertson）再也没有必要出现了。公司位于奥罗拉的工厂将把员工人数从 4000 裁减到 1500 。就像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所说的那样，就是这么回事。

上周，就在我的办公楼附近，年轻人排着长长的队伍，绕着街区蜿蜒前行。起初，我以为他们是在等着买芝加哥熊队比赛的门票。一个街区之外，还排着一条这样的长队。这里大部分都是黑人，大约有两百号人。其中一个只有十九岁，告诉我他和其他人都是来求职的。当天晚些时候，人事部的一位熟人告诉我一共只有五个空缺职位。

1931 年的时候，艾德·保尔森（Ed Paulsen）十九岁。他也是一名求职者，在旧金山找工作。“我早上五点起床，赶到码头区。在史倍克糖厂（Spreckels Sugar Refinery）的外头，门外挤满了上千人。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这里只招三四个人。负责人带着两个保安出来说：‘我需要两个小工，另外两个下到坑里干活。’上千个人会像一群阿拉斯加犬一样去抢这几根肉骨头。最后只有四个人能得到工作。”

年轻的保尔森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和他同样命运的还有好几百万人。他搭乘货车。一半的时间都呆在货车车厢里，仅仅只有立足之地而已。也许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或者鬼知道的什么地方，会有一份工作在等着他。

路易斯·班克斯（Louis Banks）是一位二战黑人老兵。他回忆道：“白人黑人都一样，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穷。所有人都很友善，睡在流民露营地里。我们有时候会让一名流浪汉四处转转，看看有没有哪个地方在招工。他会回来说：底特律，没工作。他会说：有人在纽约招人。有时候，一节货车车厢里会挤上十五到二十个人。有时会更多。还有女人，她们中的许多甚至会假扮成男人。唉，每个人都在搭车，满心希望找到一份工作。”

十五年之后，《萨克拉门托蜂报》（Sacramento Bee）派出两名年轻的记者戴尔·马哈里奇（Dale Maharidge）和克尔·威廉姆森（Michael Williamson）启程上路。他们搭乘货车走了好几个月。长辈们曾向他们讲述过三十年代的事情。他们自己也研究了多罗西亚·兰格（Dorothea Lange）、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和其他人的摄影作品。他们看到了同样的面孔。威廉姆森说：“穷困潦倒的人看上去都差不多。”

他们也看到了挤得无法动弹的货车车厢。这些新的流浪者来自“铁锈带”、废弃的农场以及破产的小店铺。其中的许多人都曾投票给里根，因为“他让我们感觉不错”。现在，他们感觉不那么好，但很少有人怪到总统头上。他们讨厌被称作失败者，但他们现在就是这样被称呼的。在三十年代（至少回想起来是这样），他们被称作受害者。如果说当时和现在之间存在什么主要的差别，那就是在语言上。当时，在失意者面前，意气风发的人的言语透着不安，现在则是些微的蔑视。

一名流浪者说：“我不知道在美国贫穷也是违法的。”你知道在路易斯安那州在车里睡觉是违法的吗？你知道在波特兰在天桥下睡觉是违法的吗？你知道在劳德代尔堡从垃圾箱里找吃的是违法的吗？有人告诉马哈里奇和威廉姆森，那些垃圾箱里会投放老鼠药。

这并非像它看来那样令人吃惊。在三十年代，流浪是逮捕和拘留最常见的罪名。盗窃紧随其后。现在，根据联邦调查局（FBI）的数据，当工厂倒闭成为常态，盗窃和抢劫案件增加了一倍。

一位越战老兵带着他的妻子、两个小孩子和一顶帐篷四处奔波。他正在盘算一些自己难以接受的事情。“我他妈的努力去当一个好市民，之前从未干过违法的勾当，现在却想着去打劫那家 7-11 便利店。我不会为了给孩子弄口吃的，就去朝别人开枪。”

题图来自： wikip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