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汉娜·阿伦特： 20 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她于 1933 年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 1941 年移居美国。曾担任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境况》《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精神生活》等。

玛丽·麦卡锡：美国杰出作家、评论家、政治运动家，曾获美国国家文学奖章、麦克杜威奖章。主要著作有《一个天主教女孩的童年回忆》（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佛罗伦萨的石头》（The Stones of Florence）、《她们》（The Group）等。

卡罗尔·布莱曼（编者）：美国作家，著有《危险地写作：玛丽·麦卡锡和她的世界》（Writing Dangerously: Mary McCarthy and Her World），该书曾获 1992 年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传记类）。 

书籍摘录：

序言（节选） 书信中的浪漫传奇

卡罗尔·布莱曼

除非通过讲故事，否则我们无法说清生活是什么样子，无法描述造化如何弄人。

  汉娜·阿伦特， 1971 年 5 月 31 日  

1944 年，她们在纽约曼哈顿的莫雷山酒吧（Murray Hill Bar）第一次见面。当时，玛丽·麦卡锡还处于和埃德蒙·威尔森（Edmund Wilson）的婚姻之中，陪同她的是评论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其弟马丁·格林伯格（Martin Greenberg）是汉娜·阿伦特在修肯出版社的同事。阿伦特的评论和散文最初只发表在《犹太杂志》（Menorah Journal）和《当代犹太人档案》（Contemporary Jewish Record）上，后来也开始出现在《评论》（Commentary）、《党派评论》（Partisa Review）和《国家》（The Nation）上，这使她的名声不再局限于她所属的德国犹太移民圈，而是被更多纽约知识分子所了解。那时，她还远没有后来那么大的影响，但也已经来美国三年。她传递着一种权威——“代表某种更加古老更加深刻的东西，那就是她所理解的欧洲文化”，她的同时代人威廉·巴莱特（William Barrett）后来这样回忆——这着实让她的美国新朋友着迷。

1944 年的玛丽·麦卡锡被阿伦特怀疑主义者的机智所震撼。后者和她出生在柏林的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Heinrich Blücher）的身上都有一种漫不经心的气质，让人感觉很轻松。比如她曾讲过一个关于逃亡者的笑话，说一只逃难的猎獾狗哀叹自己作为圣伯纳犬的前世。 1985 年我对麦卡锡进行采访时，她回忆说：“她充满了活力，一种让人激动的不同寻常的活力……她给我带来快乐和惊奇。”在莫雷山酒吧，阿伦特笑着说，美国还没有“定型”，这还是一个小店主和农民的国家，与其说这是个新世界，它其实更像是一个“旧世界”，这里的社会视野非常狭隘，和这个国家的开国者拥有的政治视野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这些观察与麦卡锡 1947 年 9 月的一篇文章呼应，但视角有所不同。为了解释美国生活中的游牧性质，解释她所看到的“美国装饰、美国娱乐和美国文学中存在的丑陋性”，她在《美丽的美国》一文中写道，这种“庸俗”是不是“以看得见的形式表达了欧洲大众的贫穷，表现了漂洋过海来自欧洲的落后和贫困”？关于美国电影在海外的巨大成功，她指出，“欧洲是未完成的底片，而美国已是样片”。

麦卡锡认为，欧洲拥有“稳定的上层阶级”，而在美国，这种阶级的缺失“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美国社会的庸俗化”。这和汉娜·阿伦特眼中的欧洲不同。阿伦特经常把美国这个她的移居国称作“共和国”（Republic），她眼中的美国和麦卡锡描述的战后美国也不尽相同。阿伦特看到了其他东西。在 1946 年给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Carl Jaspers）的信中，她用赞许的语气提到，美国不存在“民族国家”和“真正的民族传统”。

幻想（fantasy）在这里也起了作用，对于她们俩来说，这是一种具有巨大创造潜力的幻想，不仅让她们的友谊在经历了早期的一次误解之后迅速加深，而且也促进了她们的写作，她们的很多作品都从对方的文化传统中获取了灵感。我们很容易注意到，阿伦特在《论革命》（On Revolution）和《共和国的危机》（Crises of Republic）里对宪法与人权法案中所蕴含的政治原则进行了批判性思考，而麦卡锡写的是《我眼中的威尼斯》（Venia Observed）、《佛罗伦萨的石头》（The Stones of Florence）和《美国鸟》（Birds of American），《美国鸟》中处处体现着康德的道德哲学。即使是《群体》（The Group）这样一本书中全部角色都出自瓦萨学院 1933 届美国女孩的书，也还是在小说的结尾处把视线投向了那个远行去了欧洲的女孩“雷姬”（Lackey），她在战争爆发前夜回来了，带着一个像男人一样的埃斯蒂安纳男爵夫人，后者是个德国人。

晚年的玛丽·麦卡锡把她与汉娜·阿伦特以及意大利评论家尼克拉·乔洛蒙提（Nicola Chiaromonte）的友谊看作是一种皈依的体验，后者也是她在 1944 年认识的。“也许那就是欧洲！你知道，直到刚才这一分钟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1980 年秋天，她向我追忆了那个让她难忘的夏天，乔洛蒙提深深地影响了她。那是 1945 年的夏天，在马萨诸塞州特鲁罗的海滩上，当时她和埃德蒙·威尔森已经分手。她和乔洛蒙提谈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从埃德蒙和他的世界……还有《党派评论》那些家伙的世界走出来的感觉，”她感叹道，“实在太美妙了！”

麦卡锡之前曾为《党派评论》写过戏剧评论，还写过一本叫《她所结识的人》（The Company She Keeps）的半自传体小说。 1945 年，她为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的《政治》杂志（politics）翻译了西蒙娜·韦伊的散文《〈伊利亚特〉，或力量的诗歌》（“L’Iliade ou le poème de la force”），她还在巴德学院研究俄国小说，这是她的第一份学术性工作。当时很多东西都处在变化之中，特别是广岛原子弹的爆炸结束了惯常的政治，也终止了她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短暂兴趣。“我们非常活跃，”她回忆着特鲁罗的那群人，包括詹姆斯·艾吉、尼科洛·图奇（Niccolo Tucci）和乔洛蒙提的妻子玛丽亚姆。但是她所说的“绝对的觉醒”其实也就是“思考这些作家［韦伊和俄国作家］说了什么！”

就在六年前，埃德蒙·威尔森写了《到芬兰车站》（To the Finland Station），这是研究欧洲革命传统的重要作品，麦卡锡认为，“相比之下，那只能代表空洞的文学观”，他只会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两个作家”，认为“托尔斯泰当然是个更好的文体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语写得很糟糕，诸如此类……他们谁也不会想到应该把作家的生活和他们的作品联系起来，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信仰什么”。对于麦卡锡来说，这种联系至关重要。她童年生活中失去的东西让她特别容易受到伤害，特别是害怕文学赋予那些“急急爬过沉默的海底”的纯属个人的“蟹钳”以某种目的和意义，这是艾略特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描写。

乔洛蒙提和阿伦特是不同的，他们俩和麦卡锡认识的那些纽约知识分子也不一样，但他们俩都是欧洲人——“也是柏拉图主义者”，麦卡锡在 1980 年这么评价道，“更应该说是苏格拉底的信徒”——他们都非常关注个人和政治的道德性，这让麦卡锡感到非常激动，而这种激动是那种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政治无法带给她的。例如，阿伦特的信条——用对世界的爱来代替对个人的过分关注，赋予了政治生活某种救赎的力量，而童年时代的麦卡锡是从宗教中获得这种力量的。

不难想象麦卡锡在汉娜·阿伦特身上发现的那些特质，正如一位崇拜阿伦特的耶稣教信徒所写的，她“具有在现代黑暗时代的废墟中进行诗意思考的天赋”。但是，她们的友谊也经历了考验， 1945 年在纽约的一次聚会上麦卡锡说了错话。在谈话中，大家谈起法国公民对占领巴黎的德国人的敌意，她说她为希特勒感到难过，因为他竟然会荒唐到希望得到他的受害者的爱戴。这完全是玛丽·麦卡锡的风格，她说这话是要故意冒犯那些道貌岸然的反法西斯分子，绝不是针对汉娜·阿伦特的。但阿伦特非常愤怒，她当时就生气地说：“你怎么可以在我面前说这种话—一个希特勒的受害者，一个去过集中营的人！”麦卡锡根本没有机会道歉。据麦卡锡说，三年后，她们在一个会议上讨论《政治》杂志的前途，她们同属少数派。在地铁的月台上，阿伦特转身对她说：“我们结束这荒唐的争吵吧，我们的想法如此相近。”麦卡锡为关于希特勒的话向她表示歉意，阿伦特承认自己从来没有去过集中营，只在法国的一个拘留营里待过。她们的友谊之花从此常开不谢，在现代知识分子中无人可以媲美。

玛丽·麦卡锡 1912 年出生在西雅图，六岁时就失去了父母，是被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的监护人抚养长大的。她任性固执，除了学校里的那些知识女性，其他人她谁也不服。这种情况第一次是出现在西雅图圣心修道院的嬷嬷中，后来是在塔科马的安妮赖特神学院，再后来就是瓦萨学院。汉娜·阿伦特 1906 年出生在汉诺威，在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长大，她的父母亲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犹太人，她是家中的独女。在某种意义上，阿伦特是麦卡锡所有老师中最出色的一位，但她的权威，不论是在道德上还是知识上，都没有阻止麦卡锡对她的思想提出质疑，尤其是当她的思想晦涩难懂，同时又和麦卡锡本人的现实感产生冲突的时候。

书信中的浪漫传奇，这是我对玛丽·麦卡锡和汉娜·阿伦特这本通信集的概括，因为它讲述了两个朋友之间热烈的友谊，而这种友谊在外人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难以相信这两个女人能成为朋友。”他们的出版人威廉·朱万诺维奇（William Jovanovich）评论道（他自己也以浪漫的形象出现在这些书信中）。 1992 年 12 月，朱万诺维奇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汉娜并不能真正理解麦卡锡行为举止中的美国特征。”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她对麦卡锡在牙齿上花那么多钱感到很吃惊，他补充说，“我没敢告诉她，我花的钱更多。”还有阿伦特告别时匆忙离开的表现常常让麦卡锡误解，麦卡锡不太了解欧洲人不喜欢没完没了地告别。

她们书信中的那种柔情表达了一种接近于浪漫情感的友情，虽然与性无关，但也不是完全柏拉图式的友谊。麦卡锡移居欧洲以后，她们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信中常常表达对彼此的思念。 1960 年，罗马，玛丽写给汉娜：“我写这封信完全是出于自私的原因：因为我现在思绪纷乱，我想和你说说话，就像我们在你家一样。” 1969 年，纽约，汉娜写给玛丽：“天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要写信。我写过数不清的信给你——感谢你，想念你，每次想到你都更添一份亲近和温柔。问题是，为了给你写信，我得停止想你，思念是件多么轻松的事，而写信却如此麻烦。请原谅我这么想。”

麦卡锡身上有些东西非常吸引阿伦特，这些东西超越了她们的文化差异，也超越了那种把她和其他美国朋友联系在一起的对政治和文学的爱好。最吸引阿伦特的是麦卡锡的开放态度，这种态度几近于幼稚，这和她早期最不寻常的一部作品《拉赫尔·法恩哈根：一个犹太女人的一生》（Rahel Varnhagen：The Life of a Jewis Woman）中的主人公拉赫尔·法恩哈根不无相似之处。法恩哈根在柏林的沙龙成为 19 世纪初浪漫主义诗人的聚会场所， 1929 年阿伦特第一次在作品中提到她，她“努力让自己投入到生活中，让生活‘像没有雨伞遮挡的暴风雨一样’冲击着她”，这些都深深地打动了阿伦特。

玛丽·麦卡锡，确实也是如此。但是，真正把她的世界和阿伦特的世界分开，并使她们的友谊有一种神奇特质的正是麦卡锡的“美国特征”，这种“美国特征”随着麦卡锡在国外居住的时间越久，似乎也变得越明显。在为麦卡锡的《思想回忆录：纽约 1936—1938》（Intellectual Memoirs: New York 1936-1938）写的前言中，伊丽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认为，阿伦特“把玛丽看作是一个珍贵的美国朋友，也许是她在这个国家能找到的最好的朋友，在她的性格里，有一点点美国西部精神，有一点点罗马天主教的影响，她既是古典的，又是属于新世界的，她是一个像拉赫尔·法恩哈根（Rahel Varnhagen）那样的沙龙女主人”。

从另一种意义来说，阿伦特和麦卡锡之间的对话是两个旅行者的故事，而不是浪漫传奇。她们的书信越洋跨海，当她们身陷论战风暴之中时，这些书信成为她们的生命线。她们相互依存，在友谊中寻找庇护所，和同时代那些失败的群体保持距离。那些失败的群体包括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她们对这两者都没有太多信心，还有那些从行为科学中受到启发的追求社会进步和社会控制的派别，以及充满了嘲讽和怀疑态度的左派群体。

这是一个幸存者的故事：令人振奋，不是因为它有个美好的结局——故事是没有结局的——而是因为她们可以尽情从彼此的才能中获得快乐。有时候，玛丽·麦卡锡和汉娜·阿伦特就像两个女学生，手挽着手，压低了嗓门议论着操场上那些男孩（还有女孩）滑稽可笑的动作，她们是如此贴近生活，这让有关她们的其他一切都有了可信度。我们跟随着她们二人，行进在遥远的几乎无法航行的思想之河上，思考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探险者手中始终会保留着火种。

题图来自： wikimedia ；文内图由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