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乔治·凯南（1904 年—2005 年），美国著名外交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苏联遏制政策始创人，两次荣获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 1946 年 2 月 22 日，任美国驻苏联代办期间，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出著名的“长电报”，对苏联的内部社会和对外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最终被美国政府所采纳的长期对苏战略。

弗兰克·科斯蒂廖拉，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冷战史教授，著有《罗斯福丧失盟友：个人政治如何促发冷战》《尴尬的领导权》《法国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冷战联盟》等。

书籍摘录：

1944 年

尽管日记中缺少对 1943 年的记录，但这是对战争结果起到关键作用的一年，也是凯南作为外交官职业发展较快的一年。经过在苏联、意大利和太平洋上的几场鏖战，盟国最终取得了重大胜利。在里斯本，面对国务院和战争部（War Department）关于亚速尔群岛基地权利问题谈判的命令，凯南感到非常困惑，他不顾指令，直接向白宫发出呼吁。当时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听完凯南的建议之后，非常支持这位外交官的计划，同意接近葡萄牙的独裁者安东尼奥·萨拉查（António Salazar）。
1944 年 3 月，美国国务院将凯南从里斯本调往伦敦，担任驻英国大使约翰·怀南特（John G. Winant）的政治顾问。怀南特也是英-美-苏欧洲咨询委员会（EAC）的美国代表，他的职责是商定战后占领德国的计划。6 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凯南被派往苏联，成为苏联大使馆第二号人物，协助埃夫里尔·哈里曼。由于德国仍然占领着大部分欧洲地区，凯南不得不乘坐军用飞机从意大利出发，辗转埃及、伊拉克、伊朗，最后到达莫斯科。 7 月 1 日，凯南抵达莫斯科，安娜莉丝和孩子们晚些与他团聚。

1944 年 3 月

我们（英-美-苏欧洲咨询委员会）代表团的规程完全没有提及外交政策。显而易见，我们宁愿看到德国的附庸国在轴心国的武力打击之下分崩离析，也不希望背离无条件投降的原则，采取其他政治选择。

在德国问题上，我们的政策缺失导致了以下后果：

1. 苏联人对我们的误解与日俱增，我们却任由其发展。这些误解与实质问题无关，而是因为我们没能考虑到他们的心理，比如战争罪行条款或占领区域划分，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2. 关于投降条款的建议书，我们完全没有写清楚我们未来将在德国承担的具体责任，而只是简单地规定三个同盟国对德国的未来承担无限责任。建议书还显示出，我们无意从德国人民当中争取同盟者和帮手。

哪怕从军管政府的立场出发，我都很怀疑这些观点的公正健全，但是又插不上话。

我知道，处理德国问题的国际合作不够健全。

如果我们无法同苏联人就政治目标达成一致意见，那么，上帝保佑，我们就不要在双方政府都最困难的时期，盲目地同他们一起承担那些不必要的重任，即管理一大批民众。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无法打败德国，如果就德国未来的重建问题无法跟他们达成一致，那我们坚持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条款还是正确的吗？条款中毕竟包含了我们的重大承诺。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们可以利用纳粹领导人的恐惧心理，保留他们以便控制德国领土，除了这条出路外，他们的生存无法得到保证。我们可以搁置关于战犯的所有讨论，以及我们在德国的终极控制权，等等。为了赢得我们与日本的战争，必须集中精力推行裁军措施，解决德国问题，这跟苏联人的部分主张类似。不过，在合理的基础上，三方就军事占领问题应该达成一个非常明确的协议，并且在达成共识之后，我们应该积极敦促建立一个拥有最低而非最高权限的直接联合军管政府，同时尽可能不干涉德国的内部事务。我们应该避免采取任何解散政府或遣散军队的措施。我们应该本着这一原则筹划占领措施，以便将我们对这个国家内政的干涉降到最低程度。

为什么要对德国这么“宽容”呢？

首先，这不是“宽容”。实际上，裁军是我们除了肉体毁灭以外能够采取的最严厉的措施。

其次，除了上述措施，其他措施都需要更强的决策力量和更清晰的政治目标，需要统一步调，而这些条件我们都不具备。缺少这些条件，实施高压政策和干涉内政的策略就会捆住统治者的手脚，也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变成统治者挥之不去的困扰，”吉本说，“他们首先要考虑好要不要下定决心坚持到最后。他们激起了自己一直在努力扑灭的火焰；形势很快就变成了有必要严惩违抗命令的人，这也是一种犯罪，他们也是罪犯。”[1942 年至 1944 年，在多达七次的横渡大西洋飞行中，凯南阅读了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 1776-1789）。这使得凯南更加相信一个民族想要长期控制另一个民族是非常困难的。]

在我们依靠武力或高压政策对德国内政承担起任何重大职责之前，我们应该首先慎重地考虑一下吉本的建议，是否我们已经下定了决心，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要这么做。这可能需要我们付诸武力，而这种付出与我们想要的积极结果是不对称的；这也可能需要我们的军队学会残忍，而这种残忍只能让军队自身变得更加残酷无情，也许只能成为政府一次最坏的教训。若想成功，就需要我们与苏联在目标和方法上令人信服地达成最大限度的协调一致。

我们必须问自己的是：

我们是应该跟纳粹德国长久地战斗下去，迫使他们盲目地臣服于我们，还是应该马上让他们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去做，结束敌对状态，哪种做法更有价值呢？

对于德国目前的情况，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我们才能接受？我所说的接受，是相对于我们当前的责任而言。

1.  完成德国裁军计划。

2.  为了确保完成第 1 点的任务，同时做出心理示范，完成盟军占领行动。

3.  剥夺纳粹领导权，惩罚战犯。

4.  战争赔款和赔偿。

第 3 点和第 4 点相互对立，所以彼此抵消。

现在假设我们只坚持第 1 点和第 2 点，苏联已经颇为完美地将它们阐述清楚了。

我们必须在观念上将处理德国的计划和我们所期待的投降协议分清楚，后者应该服从前者。

想要在委员会中充分发挥作用，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  找一个精力充沛、经验丰富的人取代怀南特，这个人可以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委员会的工作中。

2.  撤换斯塔克海军上将，委任一个单身的年轻军官接替其海军顾问一职，这个岗位的职责就是严格地仅就重要的海军事务向代表们提出建议，相应地，他无须直接与海军部对接。

3.  设立军事顾问，这个职位不再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代表，而是只对代表负责的独立顾问。

4.  停止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委员会工作决议的参与。

5.  增设战争部和海军部的代表。

6 月 16 日，那不勒斯

同墨菲和奥菲[卡梅尔·奥菲，曾担任威廉·布里特的顾问，后为美国国务院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工作。]开车在城里绕了一圈儿，所见景象让人心情不是很好。人们看上去还算营养充足，但是衣着破烂肮脏。在我看来，他们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城市公共交通工具。我看见三辆脏得要命、破旧不堪的有轨电车在郊区的街道上爬行，还看到一辆美国红十字会的巴士载着乘客，除此之外再没见到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古老的马车被迫重新走上街头，这可真是既滑稽又可怜。

我们在一个非常时尚的别墅内用餐。别墅建在高处，俯瞰整个城市。这里是咨询委员会法国代表的住地，我们回避着所有存在争议的话题，但在快乐的聚会和美丽的夜晚背后，是日益凸显的大量复杂矛盾和一系列难题，不论是对我们自己还是意大利人都是如此，这必然会影响到法国国内政局及其国际地位的恢复。对美国人来说，法国的复兴之路困难重重。法国人非常明白他们想要的是什么，而且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我们头脑清醒，对所追寻的目标却只有一些模糊的想法。

6 月 17 日

如果说还有什么比发展我们军队的作战手段更值得期望的事情，那就是在人们对这些手段习以为常时，还能再次将它们轻掷一旁。

……

……

山姆·雷伯[ 塞缪尔·雷伯（Samuel Reber）是意大利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成员。]也在晚宴上，他是从罗马到这里来和我们共度良宵的，传说纳粹党卫军曾经用酷刑折磨他，把他的手指甲和脚趾甲都剥掉了，据说他把大量烈性炸药藏在德国大使馆里。我听到很多有关德国囚犯的报告，报告提到他们在囚禁中的各种反应。有些说他们很沮丧很气馁，有的说他们充满怨恨，还对我们的行为进行控诉：说我们摧毁了欧洲的文化价值观，把欧洲交给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说我们对欧洲大陆一无所知，对它的未来也缺少规划。面对这些指责，我的回答是：别再说什么布尔什维克主义，因为不是我们先把苏联人请进东欧然后又攻击他们的，如果你仅仅把欧洲看成是一座文化的博物馆，而不是一个鲜活的正在发展的文化栖息地，那么这种责备也许是公平的。无论如何，让我们来假设一下，即便是我们再次给欧洲带来了灾难，那么错误仍在于德国，因为是他们逼迫我们进入欧洲的。每当有人危及英国的安全时，我们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欧洲大陆的人民不希望不可理喻的美国佬把如此严重的灾难带到自己的头上，那他们就必须学会别去招惹英国。让德国人从中吸取教训，不要重蹈覆辙，再做蠢事。

今天，我还看到了有关我们远程战略轰炸进展及其效果的记录。这些记录彰显了一种学者风范，一颗尽职尽责的心，一种对细节的忠诚，一种创造力，这是对聪明智慧的美国人民的回馈。晚上我躺在床上，雷声此起彼伏，回荡在山间，大雨顺着房檐倾泻而下。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不可能从军事艺术中汲取哪怕千分之一的能量、智慧和忠诚，倾注到人类需求更为迫切的社会和文化建设当中去。

6 月 18 日

午饭是在科克[ 凯南后来回忆，他从亚历山大·科克这位古怪守旧的外交官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的“藏娇金屋”里吃的。那是一栋靠近海边的房子，曾经住过一个王室成员的情妇。我坐在苏联代表的妻子旁边，整个午饭期间及饭后，我们都在谈论苏联。她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非常勤奋，跟所有履职国外的苏联官员的妻子一样，她凭借着女性的本能做好自己的工作。

今天，凡是要了解苏联的人，都应该留心观察苏联妇女：不光是大都会酒店里的酒吧女郎，还有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女性。据我所知，她们所接受的训练方式，是前所未有的。苏联妇女的道德和修养主要体现在社交方面，而不是私人生活中。她们的尊严不仅仅通过女性和母性的魅力展现出来，更体现在社会功能上。她们不会为了去爱而活着，也不会为了活着而去爱。我国的女性也工作，通常也很独立，但跟苏联妇女是两回事。对于我国女性来说，个人的基调往往定位在：随机应变，希望体验作为女人的快乐，憧憬着未来美满的个人生活。我国女性的奋斗也值得骄傲，然而她们在思想独立方面与苏联女性有天壤之别。在苏联，女人工作不是为了装点个人生活，而是严格地为国家履行义务，在这方面苏联跟纳粹德国并无区别，思想独立是自甘堕落、多余、危险和邪恶的表现。

在我看来，无论男人和女人，彼此之间最大也最让人绝望的差别就在于心态的不同，而且这种差别根本无法消除。苏联教育模式下的人们对权威异常迷信，我看不到冲破这种束缚的方法。党在路线方针上的矛盾和倒退对他们而言毫无所谓。即使党的路线在一夜之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也一定能为之找到充分的理由。一个国家的挫折和痛苦，往往是某些人所造成的，这些人比他们的领导人从事着更加罪恶的工作，他们任由自己冷漠，甚至强化自己本已狂热的信仰。他们被告知，要热情而真诚地去相信他们所相信的，就算他们相信的东西逻辑上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也要一如既往地保持热情和真诚。

离开科克家，我们开车穿过海港地区。战火给这块狭小区域造成的破坏是我平生所罕见的，不亚于在鹿特丹看到的悲惨景象。我相信，大部分破坏都是盟军轰炸造成的，可我无能为力，只能默默地思考这样做是否值得……

话题转移到政治事件上来了，我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我认为心胸狭窄的政权最善于将周围的人都看成邪恶和图谋不轨的敌人，出于那种令人难以容忍的狭隘态度，他们经常成功地把明明没必要视为敌人的对象发展成真正的敌人。举个例子，当我被问及米科瓦伊奇克[ 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Stanislaw Mikolajczyk）是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总理。]、体面而不快乐的法国人，或者波兰人和芬兰人是不是希特勒的特务时，我的回答是：“还不是，但如果在飞扬跋扈的人那里受到的偏见和敌意让他们无法做出明智的选择，他们最终有可能会沦入希特勒的阵营。”只要联合阵营内依然存在这种偏见，那么我们就会吃惊地发现，一直以来我们视为正派的团体，原来是恶魔的真正代理人。如果我们与野蛮势力同流合污，一道宣扬仇恨和污蔑之词，那我们就真有可能促使他们成为恶魔代理人了。

题图及文内图由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