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中世纪的世界史,其实就是一部关于亚洲的历史?

曾梦龙 ·

5 世纪正要落幕。佛陀已经涅槃,孔子也已离世,但亚洲仍然是世界的中心……伟大的亚洲千年才正要开始,影响了接下来的近千年。 ——《华尔街日报》

作者简介:

斯图亚特·戈登(Stewart Gordon):密西根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戈登并非一本正经的学者,他老是搭着巴士在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与印度闲晃,爬上秘鲁印加古道,或是乘船沿湄公河或密西西比河逆流而上。戈登曾拍摄柬埔寨的古物与印度的旧石器时代岩窟壁画。他也是历史频道、探索频道、迪斯尼公司与美洲女王汽船公司的顾问。戈登亦曾荣获伍德罗·威尔逊奖学金、傅尔布莱特奖学金以及埃尔哈特基金会写作补助等多个奖项。戈登目前住在美国安娜堡,你可以在 stewartgordonhistorian.com 追踪其学术动态及其游历世界各地的照片。

书籍摘录:

有一回,我和斯科特·修勒(Scott Huler)聊了起来。他是名记者,而这本书就是从这次聊天起的头。我问他对中世纪有何认识。他回了一连串不出所料的答案:城堡,骑士,女人头上顶着圆锥形的帽子、拿着手帕从高塔探出身来。我又问他是否知道,在同一个时代有某个地方早已在数学、天文学、医学、哲学、令人屏息的工艺、高雅的宫廷与长距离的信用网络上有了突破。他一无所知。于是我详细告诉他,这一切亚洲全都拥有,甚至拥有更多。但在今天,只有专业的历史学家才知道这个伟大的亚洲世界。

于是修勒要我来挑战写一本书,让西方与亚洲的读者、学生们得以见识这个伟大的亚洲世界。结果这却成了我所写过的书当中最难写的一本。光是为了详细了解中世纪亚洲的地理形势,我就花了超过一年的时间。选定书中的八个章节之前,我还细读了五十本回忆录。这本书的架构在超过五年的时间里被重新安排了五次,我还写了十三份草稿。最终让我坚持下去、让这本书得到生命的,不是君王,不是欧洲人,而是来自寻常人、来自亚洲人的回忆录与信件。

这本书并非一部传统的亚洲史,而是通过诸如使节、军人、商人、朝圣者或哲学家的双眼,对中东、中亚、中国与印度所拍摄的一系列街头摄影。有好几个主题一再出现,包括海盗劫掠、奴役、政治联姻、海上之旅的危险、名誉在信用网络中的重要性,以及王权象征的共通点。

这些共同特色也将中世纪的大亚洲世界与我们这个时代联系在一起。我在此举个例子:整个亚洲的商人与统治者都不愿意信任相去千里或缺乏亲戚关系的人。这种心态在今日的亚洲仍然随处可见。想想看,有多少公司是家族公司?在大企业里,又有多少决策顶层是由伯叔与侄甥甚至孙辈的人所组成?现在的企业家经常无意间了解到中古王侯深有体悟的事—最狡诈、最强大的敌人常常是最亲近的人。我们后面会读到,贸易商发展出了各种做法,把重责大任交给至亲家人以外的人。这些方法并不完美,但足以发挥作用,维持整个体系。统治者也开发出家族纽带的替代品,诸如买奴隶士兵、雇用当地的行政人才,并发展出超越共同语言甚至是超越族群认同的效忠仪式。

本书所力陈的,是一种交流密切而广泛的亚洲史观点。印度与中国过去曾有过关系紧密的时代,其学生、教师、书籍、艺术与思想都互有往来。中亚地区的人从波斯学来行政管理的方法。国王们跨越了我们今日认为壁垒分明的“诸文化”,从中挑选能发挥作用的象征符号。无论统治的是中东还是柬埔寨,这些国王都坐在同样的麾盖底下。这类交流从来就不是单向的。阿育吠陀医学(Ayurvedic medicine)能从穆斯林的优那尼医学(Unani medicine)中学到许多,而13世纪时来到德里的波斯医生同样能从阿育吠陀医学中获益匪浅。成千上万的马匹被人从中亚带到印度,在印度,这些马匹对于作战与彰显地位都不可或缺,一如中国的情况。到了中国,若要向死者表达敬意,同样也少不了来自于东南亚的香木。

帝国会扩张、会收缩,有起也有落,但许多跨越宗教、族群认同与语言的纽带却始终不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流网络、相互尊重与共同智慧,是我们能留给未来几代人最重要的遗产—而这种想法,或许就是能从本书中得到的最重要的东西。

 斯图亚特·戈登

 2015 年 12 月 1 日

第一章  寺院与王者:玄奘(节选)

公元 618 年至 632 年

对小兄弟逃进了黄河边茂密的稻田里,他们是从自己的寺院里逃出来的小沙弥。兄弟俩从帝国的东都洛阳出发,前往上游六百多里处的长安。他们听人说,长安这里还有王侯和军队坐镇。公元 618 年的中国容不下爱好和平的佛教僧人。 这对兄弟环顾四周,见证了隋朝最后的崩溃。兄弟中的一人,玄奘,对着为自己作传的人忆述了那个时代:“帝城为桀、跖之窠,河、洛为豺狼之穴。衣冠殄丧,法众销亡,白骨交衢,烟火断绝……是时国基草创,兵甲尚兴,孙、吴之术斯为急务,孔、释之道有所未遑。”

但这趟险阻重重、让人筋疲力尽的长安之行却一无所获。兄弟俩找不到王侯也遇不上军队。于是玄奘和哥哥又往南走了约一千里路,走到位于今日四川省的成都。他们终于在那里松了一口气,也找到了还坚持着的佛教僧团。“唯蜀中丰静,故四方僧投之者众,讲座之下常数百人。” 玄奘就和自己的兄弟留在寺院里研读佛典与仪轨。

这个小沙弥玄奘究竟是何许人也?就出身与学养来看,玄奘出身于为皇帝效劳的士人精英阶层。他的祖父曾是北齐国子博士,当时在位的皇帝赐给这家人一个中型城镇的岁入。承平时期,这种家庭背景的子弟理应在帝国的官僚体系里入仕发达才是,但那个时代却跟承平相去甚远。在隋朝以前,有三百年的时间没有王朝能统一中国。世家大族建立了一个个互相对垒的短命王朝。胡人—来自草原东部的游牧民族—占领、统治了中国的北半部,而玄奘的家族就住在这里。玄奘的父亲决定从国都的乱局里抽身:“隋政衰微,遂潜心坟典。州郡频贡孝廉及司隶辟命,并辞疾不就。”

玄奘的父亲在他成长时领着他念经读典。玄奘的哥哥则成了沙弥,他一发现玄奘“堪传法教”,就带着玄奘到帝都洛阳自己安单的寺院里,教玄奘基本的佛教教义。十三岁那年,玄奘在这寺里出了家,他就这么读经、听讲、禅修,直到七年后不得不逃难为止。

到了玄奘生活的年代,佛教已经至少有一千岁了。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佛陀,生活在公元前 6 世纪至公元前 5 世纪间的印度恒河河谷靠近喜马拉雅山麓的地方。佛陀看着周遭人的生活,思索着生命,从而开始相信人们想得的却不可得,而得到的却又是他们所不愿得的。世间一切无所逃于生老病死。众生误以为自己拥有某种不变的本质、某种灵魂,却料想不到自己是如何随着时间过去,或是随着不同的情境而转变。佛陀将众生无尽的欲求、没有任何延续性的自我与免不了的死亡,都视为人世间的现实情境。在超脱语言、信仰、职业及种族的普世宗教经验里,这样的剖析是最早的主张。

佛陀找不到哪一种信仰体系,也找不到哪一种超自然的存在能改变这样的情况。他亲身体验乐道与苦道以克服这个情境,却发现这两条路都不能成功。最后,他在今印度比哈尔(Bihar)菩提伽耶的一棵树下入定,找到了答案。人受苦的原因就是欲望,特别是那种注定会失败,想去阻止人、我、人我之间甚或是万物无常变化的欲望。

佛陀针对人类普世的问题提供了不止一种辨析。他铺陈出一条解脱之路,不仅无须逸乐,也不假极端的苦行。佛陀称之为中道,虽然行中道并不容易,但无论性别、语言、地方、职业、社会阶级是否相同,每个人都能受用。不过行中道难免要跟人们生活的常态有极大的断裂。一个人若要开始行中道,就得放弃所有财产,离开家人与朋友,只留下一件单衣和一个乞食用的钵。刚出家的人有必要加入佛教徒所组成的团体——被称为“僧伽”,以求修行与受人护持。而安贫守道的寺院誓词则是用来帮助初发心的人不受欲望影响的。佛教把弃绝财产和入寺安居当成精进的重中之重。游方寻求教诲与智慧也是行中道固有的一部分。虽然每个人都能成为佛教僧人,但只有僧人—而非一般信徒—才会追求智慧与解脱。信徒则借由供养僧人来获得福报。“从受苦受难的世间解脱”的理念,必然是玄奘与其兄长,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僧人和信徒们在长安寺院里参与日常僧辩与开示的核心。

公元 623 年,也就是那对弱不禁风的小兄弟抵达成都的五年之后,新起的唐朝在中国许多地方建立起了堪堪所需的社会秩序。这时,已经正式成为比丘的玄奘违逆了哥哥的意思,离开寺院,重新踏上了寻求口传教诲的游方之行。玄奘沿长江(金沙江段)而下,前往某间香火鼎盛的寺院待了一季,接着穿过故土河南往北行脚,一路听人开示、自己讲道,也因此得了些名声。

在佛教中,各比丘都要为自己的修行开悟负责。是否要寻求知识、学习和寻找正道,都要由自己决定。在玄奘的时代,遍布中国各地的一系列寺院就是用来求道的制度性组织。中国寺院的住持都是高僧,而寺院的风格、禅修的方法与对佛法的诠释也都各不相同。游方僧得根据住持出的题,在众僧与信徒面前参与日常的讨论与辨析。一个比丘想要有所成就的话,就必须熟读经书,懂得如何讲出好的论点,还要从适合的故事中找出关键。

佛陀入灭后,也就是玄奘出生的一千年前,佛教便已通过海陆贸易路径,在印度内外稳定传播。到公元 1 世纪,佛教已经是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里盛行的宗教,而这个帝国的势力更是从中亚经巴基斯坦与阿富汗,遍及印度。从阿富汗以东一直到中国,寺院都是商旅路线上每一个绿洲城镇中重要的一部分。还有些佛寺盖在遗世独立的地方来接待商队,商队里的商人则回过头来捐钱供寺院营运。佛教也沿水路从印度传到斯里兰卡,直至东南亚,最终到达中国沿海地方。早在公元2世纪,文人兼自然科学家张衡就曾记录过中国境内的佛教僧人。佛教在漫长的传布过程中,分裂成好几套着重于不同经典且相互竞争的体系。但即便如此,所有寺院都还是遵循着核心的教诲,视印度为佛教的发源地,接纳所有派别的佛教游方僧。许多信佛的文人对上述的游方僧与佛教寺院网络的拓展范围都有所关注。

近年来一次让人叹为观止的考古发现反映出玄奘在世时多姿多彩的佛教意象与习俗。 1996 年,挖土机在距离玄奘的寺院以东约五百公里的青州市,挖出了一个装有超过四百尊石雕佛像的地窖。多数佛像能上溯到的时代,恰巧就比玄奘所处年代早了几十年而已。佛像保留的原始色彩鲜艳动人,而佛像风格之多变也令人赞叹。建立王朝的游牧民族仿佛偏好阿富汗当地以及中国的商路绿洲里常见的风格。其他的出资者则似乎更喜欢类似当时东南亚所雕刻的佛像那样的。有些雕像雕的是传统的印度罩衫,其余则雕上了当时的中国袍服。所有这些雕像都一度为遍布当地的神龛或寺院所有,显然是因为旧了、坏了,才会在 12 世纪的某个时候被仪式性地埋在一块儿。二十六岁那年,玄奘似乎感觉少了什么。“既遍谒众师,备餐其说”,他“详考其义,各擅宗涂。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就一个年轻人而言,这可是对佛教在中国地区的发展一次甚为精辟的总结。

玄奘“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要把重要经书从印度—佛教的中心—带回中国。玄奘知道自己并非第一个有此诉求的人,而是跟随类似2世纪前法显冒险前往印度求道的路走去;这也大大表现出了延续到他那个时代的僧人传统。在玄奘之后的几百年间,也有好几位僧人踏上了同样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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