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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五，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逝世，享年 90 岁。他是个充满激情的革命吹鼓手。1959 年，他将冷战带到了西半球；作为古巴的最高领袖，他带领古巴与美国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争，困扰了 11 任美国总统，并曾在一段时间内将世界推到了核战争的边缘。

古巴国家电视台宣布了他的离世。

在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的几年里，卡斯特罗曾精心谋划，想把他所期望的共产主义革命延续下去，然而在被一场重病击倒之后，他在 2006 年从领导人的位子上退了下来。他临时放弃了自己的大部分权力，把它们交到了他的弟弟、现年 85 岁的劳尔。

两年后，他正式辞去了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劳尔·卡斯特罗（Raúl Castro）自起义早期就随着菲德尔·卡斯特罗并肩战斗，后来依然担任古巴国防部长，是他哥哥最亲密的战友。他在哥哥退休后就一直是古巴的领袖，不过他已经对国民说，自己打算在 2018 年退休。

除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以外，菲德尔·卡斯特罗掌权的时间超过了其余任何一位在世的国家领导人。卡斯特罗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对 20 世纪的影响远远超过人们对于一个人口 1100 万的加勒比岛国的领导人的预期。

自从一路大获全胜、并在 1959 年 1 月 8 日进入哈瓦那那天起，他就用实力和象征主义统治着古巴。在被占领的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的司令部，面对着数万名崇拜者，卡斯特罗发表了自己在首都的第一次重要讲话，完成了他对巴蒂斯塔的颠覆之旅。

在他昂首阔步、满怀激情地演讲到黎明的过程中，一直有一束探照灯光在照着他。最后，一群白鸽被放飞到天空，象征着古巴迎来了全新的和平。当其中一只白鸽落到卡斯特罗肩上时，人群沸腾了，反复呼喊着“菲德尔！菲德尔！”对于聚集在会场、以及守在电视机前观看演讲的厌倦了战争的古巴人来说，这是个令人激动的征兆：他们这位长着络腮胡的年轻的游击队领袖，注定就是自己的救星。

人群中的大多数人此前都不知道卡斯特罗给古巴制定了一个什么样的计划。作为一个应用形象和神话的大师，卡斯特罗认为他是自己祖国的救世主、一支不可或缺的、高高在上控制古巴及其人民的权威力量。

他像一位专制君主一样行使着他的权力，控制着这个岛国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他是古巴的“最高领袖”（Máximo Lider）。站在一辆古巴陆军的坦克上，他在猪湾（Bay of Pigs）指挥着古巴抵御了美国的入侵。从选择在安哥拉的古巴士兵制服的颜色，到监督一个培育超级奶牛的项目，无数细节的工作都落到了他的身上。古巴糖业的收成目标是他定的，他还亲自把数不清的人送进了监狱。

但让他和他的极权主义政府执政如此长时间的并不只是压制和害怕。在古巴和在全世界，崇拜他和批判他的人兼而有之。一些人认为他是个残忍的专制君主，践踏人权和自由；但许多其他人却像他到哈瓦那的第一天晚上一样，将他奉为时代的革命英雄。

即使当他在 2006 年夏天生病、因患憩室炎而住院，并第一次放弃了他手中的大部分权力时，卡斯特罗还在尝试强行规定对他自己的治疗的细节、安排延续他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事宜、参与制定一个和革命本身一样古老的计划。

通过把权力移交给弟弟，卡斯特罗再一次引发了华盛顿的愤怒。美国政府官员谴责这种权力的移交，说它延长了专制统治，并再次拒绝给予长期受苦的古巴人民掌控自己生活的机会。

但在 2014 年 12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以他的行政权终结了华盛顿和哈瓦那之间数十年来的宿怨。两国互换了俘虏，外交关系也恢复了正常化。这其中既有教皇弗朗西斯的帮助，也有两国政府代表 18 个月秘密谈判的功劳。

尽管身体越来越虚弱、越来越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但卡斯特罗还是明确阐述了他对美国持续的不信任。就在 2016 年奥巴马高调访问了古巴之后几天（这也是在任美国总统 88 年来首次访问古巴），卡斯特罗就写了一篇不怎么客气的回应文章，贬低奥巴马的和平倡议，坚称古巴并不需要美国提供的任何东西。

对于许多人来说，菲德尔·卡斯特罗曾经是一个自恋的狂热分子，他对自己命运的信念不可动摇，他也是一个变色龙，他的经济和政治态度更多地体现了实用主义色彩，而不会遵守什么死板教条。但他胸膛里跳动的，是一个真正的反叛者的心。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的亨利·里斯顿博士（Dr. Henry M. Wriston）曾说：“菲德尔·卡斯特罗处处体现出了一个革命者应有的样子。”

卡斯特罗可能是 19 世纪初一系列独立战争以来，拉美地区涌现出的最重要领袖人物之一。他自己的英雄何塞·马蒂（José Martí）在 19 世纪末为古巴独立而斗争，从那时开始，他就真正成为了古巴历史最具影响力的塑造者。卡斯特罗的革命转变了古巴社会，其对这一地区的持久影响超越了其他任何 20 世纪的拉美起义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只有 1910 年的墨西哥革命（1910 Mexican Revolution）可能是个例外。

他在古巴和其他地方留下的遗产既有社会的进步，也有极度的贫穷；既有种族平等，也有政治迫害；既有医疗的进步，也有可以和他在 1959 年作为胜利的游击队的指挥官进入哈瓦那时相比拟的痛苦。

这样一个形象使他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了革命的象征，也启发了很多模仿他的人。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认为卡斯特罗是他意识形态的教父。1994 年副指挥马科斯（Subcommander Marcos）在墨西哥南部的山区发起反叛时，也使用了很多卡斯特罗用过的战术。卡斯特罗这位年老独裁者在经济上的失败表现，也不能损害他已经确立的形象。

但除开所有其他因素，真正为卡斯特罗的统治定调的，是他对美国的执念，以及美国对他的执念。

在卡斯特罗接受了共产主义后，华盛顿就把他说成了一个恶魔、暴君，并不断地试图把他拉下台，比如美国在 1961 年发动了一次运气不佳的猪湾入侵、对古巴实施了持续数十年的经济禁令、策划了数百次对卡斯特罗的刺杀，甚至还曾制定了一个让他的大胡子掉光、从而从根本上削弱他的威望的古怪计划。

卡斯特罗对美国强权的蔑视，让他成为了拉美和其他地区抵抗力量的灯塔，他浓密的络腮胡、长长的古巴雪茄以及绿色的制服则成为了通用的反叛符号。

卡斯特罗对形象、特别是电视形象力量的理解，帮助他保住了许多古巴人对他的忠诚。即使当他在古巴陷入贫穷、孤立的最艰难的时期时不时把古巴的问题归咎于美国和美国对古巴的禁令时，人们对他的忠诚也没有改变。他做过数千次演讲，而且经常一讲就几个小时。他在这些演讲中对于语言的控制能力，把他自己对于美国的仇恨都灌输给了许多古巴人，从而让他们持续地对来自北方的（军事、经济或意识形态）入侵保持着警惕。

多年来，卡斯特罗接受了数百次采访，并且他一直能把有损他声誉的问题转向对他有利的方向。在 1985 年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记者问他会如何回应里根总统说他是残忍的军事独裁者的言论。卡斯特罗于是开始玩弄采访他的人，说：“我们来看看你的问题：如果靠法令治理就算是独裁的话，那你也可以说教皇是个独裁者。”

他又把问题扔回给了里根：“他有直接发动热核战争这样极度不民主的权力。那么我问你，谁更像是个独裁者？是美国的总统还是我？”

在领导着他的游击队反对了严酷的古巴独裁者之后，30 多岁的卡斯特罗让古巴和苏联站在了一起，并利用古巴的军队支持了非洲和拉美地区的革命。

他同意让苏联在古巴建设导弹发射基地，这导致了美国和苏联在 1962 年秋天陷入了一场令人痛苦、很可能升级成核战争的外交僵局。双方的对抗进行了 13 天，全世界都一直处于紧张状态，随后形势缓和了下来，发射台也被拆除。

随着 1991 年苏联的解体，卡斯特罗遇到了他所面对过的最大的挑战：在缺乏巨额共产主义补贴的情况下生存下去。他对预测他政治生命行将结束的说法抱以了蔑视。当自己的政治生涯受到威胁时，他煽动起了人们对于美国的敌意；当古巴经济几近崩溃时，他又将自己从 1950 年代就抱以怒斥的美元合法化，并在经济稳定数年之后再次禁止了美元在古巴的流通。

半个世纪以来，卡斯特罗一直在嘲笑美国总统，挫败了所有华盛顿遏制他的企图。在被西方视为弃儿近 50 年之后，即使当他曾经如洪钟一般的声音减弱成一位老人的低语、他的络腮胡也变白了的时候，他的反抗态度却依然如旧。

他经常对采访他的人说，他就像是唐·吉诃德，而且和唐·吉诃德一样，他也在与真实的和想象中的威胁作斗争——比如他数十年来都在为另一次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入侵做着准备。

2001 年 4 月，当所有其他西半球国家的领导人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第三次美洲峰会时，没有接到邀请的卡斯特罗在哈瓦那怒从中来，亲自主持了纪念 1961 年猪湾事件胜利的仪式（在那次令美国难堪的事件中，美国中情局支持的流亡分子入侵古巴，但被古巴军民击退）。正如他的个性一样，他把自己被排除在外这件事看作是力量的标志，他说，古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需要和美国开展贸易的国家”。

个人权力

1926 年 8 月 13 日（一些报道中说是 1927 年），菲德尔·亚历杭德罗·卡斯特罗·鲁斯（Fidel Alejandro Castro Ruz）出生在当时的古巴东部东方省，他是种植园主安赫尔·卡斯特罗（Ángel Castro）和他的一个女佣丽娜·鲁斯·冈萨雷斯（Lina Ruz González）的儿子，丽娜随后成为了安赫尔的第二任妻子，并生下了 7 个孩子。卡斯特罗的父亲是西班牙人，因为不明原因来到了古巴。卡斯特罗本人支持的一种说法是，19 世纪末的时候，他的父亲同意顶替一位被征召入西班牙军队的西班牙贵族入伍，以反对古巴独立和美国霸权。

其他的版本则称，安赫尔·卡斯特罗身无分文到了古巴，但最后却建立了一个种植园，并和被人看不起的、美国人所有的联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做生意。到菲德尔长到青年时期时，他的父亲已经成了一个大农场主。

菲德尔是个活跃的年轻学生，先是被送到古巴圣地亚哥的多洛雷斯学校（Colegio de Dolores）和耶稣会修士一起学习，后来又被送到哈瓦那的私立耶稣会修士高中贝伦学校（Colegio de Belén）就读。根据古巴人中间的传说，卡斯特罗在小的时候就固执而狂热。有一种说法称，菲德尔为了向朋友们证明自己意志的力量，曾骑着自行车直接撞向了一堵墙。

在另一个经常被反复述说的传闻，年轻的菲德尔和他的同班同学曾在一位牧师的带领下进行了一次山区徒步。这位牧师失足掉进了激流中，有溺水的危险，最后菲德尔把他拉上了岸，随后两人都跪下来祈祷，感谢他俩的好运气。

1945 年进入哈瓦那大学法学院读书时，一种使命感就伴随着卡斯特罗，入校后，他几乎马上就投身到了激进的政治之中。他参与了一次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行动，但那次试图驱逐独裁者拉斐尔·特鲁希略（Rafael Trujillo）的行动却没能成功。他后来变得越来越迷恋古巴政治，甚至在还没有到哈瓦那大学读书的时候就领导了学生抗议和示威活动。

卡斯特罗的大学生活为他赢得了煽动民众者的形象，似乎还支持了他此前就一直有共产主义倾向的说法。但根据塔德·舒尔茨（Tad Szulc）1986 年出版的传记《菲德尔》（Fidel）一书中的引述，在 1981 年接受采访时，卡斯特罗说他此前曾一时兴起了解过共产主义思想，但并没有加入共产党。

卡斯特罗说：“我当时接触过马克思主义文献，当时在哈瓦那大学里有一些共产党人学生，我和他们也成了朋友，但我并没有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党（Socialist Youth），也不是共产党里的好战分子。”

他承认激进哲学思想曾影响了他的性格：“我当时接受了一种革命的是非观，我很积极，我斗争过，但我觉得我是个独立的斗士。”

在拿到法学学位后，卡斯特罗曾一度作为了穷人的代理人，常常拿食物作为对自己提供法律服务的报酬。1952 年，他作为左翼反对党正统党（Orthodox Party）的候选人参加了国会选举，但是那次选举后来却被巴蒂斯塔策划的政变破坏。

卡斯特罗对于巴蒂斯塔政府的最初反应，是提起法律诉讼来挑战它，指控巴蒂斯塔的行为违反了宪法。尽管是一次象征性的举动，但他的尝试并没有产生任何作用。

他领导的由激进学生组织赢得了一些追随者，1953 年 7 月 26 日，卡斯特罗带着他们袭击了古巴圣地亚哥省蒙卡达的一处兵营。许多叛军被击毙，剩下的人被抓了起来，其中就包括卡斯特罗和他的弟弟劳尔。在庭审中，卡斯特罗为此次袭击进行了辩护。巴蒂斯塔签署了命令，不允许讨论这起诉讼案，但被允许进入法庭的 6 名古巴记者录下了卡斯特罗的辩辞。

卡斯特罗说：“对我来说，我深知监狱将像对其他任何人一样艰难，其中充满了威胁、邪恶和可鄙的暴行。我不害怕这些，正如我不害怕杀害了我 70 名弟兄的可怜的暴君的愤怒。判我的刑吧，没关系，历史会赦免我的罪。”

卡斯特罗被判处 15 年监禁，但巴蒂斯塔后来让这份判决变成了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由于相信叛军的能量已经被耗尽，而且同时还面临着向民间领袖展示自己并不是独裁者的压力，在 1954 年总统选举之后，巴蒂斯塔在一次大赦中释放了卡斯特罗和他的追随者。

卡斯特罗流亡到了墨西哥，在那里，他策划了自己重返古巴的计划。他曾尝试买一艘二手美国鱼雷快艇、带着他的人回古巴，但交易没能成功。后来他看到一艘坏掉的木制游艇，这艘长 18.6 米、名叫格拉玛号（Granma）的游艇本来属于一位住在墨西哥城的美国人。

格拉玛号现在仍然被围在玻璃柜里、陈列在哈瓦那。

山中的男人

在卡斯特罗漫长的统治时间里，他的性格与形象历经了几次转变，最开始的时候，他是古巴东部马埃斯特拉山脉里的革命者。1952 年 12 月，与切·格瓦拉和 80 名同志乘坐超载的游艇抵达古巴海岸之后，卡斯特罗的角色变成了一名自由战士。他参与了一场扰乱战役和游击战，这激怒了在 1952 年的要塞叛乱中夺取政权、结束了古巴短暂民主时期的巴蒂斯塔。

尽管士兵和武器的数量远超卡斯特罗，但巴蒂斯塔还是越来越害怕这个年轻的游击队员可以蛊惑人心的演讲术。他下令政府军在杀掉卡斯特罗之前不能停下来，而军队则常常报告说他们已经杀掉了卡斯特罗。世界各地的报纸都报道说，他在 1956 年 12 月的登陆战中被杀了，但三个月之后，卡斯特罗又在一系列文章中接受了采访，并重新开始行动，最终改变了历史。

这次冒险行动的开端，是卡斯特罗拥护者联系到了《纽约时报》记者兼社论作者赫伯特·L·马修斯（Herbert L. Matthews，逝于 1977 年 7 月 30 日-译注）并为他安排了对卡斯特罗的采访。几名支持者把马修斯装扮成了一位富有的美国种植园主，带进了群山之中。

从报道文章来看，马修斯带着很大的好感写出了卡斯特罗的为人和举止，描写了时年 30 岁的卡斯特罗如何分开丛林的树叶、大步走进专门为采访清空的场地里。

马修斯写道：“这是一个相当醒目的男人：孔武有力的六英尺（1.83 米）身高、橄榄色肌肤、丰满的脸颊上有着凌乱的胡须。”

这三篇文章从 1957 年 2 月 24 日星期天开始刊登在《纽约时报》上，呈现了一个可以让美国人支持的卡斯特罗。马修斯写道：“这个男人的人格让人无法抵抗，他是一个有教养、有奉献精神的狂热分子，也是一个有理想、有勇气，并且有着卓越领导才能的男人。”

这几篇文章再三重申了卡斯特罗的断言：古巴未来绝对不会是社会主义国家。马修斯写道：“他有着强烈的自由、民主、社会公正以及需要恢复宪法并进行选举的思想。”当被问到对美国的看法时，卡斯特罗回答道：“你可以确信，我们对美国和美国人民是没有敌意的。”

当时的古巴政府公开谴责马修斯，称他的文章都是捏造的。然而卡斯特罗从登陆战中活下来的消息还是给他的行动注入了生命力。他带领着一小帮非正规军与政府军队进行小规模战斗，而且每次遭遇之后都会提高他们在古巴以及全世界的支持——尽管城市里的其它反叛力量也在为推翻巴蒂斯塔政府而战斗。

而真正压垮政府的并不是卡斯特罗所控制的军备力量，而是他那些行动所带有的象征性力量。就在 1959 年新年这天的午夜刚过、巴蒂斯塔逃离哈瓦那一座漆黑的机场时，卡斯特罗已经成为了一个传奇。与其竞争的反对派根本无法夺取政权。

接下来几个月发生的事件，则成为了卡斯特罗公众形象再一次转变的催化剂。500 多名巴蒂斯塔时期的官员被带上军事法庭和特别法院，立即就被定罪并执行了枪决。美国电视里播放的带雪花的黑白行刑画面着实吓坏了观众。

卡斯特罗辩称，为了巩固革命，行刑是必要手段。他抱怨美国在巴蒂斯塔拷打并处决数千名反对者时就没有什么表示。

不过对于美国那些谨慎的观察者来说，这次行刑是一个信号，标志着卡斯特罗并不像他之前表现的那样是一个民主救星。1959 年 5 月，他开始把私有农业用地（包括美国人拥有的土地）没收充公，公然挑衅美国政府。

1960 年春，卡斯特罗命令在古巴的美国和英国炼油厂接受使用来自苏联的原油。迫于国会压力，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总统消减了美国从古巴进口的糖配额，强迫卡斯特罗寻找新的市场。他转向苏联寻求经济救助和政治支持。就这样，美国与古巴长达半个世纪的对抗开始了。

最后，在 1961 年，卡斯特罗给出 48 小时时间，让美国把哈瓦那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从 60 人削减到 18 人。感到受挫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则突然中断了与古巴的外交关系，并关闭了位于哈瓦那海滨的美国大使馆。这个外交僵局一直持续到 2015 年，两国的大使馆才终于在哈瓦那和华盛顿重新开放。

在山中活动的两年时间里，卡斯特罗描述的社会革命的目的——至少表面上的目的——似乎是要恢复被巴蒂斯塔所扼杀的民主。他承诺自由选举，并发誓要结束美国的经济控制，以及在他口中由此导致的对工人阶级的压迫。

虽然拥有一个法学学位，但卡斯特罗在经济或政治方面并没有实际经验。除了改善教育和减少古巴对于出口糖以及美国的依赖，卡斯特罗在革命开始时对他所计划的新社会并没有明确的意识，有的只是要与当时的巴蒂斯塔统治有所不同。

当时，古巴是富有的美国游客以及黑帮的乐园，尽管它当时是加勒比海地区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但鲜明的贫富差距也一直存在。

1959 年取得政权之后，卡斯特罗组建了一个温和派内阁，不过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他任命经济学家费利佩·帕索斯（Felipe Pazos）作为古巴中央银行——古巴国家银行的行长。不过当帕索斯公开批评卡斯特罗对共产党日益宽容及恢复民主失败之后，他就被解雇了。为了代替帕索斯，卡斯特罗又任命了阿根廷医生切·格瓦拉当行长，此人对货币政策一无所知，但他革命的资历却是毋庸置疑的。

反对卡斯特罗政府的人开始在古巴发展起来，使得农民和反共叛乱分子纷纷拿起武器进行抵抗。一场叫作埃斯坎布雷山叛乱（Escambray Revolt）的反叛从 1959 年一直持续到了 1965 年，最后被卡斯特罗的军队镇压。

革命之后，随着第一批古巴流亡者到达迈阿密和新泽西北部，很多人决心要推翻那个他们曾经支持的人。这些人总数最终达到了一百万，其中大部分来自拉丁美洲相对来说最大的中产阶级群体。

美国中央情报局协助训练了一支流亡军队，想要以武力夺回古巴。军队在古巴南海岸偏远的猪湾抢滩登陆，试图煽动一次人民反抗。

《纽约时报》记者舒尔茨事先听说了这次入侵的消息，于是撰写了一篇相关文章。但在肯尼迪政府的要求下，《纽约时报》没有发表舒尔茨发现的全部信息，包括即将发起一次进攻的消息。特别提到中情局的几处内容也被删去。

十天以后的 1961 年 4 月 17 号，1500 名古巴战士登陆猪湾。卡斯特罗正等待着他们。这次入侵计划得很差，大家都说注定会失败。侵略军中的绝大部分人要么被逮捕，要么被杀害，事先约定好的美国空军支援则根本没露面。历史学家西奥多·德里克（Theodore Draper）把这场搞砸的行动称为“一次完美的失败”。入侵行动引起了对美国政府的不信任情绪，而卡斯特罗的后半生都在利用这种情绪获取政治利益。

声明还是欺骗？

正处于冷战时期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这样做的原因，是出于对卡斯特罗日益公开的共产主义联系的忧虑。随着卡斯特罗不断集中权力，就连他最忠实的支持者也开始担心起来。1959 年，一次重要的事件发生了。胡伯·马托斯（Huber Matos）曾在马埃斯特拉山脉与卡斯特罗并肩作战。在辞去卡马圭省军政长官的职位之后，他参与抗议共产主义者势力壮大的发展趋势，并反对劳尔·卡斯特罗担任古巴武装部队指挥官。劳尔·卡斯特罗是众所周知的亲共产主义者。菲德尔·卡斯特罗怀疑马托斯在策划反革命的阴谋，遂以叛国罪逮捕了他。

在两个月内，马托斯被审判、定罪并判入狱 20 年。1979 年，当马托斯被释放时，他的双眼几乎失明。他流亡到了美国，在那里生活，直到 2014 年去世。在马托斯抵达迈阿密并加入卡斯特罗对手的军团后不久，他在《Worldview》杂志的一次采访中说道： “我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产生分歧，是因为我们革命的最初目标是‘不自由毋宁死’（Freedom or Death）。一旦卡斯特罗拥有了权力，他就开始扼杀人们的自由。”

直到猪湾入侵事件发生前不久，卡斯特罗才公开宣布他的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几个月之后的 1961 年 12 月 2 日，他在一次长篇演讲中确定地表示“我是一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彻底消除了人们一直以来对他拥护共产主义的怀疑。

那些曾以为这将是一场民主革命、并心甘情愿作出巨大牺牲的古巴人民感到惊惶失望。他们公开反对卡斯特罗，也因此让自己和家人处于危险之中。其他身在美国、处境安全的人公开指责卡斯特罗背叛了革命，并称他是一名暴君，就连他的家人也开始对他的意图产生了疑虑。

1964 年，卡斯特罗的妹妹胡安妮塔（Juanita）在《生活》杂志的一篇报道中提及了卡斯特罗在 1961 年 12 月的那次演讲，她写道：“我听演讲时心里想，他肯定是一名出色的演员。他不仅欺骗了他自己众多的朋友，还欺骗了他的家人。”她回忆起了他的成长经历，他的父亲是古巴东部一名富有的地主，并把他送到了精英耶稣会学校上学。1948 年，菲德尔与米尔塔·迪亚斯·巴拉特（Mirta Díaz-Balart）结婚，女方家人曾与巴蒂斯塔政府有联系。婚后，卡斯特罗的父亲让他们前往美国度过了 3 个月的蜜月假期。

胡安妮塔·卡斯特罗写道：“一直享受着最好的一切的菲德尔怎么会成了共产党呢？这是让我和许多古巴人民困惑不解的谜，他们也不肯相信他正领导我们的国家进入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虽然年轻时的菲德尔也曾深入地参与过在哈瓦那大学（University of Havana）举行的激进的学生运动，但很难确定他早期是否拥戴共产主义。一些分析师认为，正是美国政府官员的阻挠态度推动了卡斯特罗倾向苏联的态度。

的确，虽然卡斯特罗在思想上追求共产主义政策，但他从来没有在古巴建立一个纯粹的共产主义国家，也没有采用正统的共产党意识形态。

相反，古巴发展的社会主义受到的教条主义束缚更少，是一种迎合他的需求的共产主义。他集中控制经济，消除了古巴社会大部分的传统等级制度，为许多古巴人民改善教育和医疗保健，同时也剥夺了他们的言论自由和经济机会。

但不同于其它共产主义国家，古巴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有效的共产党政治局；卡斯特罗本人以及后来他的弟弟劳尔担任了党内、政府和军队的所有重要位置，作为古巴的最高领导人治理着这个国家。

专栏作家乔吉·安妮·盖尔（Georgie Anne Geyer）在 1991 年曾出版了一本卡斯特罗生平传记，在这本重要著作中她写道：“人们发现，古巴政权原来只是一个第三世界的独裁者利用一种实用的意识形态来对付他的敌人的案例。”

在这种观点中，卡斯特罗首先是一名传统意义上的“考迪罗”（西班牙语 Caudillo 的音译，原意为地方军事首领或割据一方的军事首领，后引申为独裁者-译注），在拉美国家中有许多这样的独裁者，他们深受那些渴望找到领导者的人们的拥戴。来自华盛顿独立研究所（Independent Institute）的分析师阿尔瓦罗·巴尔加斯·略萨（Alvaro Vargas Llosa）称卡斯特罗为“20 世纪的终极军事独裁者”。

在古巴，不论是在顺利还是艰难的时刻，卡斯特罗的支持者都不会称自己是共产党员，而是“卡斯特罗主义者”（Fidelistas）。甚至在他的经济政策造成古巴严重困难时，他本人依然深受古巴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热烈欢迎。随着卡斯特罗集中权力、消除他的敌人并变得越来越专制时，古巴人民只以“菲德尔”来称呼他。称呼他为“卡斯特罗”被认为是不忠的行为，不过在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古巴人经常这样叫他，也的确是在表达对他不忠的意思。或者，他们只需做类似捋胡子的动作来表示无处不在的他。

全球性的边缘政策

卡斯特罗与苏联站在同一阵线，意味着世界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以及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在美国的影响力范围内正式爆发。冲突已经不可避免，并在 1962 年 10 月正式爆发。美国间谍飞机拍摄到的侦察照片表明，前苏联在利用他们的新盟友，在古巴建立能够发射到北美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基地。

卡斯特罗允许建造导弹基地，但当这些导弹基地被发现之后，他变成了冲突中的小角色，他的锋芒也被美国时任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S. Khrushchev）所掩盖。肯尼迪让美国军队保持戒备，并下令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双方僵持了 13 天，全世界都紧张地关注着这次事件。

最后，在收到美国方面的承诺、保证撤除美国位于土耳其的导弹且不会入侵古巴以后，前苏联撤出了导弹，并拆除了导弹基地。

但前苏联在古巴国内的影响力却在继续增长。前苏联军队、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纷纷进入古巴，最终在古巴产生了一代金发的古巴人，而且有着像“尤里”（Yuri），“阿列克谢”（Alexi）和“弗拉迪米罗”（Vladimiro）等带有俄罗斯特色的名字。

前苏联人愿意购买古巴生产的所有糖。即使在其它加勒比海地区国家发展多元化经济时，古巴依然决定坚持种植一种主要作物（糖），坚持依靠前苏联这个大买家。

但在 1970 年、卡斯特罗强迫整个国家努力达到创纪录的 1000 万吨糖产量的计划失败后，他认识到有必要打破这种依赖苏联和糖业的恶性循环。他再一次依靠了对自己的信心和他以革命来寻求解决方案的做法。

卡斯特罗研发古巴超级奶牛的努力，就是其中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目标。虽然卡斯特罗未曾接受过畜牧业的训练，但他决定让驼背亚洲瘤牛（Asian Zebus）与纯种荷斯坦牛（Holsteins）杂交，培育出拥有极高牛奶产量的全新奶牛品种。

数十年后，我们仍然可以在古巴看到这种瘤牛，它们是卡斯特罗对这个国家微观管理（Micromanagement，指密切观察及操控的管理风格-译注）的象征。这些杂交奶牛中的一部分确实能产生更多的牛奶，其中一只打破了产奶量的奶牛还被制成标本，陈列在博物馆内，但其它大多数的杂交奶牛并没有比它们的上一代产出更多牛奶。

众多苏联人在 1960 年代入驻古巴，而数百名古巴学生被送往莫斯科、布拉格和其它苏联卫星国城市学习科学和医学专业。世界各地的仰慕者（包括一些美国人）对古巴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的获得的改善印象深刻。古巴社会正在经历着重塑。

古巴曾经的种族隔离传统被颠覆，来自农村的农民被邀请进入了哈瓦那和其它曾被白人占领的城市，这些农民中的许多人都是在多个世纪之前被西班牙人奴役的黑皮肤非洲人的后代。他们拿到了优雅宽敞的公寓的钥匙，而这些公寓是那些逃往美国的中产阶级古巴人的家。房子的租金很低，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了一点，牛奶和鸡蛋等必需食品在政府商店则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

卡斯特罗早期在古巴实行的改革也让古巴变成了一个没那么乌托邦式的国家。外国出生的牧师被流放，当地的神职人员遭到骚扰，以至于许多教会被迫关闭。罗马天主教教会将卡斯特罗逐出了教会，理由是他违反了一条 1949 年反对支持共产主义的教皇法令，他建立了一个邪恶的制度——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Committees for the Defence of the Revolution）。这个委员会鼓励邻居之间互相告密举报，数以千计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同性恋者被围捕，并被判处监禁或强制劳动。虽然黑人被欢迎进入城市生活，但卡斯特罗的政府仍然由白人控制。

卡斯特罗还经常利用他的演说来煽动革命的火焰。在长篇演讲中，他会通过列出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的邪恶之处（特别是美国的邪恶之处）来煽动古巴人民。几十年来，这个政权控制了古巴所有的出版物和广播网点，并限制了货物和信息的获取，如果古巴不是一个岛国，这些举措是不大可能实现的。 

卡斯特罗在自己的国家发起革命后，还打算要将革命引入其它国家。数以千计的古巴士兵被派往非洲，参与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为共产主义叛乱者提供支持。古巴国内财政及其社会的压力是巨大的，但卡斯特罗坚持要成为全球共产主义斗争的参与者。

随着他的统治的潜在威胁被清除，卡斯特罗收紧了统治的力度。卡米洛·西恩富戈斯（Camilo Cienfuegos）曾在起义中率领了一个师的军队作战，是一个在古巴非常受欢迎的人物。在接到卡斯特罗的命令前往逮捕胡伯·马托斯数天之后，他在一次飞机失事中死亡。他的尸体一直没有被找到。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与苏联为敌后，也与卡斯特罗反目成仇，后来去了玻利维亚。1967 年，他在玻利维亚试图发动革命时被抓获并杀害。

尽管卡斯特罗在早年革命时曾有过激烈的言辞，但美国政府确实曾经试图和解。根据一些报道，在肯尼迪 1963 年遭遇暗杀的几个星期前，他曾让助手着手改善两国关系的工作，前提是卡斯特罗愿意与苏联断绝关系。

然而由于肯尼迪被暗杀，人们怀疑卡斯特罗和古巴人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次暗杀事件，古巴与美国相隔的 144.8 千米的海湾区域由此充满了对抗和不信任的情绪。

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多次尝试暗杀卡斯特罗或破坏他的权威。其中一个阴谋是使用一种能让他掉胡子的化学品，还有一次是试图使用一支有毒的笔来杀死他。卡斯特罗经常骄傲地说，他成功逃脱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多次暗杀。他还下令将这些被挫败的暗杀行动的相关资料在哈瓦那博物馆中展出。

1970 年代，吉米·卡特(Jimmy Carter) 总统执政期间，美国和古巴的关系曾得到短暂的缓和。古巴裔美国人首次被允许在严格的规定下探访在哈瓦那的亲人。

但两国短暂的关系缓和在 1980 年结束，当时，卡斯特罗为了平息国内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允许 12.5 万名古巴人乘坐小船、临时橡皮船和内胎从马里埃尔港口的海滩离开古巴。他利用这个机会清除了古巴监狱里的罪犯和精神疾病患者，强迫他们加入马里埃尔港口的人们离开古巴。但卡特的继任者里根又将卡特曾经打开的大门重重地关上。

阿纳尔多·奥乔亚将军（Gen.Arnaldo Ochoa）领导了古巴军队在非洲大陆的作战。1989 年，当那些参与古巴在非洲的战争的失望士兵开始拥护阿纳尔多·奥乔亚将军时，卡斯特罗却以吸毒的罪名审判了这名将军和他的一些支持者，有效地铲除了一名潜在的竞争对手。奥乔亚将军和其他一些高级军官根据当时的国防部长劳尔·卡斯特罗的命令被处决。

由艾森豪威尔下令实施、又经肯尼迪扩大的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已经持续了超过 50 年。但这种经济封锁的效果先是被苏联大大削弱（苏联每年给古巴提供 50 亿美元的经济补贴），后来又被委内瑞拉破坏（委内瑞拉给古巴输送其急需要的石油，并提供长期的经济支持）。

大多数其它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国如加拿大——几十年来都一直与古巴保持关系，继续与这个岛国进行贸易往来。近年来，接连几任美国总统都曾放松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允许一系列广泛的经济活动，但仍保持旅游业方面的禁令。

帝国的终结

在 1994 年接受《名利场》杂志采访时，卡斯特罗表示：“在进入 60 岁以后，我遇到了自己最大的挑战。”他说的是苏维埃帝国的倒台，这次事件使他失去了曾长期帮助他维持政府运转的补贴来源，他还失去了稳定的石油来源和可靠的古巴雪茄买家。

随着国内异见的日益增多，遭到抛弃和孤立的卡斯特罗似乎走到了权力的尽头。古巴的崩溃似乎指日可待，人们普遍认为卡斯特罗下台的日子不远了。迈阿密流亡者开始为胜利的回归进行精心的准备。

不过卡斯特罗在不被人看好的情况下坚持了下来。他选择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武器：他所痛恨的、曾长期被他谴责为资本主义腐败象征的美元。1993 年夏天，他宣布古巴人可以合法持有游客支付的美元以及流亡家属寄回来的美元。这项政策最终导致了一种二元货币制度，招致了人们的愤恨，阻碍了古巴经济的发展。

卡斯特罗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他也愿意在一段时间里尝试资本主义和自由企业制度。在弟弟劳尔的鼓励下，他允许农民以市场价销售多余的农产品，而且命令官员对于符合市场价的“帕拉达勒”（由家庭经营的小型厨房和餐厅）网开一面。在劳尔·卡斯特罗的管理下，这些改革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推广，尽管他的哥哥有时也会在公众场合提出抱怨。

虽然菲德尔·卡斯特罗明显讨厌资本主义，而且对于自己主政之前 1950 年代的古巴记忆犹新，但他一直在发展古巴的旅游业。他允许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公司开发景区酒店和度假地产，这种开发通常是和古巴军队的一个部门共同进行的。

多年来，大多数古巴人都无法进入这些景点。这些旅游资源带来了真金白银，但新一代生活困难的古巴年轻女性也被游客的钱包吸引到了娼妓行业之中。

有一段时间，墨西哥和加拿大投资者将资金投入到了衰败的电话公司（在 1960 年被卡斯特罗国有化之前为 ITT 所有）、采矿业务和其他企业之中，帮助古巴经济避免了崩溃的命运。卡斯特罗曾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希望古巴人民能够勒紧裤腰带。他说美国的经济禁令是一种种族灭绝行为。

他在这段困难时期的所有努力并没能阻止哈瓦那、古巴圣地亚哥和其他城市地区此起彼伏的反对声音。在全世界的谴责声中，卡斯特罗镇压了一场缺乏经验的民主运动，将敢于提倡自由选举的人全部关进了监狱。他还制裁了一家独立出版社的骨干人员，并对古巴记者和编辑进行了关押和骚扰。

1994 年，示威者第一次走上哈瓦那街头，表达他们对于革命承诺没能实现的愤怒，卡斯特罗不得不亲自恳求大家平静下来。接着，在 1996 年年初，他抓住机会，通过再次妖魔化美国巩固了人们对他的支持。

南佛罗里达一个名为“拯救者兄弟”（Brothers to the Rescue）的组织派出了三架民用飞机飞往古巴海岸，其中两架被古巴军用飞机击落，机上四人遇难。卡斯特罗对华盛顿方面大发雷霆，认为飞机侵犯了古巴领空。美国官员则对于此次攻击提出了谴责。

在此之前，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一直在谨慎而稳健地推动禁运制裁的缓解和美古关系的修复。不过面对此次攻击事件以及佛罗里达州古巴裔美国人的强烈反应——克林顿认为佛州对他的二次竞选关系重大——他极不情愿地签署了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允许美国对那些同古巴有经贸关系的外国公司实行惩罚与制裁。

根据这部法案，美国国务院首先向一家加拿大矿业公司和一家墨西哥投资集团提出了警告，前者收购了一座大型镍矿，后者收购了古巴电话公司。美国的盟友提出了抗议，但美国仍然保留了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将其作为对抗卡斯特罗的武器，不过其所有条款从未得到实施。

在古巴，美国的行动强化了卡斯特罗关于美国傲慢态度的指责，帮助他将国内的不满情绪引向华盛顿。作为一个宣传家（在这方面，他认为只有里根能够成为他的对手），他的拿手好戏就是将他对于美国的愤怒转变成古巴人民的战斗口号。

在 1998 年接受 NBC 记者玛丽亚·施赖弗（Maria Shriver）采访时，卡斯特罗表示：“我们获得了成为美国少数对手之一的荣誉。”在被问及这是否真的是一种荣誉时，他说：“当然是。”

“对于像古巴这样的小型岛国来说，能够使庞大的美国如此着迷，这是我们的荣誉，”卡斯特罗说。

平行人生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白发的增多，卡斯特罗已经不再能够让人轻松联想起从马埃斯特拉山脉走出来的那个热情的游击队战士了。他在发表长篇演讲时变得磕磕绊绊、语无伦次。据传他患上了多种疾病。40 年过去了，他所开启的革命不再具有光明的前途，数以千计的古巴人冒着生命危险乘坐木筏、内胎甚至配备浮筒的老旧卡车偷渡到美国，其中包括许多在卡斯特罗掌权以后出生的人。

虽然革命失去了吸引力，但卡斯特罗仍然可以像以前那样为美国官员带来麻烦，抓住特定时机创造出有利于自己的局面。

1998 年年初发生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当时教皇若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到访哈瓦那，会见了卡斯特罗。外界普遍将此举看作是对卡斯特罗的谴责和羞辱。这位反对共产主义的老教皇站在另一位共产主义老领导身边，后者为此次活动脱下了军装，换上了一套黑色西服。教皇谈到了古巴的人权问题和缺乏基本自由的问题。不过他也表示华盛顿的禁运“缺乏正义性，在伦理上不可接受”，这使卡斯特罗宣称自己获得了政治乃至道德上的胜利。

第二年，卡斯特罗利用另一起冲突巩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同时激怒了美国。一名年轻的女士和她 5 岁的儿子跟随十几名古巴人乘坐一艘 5 米长的铝制小船前往佛罗里达，结果船翻了，女人溺水身亡。她的儿子埃连·冈萨雷斯（Elián González）躲在内胎里活了下来，两天后被美国海岸警卫队搭救，并被送到迈阿密和亲人团聚。

随后，埃连在古巴的父亲要求将孩子送回来，但他的亲戚拒绝放人。这个家庭和美国官员之间的僵局形成了一起包含情感和政治元素的戏剧性事件，而卡斯特罗擅长的正是利用这种事件达到自己的目的。

卡斯特罗将这个孩子塑造成了另一个受到美国迫害的政治符号，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不断恶化的国内局势转移到了美国的行为上。几个月以后，美国特工将男孩从迈阿密的亲戚那里抢走，将他归还给了身在古巴的父亲。男孩回国时受到了卡斯特罗的接待。

对于卡斯特罗来说，这段故事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与卡斯特罗个人生活中的一段经历存在相似之处。

卡斯特罗与他的妻子米尔塔·迪亚斯·巴拉特于 1955 年离婚，当时他们的儿子菲德里托（Fidelito）六岁。

1956 年，卡斯特罗与前妻都在墨西哥。在开始他所谓的危险旅程（也就是之后他对古巴的入侵）之前，卡斯特罗安排了与儿子的会面。他答应在两周之后将儿子送回，但这只是他的一个计谋而已。两周时间即将结束时，他把儿子交给了墨西哥城的一位朋友监禁起来。之后与其他叛乱分子一道乘格拉玛号游艇去了古巴。

卡斯特罗的前妻通过家人和墨西哥城古巴大使馆的帮助，找到了一个专业的绑架团伙埋伏在一个公园里，跟踪她的儿子以及保镖，并把菲德里托拐走。迪亚斯-巴拉特之后把儿子带到了纽约，让他在当地的学校读了一年。但在卡斯特罗进入哈瓦那并获得政府掌控权之后，他劝说自己的前妻把儿子带了回来。小卡斯特罗就这样在古巴生活了数年，后来又去俄罗斯念书。他成为了一名物理学家，与一位俄罗斯女性结为夫妇。在被任命为古巴核力量计划带头人之后，小卡斯特罗最终又回到了古巴。

关于卡斯特罗私生活的一切总是显得模糊不清。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家庭，但却住在位于哈瓦那及周边地区的不同居所。他与数名女性都有关系。直到晚年，卡斯特罗才终于承认，他与一位叫达莉亚·索托·德巴里（Dalia Soto del Valle）的女人在一起 40 多年。而这位达莉亚几乎从未公开露面。（并不确定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合法婚姻。）

他们两人共育有五个儿子，分别是阿历克西斯（Alexis）、亚历山大（Alexander）、亚历杭德罗（Alejandro）、安东尼奥（Antonio）和安吉尔（Ángel），他的儿子们全部都生活在古巴。卡斯特罗还有一个女儿阿莉娜（Alina），她在美国迈阿密做广播台主播，数年里她一直在广播中攻讦自己的父亲。

在古巴和美国，卡斯特罗与许多亲戚的关系都非常糟糕。但他与赛莉亚·桑切斯（Celia Sánchez）的关系却一直很近，她在马埃斯特拉山区一直陪伴着卡斯特罗，兢兢业业地帮他安排日程、管理档案，直到 1980 年去世。美联社据胡妮塔（Junita，卡斯特罗的妹妹）提供的消息称，卡斯特罗的姐姐安吉拉·卡斯特罗（Ángela Castro）于 2012 年 2 月在哈瓦那去世，终年 88 岁。卡斯特罗的哥哥拉蒙（Ramón）于 2016 年 2 月去世，终年 91 岁。

卡斯特罗比自己的任何一个敌对者都要长寿，在他统治古巴期间，绝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其他的国家领导人。几乎没有人公开谈论过卡斯特罗未当政的时代，直到 2001 年的一天他在一次演讲中晕倒。之后在 2004 年，他在走下一个平台时绊倒，导致一条腿的膝盖骨骨折，这让古巴人民认识到卡斯特罗也是血肉之躯，而他们也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未来。

随着卡斯特罗和他的革命年代渐渐远去，古巴的不同政见者也越来越大胆。奥斯瓦尔多·帕亚（Oswaldo Payá）利用古巴宪法中的一个条款，成功号召数千人在一份要求言论自由以及其他政治权利的请愿书上签名。（帕亚在 2012 年的一次车祸中身亡。）博主们纷纷以轻蔑的口气评论卡斯特罗和他的政权，而在古巴，这些博文也几乎没有机会传播，因为那里的互联网受到了严格控制。

一个自称“白衣女”（Ladies in White）的古巴女性团体在周日举行集会，抗议对她们父亲、丈夫以及儿子的监禁。她们举着海报，海报上面有这些受监禁政治犯的照片以及他们被判刑罚的年数。

成为哥哥的继承者之后，劳尔·卡斯特罗在哥哥病倒之后就试图控制住革命的残余势力，其中就包括与将卡斯特罗视为自己榜样的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Hugo Chávez）建立的一个联盟（查韦斯于 2013 年逝世）。

劳尔·卡斯特罗从未像自己的哥哥一样受欢迎，但人们认为劳尔是一个更优秀的管理者。从某种程度来说，尽管他是革命的刽子手，但他更清楚古巴人民日常生活所需。他成为古巴领导人后的第一项举措，就是取缔过于拥挤、被人们称作“骆驼”的城市旧公交车，换成了从中国进口的新车。他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经济，允许企业家创业，还放宽了对旅游、手机、电脑和其他个人物品以及买卖地产的限制。

不过劳尔也面临着古巴人民要求更多经济和政治权利的压力。他进一步开放了经济，也因此部分瓦解了他的哥哥长久以来维护的社会主义国家。当劳尔开始他的新举措之后，背后浮现的却是卡斯特罗忧虑的面孔——一直以来，他的革命都被看作是一个人的反叛。2014 年，当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劳尔·卡斯特罗同时分别出现在各自国家的电视画面中，宣布通过交换一名罪犯做为邦交正常化的第一步时，古巴人与美国人都期望听到卡斯特罗的回应，无论是接受或是予以谴责。

在宣布交换罪犯六周之后，卡斯特罗、也可能是某人以卡斯特罗名义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最终在某种意义上结合他自己一贯的高调和弟弟的新政策对此事做出了回应。

卡斯特罗在这封冗长信件的结尾部分写道：“我不相信美国的政治，也不会与他们对话，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拒绝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这封信名义上是他在就读哈瓦那大学 70 周年之际写给大学生们的。

这听起来更像是他的兄弟的口吻，而不是往日的自己。他在信中支持使用任何和平的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问题，但在这之后，他对自己往日的过失做了一次全面的批判。

信中提到：“今天人道主义所面临的威胁必须让位于与人格尊严相一致的标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对这些权利置之不理。抱着这种信念，我为之战斗，并且会继续战斗下去，直到最终死去。”

2016 年 4 月，卡斯特罗出席了古巴共产党第七次大会，很多人认为，这将是病重的卡斯特罗最后一次公开亮相。卡斯特罗当时穿着一件并不合身的蓝色运动夹克，双手不时地抖动，他曾经洪亮的嗓音已低暗沙哑。他对自己能活到耄耋之年表示了惊讶，与党内成员做了告别，告别了他一手建立的政治体制以及革命的古巴。

卡斯特罗说：“很快我就会像其他人一样（死去）。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但古巴共产主义的信念将会流传下去。”

没有人可以预测，没有了卡斯特罗、最终也没有了劳尔，革命力量是否会因此一蹶不振。但无论是好是坏，卡斯特罗在南美以及西半球的影响将会十分久远，他个性的力量对古巴乃至整个拉美地区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卡斯特罗活着一天，我们就脱不开他以及他所捍卫的一切”，最早专访卡斯特罗的《纽约时报》记者马修斯写道，两人的关系让他自己的命运坎坷许多，“等他死后，也脱不开他的幽灵。”

翻译 熊猫译社 葛仲君 乔木 李秋群 刘清山 孙一

题图来自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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