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萌从没见过，家长们如此迅速地聚集在一起。

在 10 月 19 日之前，他们还三三两两地在各自组建的班级群里闲聊，探讨如何在孩子完成国内民办双语教育后，将他们送往美国名校。王萌的女儿今年在上海一民办双语学校读小学四年级。她和群里的大多数家长一样，已为孩子预设好了一条发展道路：

高中、大学出国念书。在那之前，要尽早让孩子习惯西方的教学方式，最好英文流利得像个当地人，这样才能保证出国时过渡起来毫无压力。

但那天，一场由上海市教委基教处组织的会议似乎显示，原本严密计划的出国“筹备工作”可能会有变数。“民办国际化学校要整改，国际课程可能会取消”——在这场名为“上海市涉外民办学校政策解读会议”的活动结束后，不断有这类的解读文章被分享到群里。

两天，三个全校性的家长群就满了，1500 人。

在三个被挤爆的微信群之外，这个群体的总数其实没那么大。来看个数据：根据国际学校服务平台“新学说”提供的数据显示，尽管倾向于民办学校和国际课程的家长从 1995 年就开始变多，但目前，在上海有将近 875 所上海普通中等学校以及 764 所普通小学，开设国际课程的只有近 80 家，差不多是十分之一。

“我们和其他家长想得不一样。”在担心政策变动而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这些家长频繁指出，他们是少数派，是先锋的那类人。

不过，他们考虑担忧的东西未必和“其他家长”有多么不一样。当抱怨起国内教育方式的不合理之处，这些说法大多不新鲜：做题、重复、纠错式、分数、排名、压力、好像越狭窄就越容易达到目标。这往往会让整个家庭都感到焦虑。

因此当市面上多了一项新选择时，被打动不是件难事。按照他们的说法，孩子和家长的生活似乎转眼就变了样——

一位国际学校的孩子把植物生长的过程拍成了一部短片，这是他的生物课满分作业；

一位家长说，她的孩子喜欢 Beatbox（节奏口技），还组建了自己的无人声乐队，因此在就读的民办双语学校很受欢迎，这和他的成绩没甚关系；

一位在民办双语学校的老师说，她认为自己是从事服务行业的，学生家长是她的客户，她的“服务”会被打分；

回想起来，常规的那一套变得更难以忍受——为何放着大量有趣的前沿科学不谈，而几十年前就出现在课本上的洋葱表皮实验如今还在公办学校盛行。至于最可能受到争议的历史知识，过去没有人会认为“不轻易替孩子下结论”是重要的。

但不管这些家长对教育有怎样的认知，会议的传言放出了另一种信号：在这些额外的选择中，有什么东西并不被官方认可。事实上，这些利益相关者并不需要认可，他们在另一种规则下行事，唯一叫人担心的就只是，规则说变就变了。

学校在这件事上起初表现出意味深长的沉默。一位民办双语学校的校长拒绝深入讨论。在接受《好奇心日报》的电话采访时，他说“我们不会受到什么影响”，但随即称“上任不久，许多情况都不清楚”。

学生家长呢，可想而知，“生气，甚至愤怒”。一位家长在会议结束的第二天说，他们的孩子在出国求学的路上耗费了大量时间，已经很难回到体制内从头竞争。“这不是逼我们早点出国吗？”他抱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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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们认为此事之所以重大，是因为和“选择”有关。以至于很少有家长提及他们还花费了远高于其他人的钱。

粗略地计算，上海民办学校的学费平均下来每年在 10 万元左右。而许多家庭通常从孩子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支付这笔费用。

看起来，这笔钱对这些家庭来说通常不成问题。这些家庭有何特别？

从经济实力上衡量，他们可以被划归为中产阶级甚至富裕阶层。根据胡润媒体集团对中国百万富翁的研究，这个阶层愿意把他们年收入的 20% 到 25% 投资在孩子的教育上。

从个人经历来看，有不少曾有留学经历，或曾在国外生活或工作，或者拥有外国国籍。一位民办双语学校老师打趣说：“很多家长是网上能搜得到的那种”。“上双语学校的家长，是你能够控制的吗？”另一位家长则在采访中反问。

但吴帆认为，这种说法可能会歪曲人们对她的看法。这位家长希望能纠正一点，他们并不是一群有优越感的人。送孩子读民办双语学校或出国，“并不是一件了不得的事”，而是“迫不得已”。“国内的义务教育，免费的，尤其好。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大的代价？”吴帆说，“被逼的。”

现在，他们又有了逼仄感。

就在上海教委召开会议的第二天，上海一所叫“星河湾”的双语学校的官网上，发布了新办的杭州湾双语学校说明会延期的信息。家长们的恐慌因此加剧。尽管学校并没有把延期归因为可能存在的政策风险，但家长们还是很容易就在两件事上找到了联系：“看来并不是空穴来风”，民办学校的设立可能正在受到控制。

一些正考虑把孩子送到民办学校就读的家长担心的是另一件事——这会让过去本来愈发激烈的择校竞争急速加剧。最近在帮孩子择校的 Phoebe 说，今年在建的一些新学校，本来增多了大家的选择，然而政策可能导致很多学校审批不通过或转轨，之后的选择也会随之减少。

在上海，开设国际课程的学校本来就不多，且大多分布在松江、闵行、浦东、金山等区。一位家长表示，在其居住的闵行区，优质的国际化教育资源本来就少，因而可选的学校非常有限。

困难还发生在家庭内部。并非所有家庭成员一开始就能达成一致。

一年多前，Phoebe 的丈夫并不赞同她想把女儿从公立学校转入民办双语学校的想法，他相信，对女儿来说，能够适应任何一个环境并生存下来的能力是极为重要的。耗费心力把她送到一个舒适的地方不仅多此一举，而且可能会对成长起到反效果。

在这个群体中，父母双方所扮演的角色和普通家庭并无本质差异。家长群里大多数是妈妈，她们总是早早就开始做规划，细心地比较不同学校的课程与设施，紧密地关注着孩子的学习状况，并时常互相交流有关家庭教育、亲子关系的话题。爸爸更为严苛些，担心孩子过早出国会“学坏”。

分界有时也没那么鲜明。吴帆的丈夫去学校探望孩子时，同样细心地发现严冬的教室没有开空调，不少孩子的手上长了冻疮，而旁边的教师办公室却开着空调，这件事成为了他决定将孩子从公立转去民办双语学校的一个动因。他认为，这种环境“不正常”。但家长们通常习惯了颠倒的“正常观”，这让他和吴帆觉得很可怕。

Phoebe 这位颇有想法的先生最终还是被说服了。Phoebe 认为，这和她加入不少家长群、时不时将各类教育信息与丈夫分享有关，同时，也和丈夫在国外经商的经历有关。两人最后达成了共识。

但这种共识看起来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这对父母认为，让女儿早一点进入国际课程体系，对她出国留学会有帮助。这种想法在家长中挺常见，他们认为在语言能力的培养上，“民办双语学校更看重语言的学习”；而在个人素质方面，“你的重点是希望她能有更好的自我学习和自我拓展的能力，这是国外院校非常看重的”。

公立学校家长们的焦虑也让他们不适。一位妈妈在接受采访时说，她的一位做全职妈妈的邻居，为了让两个在公立学校读书的女儿成绩不输人，每天在家学习孩子的课程，而周末大多奔波在接送孩子上下补习班的路上。

“公立学校，家长基本没有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就担心这样，不想去公立学校。”这位母亲说。不仅如此，她还认为：“焦虑会传递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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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风险并不是在今年冬天才出现的。

考虑到做出这项选择的最终目的是出国留学。国际课程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与国内的主流课程，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体系。每位接受采访的家长都表示，一旦跳出体制内，就没法再回去；即使回去，因为“学的东西都不一样”，也竞争不过同龄人。

张丽贝的孩子刚从上海的一所民办双语学校考入美国的高中。她并没有印象孩子曾使用过语文课本：“就是弄一本论语，还读红楼梦之类的。”语文课的授课模式，是阅读、交流加写作。英文课也是如此。

教授国际课程科学课的丁若然，时常会在课上给学生看最新的 TED 演讲，也常带着学生做各种有趣的实验。发放种子让学生回家种植并记录下植物生长的全过程，是她布置过的一次考试内容。“种不出来也没关系”，最后的结果只占很少的分数。

与普通公立及民办学校差异更大的是，多数国际课程都实行分等级授课，学习能力相近的孩子被划归到同一个班。

在一些家长看来，这个体系对于“不是学霸”的孩子，更为友好。“这样分对孩子是有好处的，一个水平的在一起，就不大有压力。A班的平均分 90 分，C 班 70 分，如果在一起（上课），C 班的都会很痛苦。”一位家长评价说。

这些非学霸的孩子可以在别处发挥所长。比如在义卖会上一下就能卖出 2000 元商品，如果喜爱服装设计就参加服装设计比赛。

Phoebe 的丈夫此前担心的正是竞争氛围不够带来的“适应力不行”。但丁若然认为，事实恰恰相反。“扬长避短”更接近现实社会。“公立学校讲究补差，哪门差补哪门，但是在社会上，主要靠优势，如果全部抹平了，就没有优势了。”丁若然说。

整个体系中可能最敏感的部分，是对民主和人权的隐性宣传，和对重要历史事件的模糊处理。吴帆翻看过孩子的历史课本，也听孩子讲过不少历史课的趣闻。孩子会被要求思考，诸如斐迪南夫妇如果未被刺杀，一战是否还会发生等问题。课堂以讨论为主，课本上出现的多是史料和案例，“不会给他们下一个浅显的结论”。

和以上所有内容包含的争议和保留不同，在一件事上，家长们的看法高度一致：“希望英语能学得好一点”。大部分的国际课程都用英文授课。在给出的择校理由中，这一点被所有人提及。

这些“先锋”家长仍然保留出了功利的一面，即便过去他们痛恨中国通常教育中的这部分。这同样可以表现在看法最容易出现分歧的语文课上。“小孩子都知道自己是不会去高考、不用考语文的，所以语文在他们心中市场不大好。”家长张丽贝说。但一些家长担心，如果语文学得不好，这会让孩子日后回国时同样缺乏竞争力——而这本来是他们把孩子送出国、并尽早走上这条轨道的初衷。

只有一位家长提到，她本来希望孩子能通过国际课程学习批判性思维，并对民主和人权有所认知。

3

事态的扭转比想象中要快。

10 月 24 日，上海市教委在官方微博上做出澄清，称人们对这件事“存在曲解”。这个官方的社交媒体账号还点名了另一个社交平台微信上的虚假报道《 2017 义务教育又要变天？双语学校或将受到重大冲击》。

准确的说法是：上海市教委将根据《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程“国家实行教科书审定制度”，“对民办学校涉外办学情况进一步梳理”。

但除了社交媒体之外，官方并没有在更正式的场合提及这件事。距离会议召开的时间已有一个月，截止发稿，上海市教委并未公布具体的执行文件。目前所见较为具体的说法可能来自于《财新》，这份报道严肃政经新闻的杂志称：“中外合资、外资、内资（有外资背景）”的学校课程将受审核，并将“禁止国际课程的整建制引入”。

一些家长在群里说，他们得到的消息是，要进行整治的主要是“历史教材有问题”、“价值观不正确”的学校及课程。

王萌也验证了这种说法。过去她不理解，为何在学生都是奔着出国去的双语学校，孩子还需要读三字经，背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她认为中文相关的课程并不是必须的，还有点儿抱怨女儿所在的星河湾双语学校紧张繁重得和公立学校几乎没差。但整治学校、审核课程的传言一出，王萌认为，这证明校长“有远见”。

如果传言属实，大部分家长都对此表示拥护，他们的底线是，“不取消国际课程就行”，其他的“管不了那么多”。即便学校打算“推行传统文化”，教授《弟子规》，他们也同样“欢迎”。《弟子规》中陈旧的忠孝观一直以来饱受争议。

才过了不到一周时间，民办学校学生的家长都在采访中表示，学校的老师告诉他们并不需要担心。尽管联系到的四所提供择校服务的培训机构，都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但它们仍在公众号、家长群和朋友圈分享上海各类开设国际课程学校的择校资料、讲座信息，和满座的择校咨询会照片。

曾向培训机构做过择校咨询的 Phoebe 说，培训机构告诉她，目前已经开班的学校几乎不会受到影响。

王萌所在的家长群，也几乎没有人再提这件事。大家都在观望。正准备把孩子送入民办双语学校的两位家长都表示，他们并不焦虑，“总会有对策的”。他们用一种长期浸淫社会的老道口吻说。

唯一需要担心的是，民办学校的入学需求仍在持续上升，竞争愈发激烈，家长和孩子会陷入过去避之不及的“中式焦虑”中。

Cathy 准备明年让孩子入读民办双语小学，从今年九月份开始，就为孩子报培训班进行学习。幼升小语数外衔接班、钢琴课、思维课，“能报的都报了”。周末两天，只剩下周日下午有一点空。而工作日的每个晚上，她都会陪着孩子一起学习功课。

即便如此，她还是后悔自己开始得晚了：“很多家长从小班就开始做准备了。”

如果想要申请排名靠前的美国大学，丁若然称，孩子既要兼顾学业，还得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来为履历加分，很多人得忙到凌晨才睡。

王萌女儿当初轻松考入的民办双语学校，只过去了四年，目前的竞争已激烈到只有“最最优秀的孩子”才有希望被录取的地步。她说，今年面试题中所考察的一些英语词汇，是在女儿二年级课本中才出现的。

根据里昂证券（CLSA）的估计，中国目前的私立学校教育市场规模已超过 3.15 亿美元；而在 2018 年之前，私立国际化学校学生的就读人数将保持每年 14% 的增长。

过热的市场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外教质量的参差不齐。张丽贝的孩子就遇到过很差劲的外教，“上课不知道在讲些什么”。而一些真的很优秀的外籍老师，通常合同期一满，就离校。“不能长期待在这里为你服务。”张丽贝说。

“外国人不会像我们，一直在一个地方待着。”这位家长说，他们习惯了散漫的生活。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的王萌、吴帆、张丽贝、丁若然、Phoebe、Cathy 均为化名。）

题图：

gbtimes、Wikipedia、Wikipedia（1）